通往地下室的楼梯比科瓦奇预想的更深。朱利安走在前面,脚步轻而快,像是已经在脑子里走过这条路无数次。楼梯间墙壁上的油漆大片剥落,露出下面发黑的砖石。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旧纸张混合的气味,还有一种更隐晦的味道——像是某种化学品在密闭空间里存放了太多年,已经渗进了墙体本身。
他们在第三层地下平台的铁门前停住。这扇门和印刷厂那扇几乎一模一样,但门锁是双重的——左右各有一个钥匙孔,中间隔着一掌宽的距离。朱利安从风衣内侧掏出两把铜钥匙,递给科瓦奇一把。钥匙柄上刻着同样的编号:0714。
“同时转,”朱利安说,“逆时针,转到你听到咔嗒声为止。”
科瓦奇把钥匙插进右侧的锁孔。两人的手同时转动,动作出奇地同步,像是被同一个神经中枢控制着。锁芯内部发出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声,铁门震了一下,然后缓缓向外弹开。
门后的房间不大,大约只有二十平方米,但天花板很高,顶上悬着一盏落满灰尘的水晶吊灯,灯不亮,取而代之的是墙角的应急照明灯发出的昏黄光线。房间中央摆着一张红木长桌,桌上整齐排列着十二个铁制文件盒,每个盒子上都贴着年份标签,从1984年到1995年。
“原始实验记录就在这个房间里,”朱利安说,“但基金会的人只知道楼上的档案室。他们花了三十多年掩盖的东西,全在这里。”
科瓦奇走到桌前,打开第一个文件盒。盒子里面的纸张保存得很好,没有被虫蛀也没有受潮。最上面的一份文件是一张手写的实验日志,日期是1984年7月14日——他们的出生日期。日志的抬头用红墨水写着:“俄耳甫斯项目——首日记录。对象B已从产科转移至培养单元A7。对象A留置于母体观察室。初步共情信号监测数据见附录三。”
附录三是一张脑电图记录,上面有两条波形线。一条标注着“A”,一条标注着“B”。科瓦奇不是神经科学专家,但他看得出这两条线的峰谷几乎完全同步。他在任何教科书上都没见过这种程度的镜像反应。
“基金会的第一批数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朱利安的声音从房间另一侧传来,他正在检查墙角的通风管道,“他们发现我们之间的信号强度是正常双胞胎的四十倍。正常的双胞胎能模糊地感知对方的疼痛,但我们可以精确到具体哪一根手指在疼。”
“药物,”科瓦奇说,“莉迪亚在录音里提到,你在七岁时被注射了突触强化剂。”
朱利安的手在通风管道的铁栅栏上停了一秒,然后继续检查。“那不是强化剂。那是一种从猪脑垂体里提取的神经传导催化物,原始配方是温斯洛从他导师在军方生化实验室里偷出来的。注射之后大脑边缘系统会发生不可逆的结构性变化,共情回路的髓鞘会被强制剥离,让神经信号以原来四十倍的速度传导。”他把铁栅栏卸下来,放到一边,转过身看着科瓦奇,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没有自怜,只有一种冰冷的陈述语气。“听起来很高端,但翻译成人类的语言就是:你从此不能再屏蔽任何人的痛苦。你听到、看到、感知到的一切负面情绪都会直接穿透你的大脑,像刀子穿过一张湿纸。那年我七岁。”
科瓦奇握住文件盒边缘的手指微微泛白。
“九岁那年割腕的男孩叫莱纳斯,”朱利安继续说,声音平稳得可怕,“他是培养单元A9的实验对象,和我同岁。他没有承受住基金会注射的另一批药物,他的大脑在第六次注射后出现了严重水肿。温斯洛不想让事故曝光,所以伪造了一份自残记录,然后把莱纳斯从培养单元里带走了。走之前温斯洛告诉我,如果我敢把真相说出去,他就会对你动手——他们知道你的名字,知道你在哪里上学,知道你母亲每天几点接你放学。”
朱利安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那是一根断成两截的碎玻璃,边缘被磨得很钝,显然被人反复握在手里很长时间。“我把它藏在枕头里藏了四年。不是为了割自己。是为了提醒自己,这把玻璃的另一头磨不进我的手腕,只能磨进那些人的喉咙。”
科瓦奇走到房间的另一侧,打开1987年的文件盒。里面的记录更加密集,每周都有新的共情实验数据,每份数据都附带一份手写的观察笔记。从笔迹看,观察者换了好几个人,但记录的内容始终围绕同一个核心问题:“B能否感知A的特定情绪?如果能,信号强度是否可以反向控制?”
科瓦奇翻到一份1988年3月的记录,看到一页被红色便签标记出来的页面。便签上写着:“反向传导实验第一次成功。A的恐惧情绪被B成功接收,B的应激激素水平上升370%。”他继续往下翻,看到了第二天的记录:“重复实验。A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射了致幻剂,B在隔离状态下出现同步视觉幻觉。确认通道为双向。”
科瓦奇把文件放回盒子。他知道自己不需要再读下去了。1988年那年他四岁,母亲伊琳娜开始频繁地对墙角说话。她对护士说小儿子在墙里面哭,护士说那是她的幻觉,给她注射了镇定剂。但那些不是幻觉。她真的听到了,不是因为她的精神有问题,而是因为她生下的两个儿子在子宫里建立的连接,被基金会用化学方式强行扩增,而那个叫朱利安的孩子从未停止过哀嚎。
他转过身,对朱利安说:“墙后面是什么?”
朱利安没有说话。他走到长桌的另一头,在最末端的墙上推了一下。一块大约一米见方的墙板向内陷进去,露出后面一个嵌入墙体的保险柜。保险柜上没有数字键盘,只有一个圆形的转盘,转盘表面刻着一圈乐谱符号。
“温斯洛死之前把这个保险柜的组合告诉了我,”朱利安把手指放在转盘上,“他说他的一生都在害怕这个柜子里的东西,但他没有胆子亲手毁掉它。他说如果他毁掉了,他就会失去唯一的护身符。”他按照某种特定的顺序转动着转盘——高音符号,低音符号,休止符,再高音符号。柜门发出一声沉闷的咔嗒。
保险柜的门弹开了。
里面只有一个文件袋,牛皮纸材质,封口处盖着潘诺斯基金会的铜印。文件袋正面用红色墨水手写着几个字:“俄耳甫斯项目——资助人原始协议。绝密。仅限董事会查阅。”
科瓦奇接过朱利安递来的文件袋,拆开封口。里面有三份文件。第一份是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卫生委员会的拨款决议书,日期是1984年1月,批准向潘诺斯基金会拨款四百三十万美元,用于“脑神经双向传导的医学应用研究”。决议书的最后一页是投票记录,七票赞成,一票弃权。发起人栏里签着一个名字:安东尼·杰拉德·赖斯。
杰森·赖斯的父亲。
科瓦奇把决议书放在一边,拿起第二份文件。那是一份手写的私人备忘录,纸张上印着芝加哥市议会的抬头发信笺。备忘内容只有短短几行:
“温斯洛博士:你上次向我汇报的进展令人满意。关于双胞胎样本的筛选,我们同意你的推荐。母亲的精神病史可以为后续任何不必要的公开泄露提供足够的掩护。请务必确保所有实验记录的保密级别达到最高。我将在下个季度安排一次亲自探访。——A.G.R.”
A.G.R.,安东尼·杰拉德·赖斯。他看过母亲的病历,知道伊琳娜在怀孕期间曾被一位妇产科医生诊断为轻度焦虑症。基金会把这项诊断扩展成了一份全套的精神病史伪造件,锁在产科档案室里,作为日后应对调查的预备。赖斯知情。他从一开始就知情。
第三份文件是一张照片。科瓦奇把它翻转过来时,感到整个房间的空气忽然降了几度。
照片拍的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站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对着摄像机镜头。男孩的头发被剃得很短,穿着不合身的白色病号服,左手腕上缠着纱布。他的眼神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像是把所有情绪都彻底关掉了的空白。但科瓦奇知道那种空白是什么。他在无数次审讯中见过它——那不是情绪缺失,那是情绪被压缩到了一个临界点,再往前一步,就会变成刀。
照片背面写着:“朱利安·K,1994年。温斯洛博士拍摄。用于记录‘俄耳甫斯一号’对象在长期隔离环境下的行为表现。备注:对象曾试图用偷藏的碎玻璃刺向夜班守卫。行动未遂。惩罚措施:感官剥夺室四十八小时。”
科瓦奇把照片放回文件袋。他的动作很慢,每个关节都像在水下移动。他抬起头,看着朱利安。
“他们把你关在感官剥夺室里关了两天,是因为你试图反抗?”
朱利安的回答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他们把我关在感官剥夺室里是因为他们觉得还不够。第四天,温斯洛说如果我再敢动手,他会让人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你。从那天起,我不再反抗了。”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轻,“但我没有停止打字。那些信,我寄给了所有我能找到的记者、律师、警察。七年里没有人相信我。直到你写了那份三百页的侧写。”
科瓦奇把文件袋重新封好,放进风衣内袋。这时他们头顶的天花板传来了脚步声,比刚才更近,更密集。基金会的三人小组已经完成了楼上档案室的搜索,正在朝地下室方向移动。
“他们要的不是这些记录,”朱利安说,声音忽然变得锋利,“他们要的是保险柜里还有另外一样东西。温斯洛在死之前把它转移了。他转移到了圣卢克育幼院的地下室。”
“什么东西?”
“原始实验样本的冷冻保存罐。不是组织样本。是完整的脐带血和骨髓样本,分别来自A和B。基金会需要这两份样本来完成共情通道的终极验证。如果他们拿到了样本,他们就能证明这项技术可以复制——不只是在双胞胎之间,而是在任何人类个体之间。”
科瓦奇愣住了。这项技术可以复制。这句话的含义在零点几秒之内刺入了他的逻辑核心——基金会的真正目标从来不是他和朱利安。他们只是一次试运行。基金会计划的是更大规模的干预,更广泛地构建人为的共情通道。不是用来感知痛苦,是用来控制。
“样本现在在哪?”
“圣卢克育幼院地下室的一个冷藏柜里。那是玛利亚修女藏起来的。她知道那是什么,但没有人能接触它——因为那所育幼院在十年前就被基金会卖了。现在的产权所有者是新艾恩港港务局。而港务局的主席,正好是——杰森·赖斯。”
科瓦奇听到楼梯间传来金属碰撞的声音,有人正在撬铁门。
“样本的事稍后再处理,”他按住朱利安的肩膀,“先从通风管道出去。”
朱利安指了指墙上那个被他卸掉的管道栅栏。“这条管道直通锅炉房的旧排烟道,能爬到地面。你先走。”
“一起走。”
朱利安停顿了一秒。然后那个极其微弱的弧度再次出现在他的嘴角,这一次不是笑容,而是某种像是终于被承认的印记。他弯下腰钻进通风管道,科瓦奇紧随其后。
两个人在狭窄的金属管道里匍匐前进,管道内壁的锈屑刮过他们的风衣。大约爬了五分钟,管道忽然向上转折,一束昏黄色的光从上方透下来。朱利安推开头顶的铁栅栏,爬了出去。科瓦奇跟在他后面,两人站在了产科楼锅炉房废墟的中央。地面上散落着碎砖和被切割下来的管道,天花板上倒挂着一个断裂的烟囱。
远处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不是那三个基金会的人,是另一辆车,正沿着通往产科楼的唯一道路疾驰而来。
朱利安透过破窗朝外看了一眼。“赖斯。他来坐镇了。”
科瓦奇站在废墟里,风衣上沾满了管道里的铁锈和蛛网。从口袋里传来手机震动,屏幕亮起,是莉迪亚的号码。他接通,传来的却是另一个声音,低沉而冷静,用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腔调说:
“科瓦奇,你不需要躲。我知道你在地下室找到了什么。现在我建议你回到这栋楼里和我当面谈谈——因为你口袋里那份赖斯家族的原始协议,上面少了一个第二发起人。”
杰森·赖斯的声音停顿了一下。
“你母亲的名字,亚历克斯。她在被诊断为轻度焦虑症之后,在产科医生的压力下签了份同意书。你看到她签名的笔画了吗?那不是她的笔迹。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签了什么。而这份同意书的保管人,当年是莉迪亚所在那家报社的法律顾问。”
电话里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
“欧律狄刻的真正身份,从一开始就不是莉迪亚。是这家报社。是媒体把你们的母亲变成了项目的一部分。你花了七年追查叙事曲,而你一直以来追踪的每一个线索,都在向同一个方向汇聚。但不是指向我。”
电话挂断了。
科瓦奇站在原地,风从破窗灌进来,吹得地上碎纸和灰尘打着旋。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无名指上那枚婚戒在昏暗中反射出一点微光。莉迪亚。
所有的线索忽然在同一秒钟里重新排列了。旧货铺的纸箱、打字机下面的照片、产科楼的录音——每一处都有她的名字。而她在每一封信里都被称作“欧律狄刻”。但他从未想过一件事:在这个隐喻里,欧律狄刻不是俄耳甫斯的拯救者。欧律狄刻是死于蛇咬之后被俄耳甫斯带回人间的亡妻。她本身就是悲剧的一部分。
而俄耳甫斯在走出冥界的最后一刻回头看了她一眼,于是她永远坠回了黑暗。
朱利安站在破窗前,回头看着科瓦奇,那双燃烧的灰色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一丝不是愤怒也不是冷静的东西——某种接近于怜悯的情感。
“现在你明白最后一个音符是什么意思了吗?”
科瓦奇没有说话。他望着远方那辆越来越近的黑色轿车,车头灯的强光正在被湖面上的血红色反射层层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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