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州立医院产科楼坐落在斯普林菲尔德市郊外一座矮丘上,从远处看,那栋四层砖石建筑像是被人遗忘在荒草丛中的墓碑。科瓦奇在黄昏时分抵达,天边残存的赭红色光线把楼体染成了一种不祥的铜锈色。停车场的水泥地面龟裂得不成样子,野草从裂缝里疯长出来,一直蔓延到建筑入口的台阶。
产科楼在十四年前被州政府出售给一家私人机构,档案上写的是“中西部医学历史档案馆”,但科瓦奇查到的工商登记显示,这家档案馆的控股方是潘诺斯基金会旗下的一个空壳公司。档案馆名义上对公众开放,但实际上从未有人真的来这里查阅过任何资料。
铁栅栏门上挂着一把崭新的电子密码锁,与周围朽坏的环境格格不入。科瓦奇输入了他在印刷厂地下室找到的那把铜钥匙上刻着的数字——0714。密码锁发出一声短促的蜂鸣,绿灯亮起,栅栏门缓缓滑开。7月14日,他和朱利安的出生日期。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数字,然后大步走进建筑。
一楼大厅保留着老医院的格局,护士站的柜台还在,但柜台上方的药品柜被清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整齐的档案柜。墙上挂着一幅裱在玻璃框里的老照片,照片上是1984年的产科楼外景,门口站着三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女人的脸被照片上的反光挡住了,但科瓦奇认出了那个手势——她把婴儿抱得紧紧的,紧到不自然,像是有人正要把孩子从她怀里夺走。
母亲。伊琳娜·科瓦奇。
科瓦奇伸手去碰玻璃框的边缘,发现框子没有锁。他移开玻璃,从相框里取出了那张照片。翻到背面,看到了一行褪色的钢笔字:
“伊琳娜·K,1984年7月14日,双胎A保留,双胎B转移。文件编号:PN-0714-AB。”
在这行字的下面,有另一行字迹,笔压深得几乎穿透了相纸,显然是用另一支笔在很久以后补上去的:“她再也没有抱过他。她到死都在等有人把B还回来。——见证人,玛利亚修女。”
科瓦奇的手指在第二行字上停留了很久。然后他把照片仔细收好,沿着走廊朝档案区走去。走廊两侧的病房全部被改成了档案储藏室,每扇门上都贴着编号和入库日期。编号从PN-001开始递增,科瓦奇数到第十四扇门时停住了。
PN-0714。
门是虚掩的。
他推开门,房间里的景象比他预期中的更简单——没有满墙的病历,没有打字机,没有留声机。只有一张铁架单人床,一个锈迹斑斑的点滴架,和一个木质床头柜。房间的窗户被人用木板钉死了,唯一的光源是天花板上一盏嗡嗡作响的日光灯。
床上铺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婴儿服。两套。一套蓝色,一套白色。都是崭新的,标签还在,像是刚刚从某个百货公司的货架上买来的。
床头柜上放着一样东西。一台小型磁带录音机。
科瓦奇按下了播放键。录音机里传出莉迪亚的声音,沙哑而疲惫,但语气镇定得不像是一个被绑在椅子上的人。
“亚历克斯,如果你听到了这段录音,说明你已经找到产科楼了。我要告诉你的事情,你在任何档案里都查不到。潘诺斯基金会的‘俄耳甫斯’项目,从来没有真正结束。它只是改了名字。现在的项目代号叫‘第七音’,负责人是谁我不知道,我只查到它的核心假设——基金会认为,当双胞胎之间的共情通道被完全激活时,可以用于一种叫做‘远端行为干预’的技术。他们不需要你同意,亚历克斯。他们只需要你继续和朱利安保持连接。他们用了三十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刻。”
录音停顿了几秒,背景里隐约传来一个遥远的声音,像是在某个走廊尽头有人在说话。然后莉迪亚继续说,语速变快了。
“朱利安九岁时割腕的那个男孩,不是他的双胞胎哥哥。那只是一个和他同一个培养单元的孤儿。基金会把那个孤儿的死伪装成实验事故,是为了掩盖真正的事故——真正的实验事故发生在朱利安身上。他在七岁时被注射了一种叫‘突触强化剂’的化合物,药物导致他的大脑边缘系统永久性损伤,他的共情功能被不可逆地放大了。他感受到的一切痛苦、恐惧和愤怒,全部都以电磁波的形式辐射了出去。而你,亚历克斯,你的大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收了所有这些信号。你从七岁开始的每一次耳鸣、每一次睡眠瘫痪、每一次在犯罪现场不由自主地颤抖,都是他在尖叫。”
科瓦奇感到自己的指关节因为握拳太紧而发出轻微的咔嗒声。录音机继续播放。
“基金会发现这个副作用的真正价值之后,把朱利安从育幼院转移出来,关在潘诺斯总部地下三层的隔离室里整整十二年。他唯一能与外界交流的方式是一台老式打字机。他把所有的仇恨都敲进了那些信件里,一封一封寄给能理解他的人。而第一个真正理解他的人,就是你。你在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写了一份三百页的侧写,那是他被隔离以来第一次被人听见。他把你当成了哥哥。唯一的亲人。唯一的翻译。”
莉迪亚的声音忽然哽咽了一下,然后恢复了镇定。
“但基金会也听到了。他们发现你和朱利安之间的通道已经打开,于是他们策划了你的停职。他们认为,如果你被逼到足够绝望的境地,你的大脑会产生更强烈的信号,足以让朱利安在几百英里外感知到。他们不是在追踪朱利安,亚历克斯,他们是在用你当诱饵。”
录音的最后一句,莉迪亚的声音被切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声音,经过变声器处理的低沉男声,和科瓦奇在莉迪亚公寓答录机里听到的一模一样:
“亲爱的俄耳甫斯,莉迪亚说的不完全正确。她漏掉了一个细节。我不是在你七岁那年才和你产生连接的。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就在一起。你在母亲子宫里的最后两周,我用手指碰过你的脚心,而你踢了水作为回应。基金会只是把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放大了,他们没有制造任何东西。这是他们唯一学不会的东西:真正的连接,从来不需要实验。”
录音结束。科瓦奇把录音机翻过来,发现机器底部贴着一枚基金会铜制徽章,上面印着潘诺斯基金会的标志——一个倒置的竖琴,琴弦被画成了DNA双螺旋的形状。
他把录音机装进口袋,在房间里多站了片刻。他想起七岁那年的夏天,有一次他在后院玩耍时忽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从四肢末端涌来,像是有人用针刺穿了他的手掌。他尖叫着跑进屋里,但母亲看到他的伤口之后——不,没有伤口,皮肤上没有一丝破痕——她的脸变得比床头柜上的床单还要苍白。她把他搂进怀里,不断重复一句话:“不是痛,亚历克斯,不是你自己在痛。”
现在他终于知道那是谁在痛了。
走廊尽头忽然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脚步,是至少三个人的,皮鞋踩在旧地板上,步伐整齐,像是在行军。科瓦奇闪到门后,通过门缝看到三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从走廊另一端走过来。中间那人提着一个铝制手提箱,左侧的人握着一支短管霰弹枪,右侧的人正在拨打手机。
“档案室已就位,”那个打电话的男人说,“目标车辆在外面的停车场,他已经在楼里了。温斯洛博士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董事会要求最迟明天凌晨前关闭七号项目。是的,包括所有标本。”
标本。
科瓦奇的下颌肌肉抽紧。他退后几步,从房间的另一扇门——那扇通往隔壁档案室的门——无声地移过去。他在行为分析部门待了十七年,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把自己变成隐形人。而现在,在他弄清楚基金会所谓的“标本”是什么意思之前,他不能被发现。
他穿过三间相连的档案室,到达了走廊的另一端,然后沿着楼梯上到三楼。三楼的天花板有一个被撬开的维修通道入口,从那里可以爬到屋顶。科瓦奇在进入维修通道之前,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的日光灯光影——那三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是三个倒悬的音符。
他爬进维修通道,推开锈住的屋顶门,冷风扑面而来。
屋顶上不是空的。
有一个人坐在屋顶边缘,背对着他,面朝远处密歇根湖方向的暗红色天际线。那人穿着一件灰色风衣,和他自己身上这件一模一样。听到身后的动静,那人没有回头,只是举起右手,朝肩膀后面晃了晃,像是在打招呼。
“你比基金会的人早到了四十分钟,”那人的声音和录音机里经过处理的声音完全不同,是真实的人声,低沉、清晰,带着某种压抑了太久终于找到出口的平静。“我就知道你会。”
科瓦奇站在屋顶门口,和那个背影之间隔着大约二十米的距离。冷风从他的风衣下摆灌进去,但他不觉得冷。
“朱利安。”他说。
那个背影终于缓缓转过身来。暮光中,科瓦奇看到了一张和自己几乎完全相同的脸——同样的眉骨,同样的颧骨线条,同样的灰色瞳孔。唯一的区别是那双眼睛里的东西。科瓦奇在无数面镜子里见过自己的眼睛,疲倦、警惕、理性在底部坚守,但朱利安的眼睛里没有任何理性。那是两扇完全敞开的窗,窗后是一片正在燃烧的平原。
“你长成了我的样子,”朱利安说,嘴角浮现出一个极其微弱的弧度,“或者我长成了你的样子。谁先谁后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终于从侧写纸后面走出来了。”
“莉迪亚在哪?”
“莉迪亚在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她现在很安全,我的那封勒索信只是临时需要你加快速度。”朱利安从屋顶边缘站起身,朝科瓦奇走近了几步。他的步伐很轻,像是常年生活在狭小空间里的人终于踏上了开阔地面,每一步都带着一种不太确定的谨慎。“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基金会的人半小时后会进入这栋楼,他们要找的不是你或我,他们要找的是一份1984年的原始实验记录。那份记录上有一个名字,是莉迪亚查到最后一步也没能挖出来的名字。最后一个资助这项实验的人。”
“资助人?”
“叙事曲案的最后一个音符,”朱利安站定在距离科瓦奇三米的地方,从风衣内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打印纸,展开来递给科瓦奇。“这是潘诺斯董事会1984年的会议纪要副本,我从温斯洛的私人保险柜里拿到的。会议讨论了‘俄耳甫斯’项目的启动资金。投票发起人一栏里的名字,是你绝对不会想看到的。”
科瓦奇接过那张纸。他的目光扫过上面密密麻麻的正式记录格式,最后落在了投票发起人一栏。
那栏里印着一个他无比熟悉的签名——杰森·赖斯。
不是。不是老赖斯。是安东尼·赖斯。杰森·赖斯的父亲,曾任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卫生委员会主席。1984年,他用一笔政府拨款和私人捐款为潘诺斯基金会注资,注资项目代号就是“俄耳甫斯”。
“你的搭档,”朱利安说,“他七年前把你送进精神病院,不是为了保护你。是为了保护他父亲的政治遗产。赖斯家族在芝加哥的根基,一半建在基金会的地基上。”
科瓦奇握着那张会议纪要,风从屋顶上掠过,吹得纸张在他手里剧烈翻动,发出刺耳的脆响。他想起赖斯在码头仓库里说过的话,在圣卢克地下室里没有回答的问题,在他被停职那天的内部听证会上宣读证词时那种无可挑剔的平稳声音。
“你现在要做什么?”朱利安问。他的语气像是真的在问,不带任何预设,像是在等待一个他等了三十多年才终于能问出口的问题。
科瓦奇把会议纪要叠好放进风衣内袋,和黑胶唱片、产科病历、珍珠耳环放在一起。他的口袋现在已经装满了不属于他一个人的记忆。
“我要让基金会的人交出那份原始记录。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那个等了三十多年也没能抱到双胞胎B的女人。”他顿了顿,“为了伊琳娜。”
朱利安脸上的表情在暮色中剧烈地变化了一下,像是湖面被投入了一块石头。他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出口。然后他点了点头。
“地下室的旧档案库有一面墙是假墙,”他说,“真正的实验记录藏在墙后面。我有钥匙,但我一个人打不开,因为需要两个人的手同时转动锁栓。”
“你等了这么久,就等我帮你开一扇门?”
朱利安盯着他,灰色瞳孔里的火焰烧得更旺了。“我等了这么久,是等一个站在我对面而不是我的侧写文件背面的人。至于门,只是附带的。”
楼下传来脚步声和金属碰撞声。基金会的三人小组已经进入了大楼。
科瓦奇最后看了一眼湖面上那片仍然血红的倒影,然后转向朱利安。“地下室。带路。”
朱利安转身朝维修通道走去。在他弯腰进入通道入口的一瞬间,科瓦奇看见他的左手无名指上也戴着一枚戒指——不是婚戒,是一枚和他自己手上那枚一模一样的旧银戒指,是母亲伊琳娜生前戴过的那枚。
科瓦奇停了一秒,然后跟了上去。
两个穿着同款风衣的男人消失在屋顶的阴影里,维修通道的入口在他们身后合上。天边的最后一缕赭红色光线从产科楼的穹顶上滑落,像是某个人终于按下了交响乐最后一个乐章的起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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