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5日,清明。华京红旗广场的早晨是从鸽群开始的。
天还没亮透,住在广场东侧筒子楼里的退休教师顾远山就醒了。他照例端着搪瓷缸子站在窗前,看灰蒙蒙的天光一寸一寸漫过广场中央那根旗杆。旗杆基座上还残留着前一天下午那场小雨的水渍,被早起锻炼的人踩得斑斑驳驳。打太极的老孙头已经占好了老位置,练气功的老周太太把布鞋脱了摆在石阶边上,几个半大小子在追逐鸽群。广场对面,红旗机械厂的大喇叭开始播放早间新闻,播音员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顾远山看见一辆卡车从西侧路口拐了进来。他起初没在意。广场周边有几家单位在建楼,运建材的卡车进进出出是常有的事。但这辆车的速度不对。它没有减速,反而在加速。
卡车碾过路边的积水,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老孙头的裤脚。老孙头正要骂,抬头看见驾驶室里坐着一个女人。她双手死死攥着方向盘,嘴巴张着,像是在喊什么,但引擎的轰鸣声盖过了一切。
卡车冲进人群的时候,鸽子飞了。
顾远山后来在派出所做笔录时说,他觉得那一刻像是有人按下了静音键。他看见老孙头的太极剑飞起来,在空中转了两圈,剑刃反着光,然后插进路边的花坛里。他看见老周太太的布鞋还摆在石阶上,但人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看见那几个半大小子中的一个跑掉了一只解放鞋,白袜子踩在血里,还在跑。
但后来他看笔录记录员写在纸上的话,却只有干巴巴的几行字:四月五日上午六时四十七分,嫌疑人周小雁驾驶车牌号为华A-04732的解放牌卡车,由西侧路口驶入红旗广场,蓄意冲撞晨练群众,造成五人死亡、十九人受伤。车辆撞击旗杆基座后熄火,嫌疑人被当场控制。
有些事纸上是写不出来的。比如卡车撞上旗杆基座的时候,整个广场都震了一下。周小雁的头磕在方向盘上,额角磕出一道血口子,血流下来糊住了她的左眼。两个穿白色制服的公安冲上去拉开车门,把她从驾驶室里拽出来。她没反抗,浑身软得像一摊泥。一个公安把她两只手反剪到背后铐住,另一个公安托着她的下巴让她把头抬起来。
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认出了她。“这不是红旗机械厂的小周吗?”“哪个小周?”“工会那个管计划生育的,就是她!”“她怎么开的车?”“什么开车,她那是故意的!你没看见她冲着人去?”嗡嗡的声音像一锅滚开的水。
周小雁跪在地上,铐在背后的手让她的肩膀不自然地耸着,头发披散下来遮住了半张脸。她身上的蓝色工装左胸口还别着红旗机械厂的厂徽,编号0731。一个中年女人冲过来想打她,被公安拦住。中年女人嘶吼的声音像受伤的野兽:“你还我男人!你还我男人!”周小雁没有躲,也没有抬头,她的肩膀微微抖了一下,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
没人听见她说了句什么。
只有押着她的那个公安听见了。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女的嘴里一直念叨着一句话,反反复复就几个字。他没有记在笔录上,因为他觉得那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
她说的是:“他在这里。我看见他了。他在这里。”
周小雁被押走之后,现场还混乱了很久。救护车一辆一辆地来,白大褂们在血泊里奔走,担架抬走了一个又一个人。广场中间那根旗杆底部的基座被撞掉了一大块花岗岩,卡车的车头瘪进去,像一只踩扁的铁皮盒子。风挡玻璃碎成了蛛网状,驾驶座上有一摊血,是周小雁额头上流下来的。
刑侦大队的人到了之后开始拉警戒线,白石灰在地上画圈,标出尸体的位置。老孙头的太极剑作为物证被装进了塑料袋。老周太太的一只布鞋被后来赶到的小女儿捡了起来,抱在怀里哭得昏死过去。那个跑掉了解放鞋的小子叫黄小毛,十一岁,他跑回家之后才发现在自己的裤子上有一片他不敢看的东西。他是轻伤,但此后再也没有穿过白袜子。
广场周边几条街戒严了两个小时。红旗机械厂的领导赶到现场后脸色铁青,一个姓刘的副厂长掏手帕擦了好几回汗。公安问他周小雁在厂里的表现,他说表现不错,年年评先进,就是最近半年情绪不太稳定,跟爱人闹离婚,组织上正在做工作。公安问他闹离婚的原因,他支吾了半天说,好像是怀疑她爱人有外遇。
没人提到另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在周小雁的档案里出现过两次,但被归类为“家庭纠纷调解记录”。周小雁曾经三次找厂工会反映问题,三次都被调解员劝了回去。调解员姓屠,叫屠玉成,是工会的副主席,在厂里口碑很好,老好人一个。他调解过的夫妻矛盾据说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对。周小雁最后一次去找他的时候,是被两个女工从办公室里架出来的。她扒着门框不走,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句话,那句话后来被隔壁办公室的人当成笑话传了很久。
她说的是:“你们不知道他是谁,你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这话传到屠玉成的耳朵里时,他正在批文件,钢笔尖顿了一下,在纸上洇出一小团墨。他把那张纸撕掉揉成团扔进了纸篓,然后重新铺开一张,继续批。当天下午,厂里组织去广场对面看建材展览,屠玉成跟着一起去了。他站在人群里,远远地看了广场一眼,什么也没说。
周小雁被关进看守所的单间。审讯在当天下午就开始了。
审她的是刑侦支队的老陈,五十来岁,干了三十年刑警,什么样的犯人他都见过。哭的喊的赖的装疯卖傻的,他一眼能看穿。但周小雁让他有些发怵。她不哭不闹不说话,靠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地看着对面的墙,像是那堵墙上有一扇只有她能看见的窗。老陈问一句她答一句,声音很轻,但条理清楚,完全不像是疯了的样子。
你叫什么名字。周小雁。年龄。三十一岁。工作单位。红旗机械厂工会计生办。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要开车冲进广场。我想杀一个人。杀谁。他不说话。老陈又拿出现场死者的照片,一个一个给她认。她摇头。再换一批。还是摇头。一个都不认识。老陈把桌子一拍,声音大到连隔壁审讯室的灯都闪了一下。
周小雁抬起头来看着他,忽然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她说:“同志,你相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变成两个人?”
老陈愣住了。他后来跟同事说,那女的眼神平静得像是一潭死水,但死水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他问周小雁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又低下头去,再也不开口了。
审讯记录上最后写的是:嫌疑人周小雁供认犯罪事实,但拒不交代作案动机。精神状态有待鉴定。
消息传开之后,全城炸了锅。市里连夜开会,要求从严从快办理。华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的公诉人提前介入,辩护律师是市法律顾问处的万敏,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这是他接手的第三个刑事案件。万敏去见周小雁之前做了充分准备,带了一沓资料,准备从她的精神状态入手做罪轻辩护。
但见面之后他才发现,这案子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说不清的古怪。周小雁对他的问题爱答不理,但忽然会主动问他一些毫无关联的事,比如广场翻修之前是什么样子的,旗杆基座底下有没有挖过什么东西。万敏说你问这些干什么,周小雁又不说话了,嘴角浮起一个很淡的笑,那个笑容让万敏后脊梁一阵发凉。
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她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她怕的东西不在看守所外面,在看守所里面。不对,不在看守所里面。在她心里面。
四月十日,案发后第五天,华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旁听席座无虚席。受害人家属被安排在前排,有人从头哭到尾,有人中途晕厥被抬出去。周小雁被法警带上来的时候,全场起了一阵骚动。她的工装被换掉了,穿着一件灰色的囚服,头发被剪短了,额角的伤口贴着一块白纱布。万敏后来在笔记里画了她的速写,寥寥几笔,旁边写了一个批注:像一只被扭断了脖子的鸟。
庭审过程快得不可思议。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证人出庭作证,万敏做了从轻辩护,提出周小雁因家庭矛盾长期积郁、精神状况异常等酌定情节,请求法庭从宽处理。但公诉人当即反驳,指出其行为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庭审从上午九点持续到下午三点,中间休庭一小时。审判长当庭宣布判决:被告人周小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警问她是否上诉。她摇了摇头。
万敏记得她摇头的动作很轻,像是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又像是等这个结果已经等了很久。她被带下去的时候路过旁听席,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停住了。
后来万敏反复回忆那个瞬间,确定她是看见了什么人。因为她原本没有表情的脸忽然抽搐了一下,瞳孔骤然收缩,嘴唇翕动像是要说什么。但法警没有给她停留的时间,两个女警一左一右架着她的胳膊把她拖了出去。她的脚在地上拖出两道痕迹,灰色囚服的下摆扫过门槛。
万敏顺着她目光的方向看过去,只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正在低头咳嗽,用手帕捂着嘴。那人的右腿似乎有点跛,站起来的时候身体微微倾斜。他咳嗽完了把痰吐在手帕里,叠好放进口袋,然后拄着拐杖慢慢走出了法庭。
万敏问旁边的人那是谁。那人说,你不认识啊?那是红旗机械厂的工会副主席,叫屠玉成,这次也是受害者,右腿骨折,打了一个多月的石膏,这两天才拆。他今天来是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代表出庭的。
万敏哦了一声,在笔记本上随手记下了这个名字。他不知道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会在三十八年后,像一把生了锈的刀一样,从历史的尘埃里被重新挖出来。
四月三十日,死刑执行令下来了。行刑时间是当天上午十时,地点在城北的河滩地。
据说周小雁走得很安静。她把遗书交给了法警,遗书上只有两行字:把我埋在能看见广场的地方。告诉谷雨生,姐姐没忘。落款是徐阿娣。
法警看不懂第二句话什么意思,也没有人去追查“谷雨生”是谁。遗书被装进档案袋,贴上封条,塞进了法院档案室的铁皮柜子最底层。
三十八年后,档案馆员林乔在整理这批老旧卷宗的时候,档案袋的封条因为胶水老化自动裂开了。一张泛黄的信纸掉了出来,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全部力气刻上去的。
林乔翻到背面,看到一张夹在信纸与衬纸之间的薄如蝉翼的宣纸,上面被人用极细的笔尖密密麻麻地画满了图案。他凑近了看,头皮一阵发麻。
那是一张地图。图纸中央画着一根旗杆,旗杆基座的位置被圈了起来,旁边写了一行蝇头小字——
“甲申年腊月十三,一百三十七口,尽埋于此。屠大川。”
而“屠大川”这三个字的笔画里,又被人用红笔填进了两个新字,鲜红得像血一样,几乎要从纸面上渗出来。
那两个字,是“玉成”。
林乔的手开始发抖。他把信纸翻过来,对着日光灯管看。穿透纸背的光线里,周小雁的名字也在变化——钢笔字的墨迹下面,隐隐露出另一个名字的痕迹。那是被橡皮擦掉后又重新写上去的。被擦掉的,是“徐阿娣”。写上去的,是“周小雁”。
窗外,红旗广场的鸽群忽然惊飞,在档案室的玻璃窗上投下一片凌乱的影子。林乔把那几张纸收进公文包里,看了一眼墙角那台碎纸机,又看了一眼门口。走廊里传来同事说笑的声音,越来越近。
他做了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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