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后的通道比克罗斯想象中要短。他走了大约二十步，蓝白色的烛光就稳定地照亮了一间拱顶小室——比暗渠密室更小，大约四平方米，地面铺着旧式红砖，墙壁用白色石灰抹平，没有壁画，没有文字，只有正中央一座半人高的石台。石台上放着一只敞开的铜箱，箱内衬着深蓝色的绒布，绒布中央嵌着一块铁质铭板。铭板约莫两掌宽，一掌半高，边缘被铜锈和灰尘覆盖，但中央刻着的字母依然清晰可读：花体的“科尔瓦奇·阿伦遗嘱——1899年3月”以及下方的正式条款全文。文字以拉丁文和德文双语雕刻，每一个字母的笔划都深而均匀，显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刻字工匠的作品。
克罗斯走到石台前，没有立刻伸手触碰铭板。他先用手电从侧面照射铭板的表面，检查是否有附着物或脆化迹象。铁质基底保存得相当完好，边缘虽有氧化层，但整体结构未变形。他戴上手套，小心地将铭板从绒布嵌槽中托起。铭板的重量比他预想的更沉，大约有两三公斤，背面是平滑的铸铁面，没有任何附加雕刻。在铭板下方，绒布垫上压着一张泛黄的纸片，纸片上用钢笔写着一行简短的说明：“此铭板于1900年由市政厅工务局铸制并存入地下金库。复制遗嘱原件已归档于市政厅三楼保险柜。如有争议，以此铁质版本为终审依据。”
杜瓦尔在他身后走进小室，她的脚步声在砖面上发出闷响。她没有碰铭板，只是站在石台旁边，用手电扫视四周的墙壁。墙壁上没有接缝，没有暗格，整间小室似乎就是为存放这方铭板而专门建造的。在铭板原来放置的位置下方，石台表面刻着一行极浅的小字：“此物唯一，已无副本。”她蹲下来用手指描摹那行字的凹痕，确认了刻字时间和铭板的铸造年份相近。
年轻克罗伊茨站在通道入口处，没有进入小室。他靠着砖壁，右臂交叉抱在胸前，掌心的银线在蓝白色烛光下若隐若现。他看着克罗斯把铭板小心地用绒布包裹起来，放进公文包，然后开口说：“你现在拿到了最原始的产权凭证。明天的法庭上，只需要把这方铭板当庭展示，再配合那份羊皮纸遗嘱，法官会立即驳回克罗伊茨基金会的抗辩。跨国诉讼中的财产归属问题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最终裁决。一切到此为止。”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微微一变，“但你知道，我不会只是来给你送这件东西的。”
克罗斯把公文包拉链拉好，挂在肩上。他转身面对年轻克罗伊茨，“你想要什么？”
年轻人从外套内袋里掏出一只小皮夹，打开后露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站在一座喷泉前——正是狂欢节广场的铜像喷泉，但照片里的喷泉还没有被彩灯包裹，周围没有摊贩，铜像的天平上也没有任何装饰。照片背景里可以看到正在修建中的市政厅东翼，脚手架从楼顶垂下来。“这是我母亲，”年轻克罗伊茨说，“她在一九八七年是克罗伊茨家族派出的‘联络人’，负责在狂欢节期间监视你父亲的行动。但她和你父亲之间发生了联络人职责之外的事情。她怀了我。然后你父亲在狂欢节闭幕夜跳了河。”他的声音保持平稳，但最后几个字的尾音略微上挑，像一根绷紧的弦突然被松开，“我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我姓克罗伊茨，但我身体里有你父亲的血。”
克罗斯的手停在公文包带子上。小室里的烛火跳了一下，蓝白色的光在砖墙上投出摇晃的阴影。他看着那张照片，女人抱着婴儿的姿态放松自然，嘴角有浅浅的笑意，婴儿裹在一条白毯子里，只露出圆润的脸颊和一双还没有完全睁开的眼睛。“你父亲在沉河之前见过我母亲一次。他把那面复制铜镜交给她，说‘如果我的儿子将来找到了门，把这面镜子给他’。他把原件沉进了运河，把复制品留给了你。”年轻人把照片收回皮夹，塞回口袋，“我母亲去年去世前告诉我这一切。她让我在今年狂欢节找到你，把铜镜交给你，然后告诉你铁门的秘密。但她没有告诉我的是——你在广场上和我对视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你了。你和我父亲旧照里的神韵一模一样。”
杜瓦尔从小室角落里走出来，她站在克罗斯和年轻人之间，目光平视着后者：“你今晚穿这件深紫色天鹅绒外套，是为了让你哥哥以为你是凶手。你故意让他产生错误的判断，然后在他打开铁门后才揭示身份。你想要什么？遗产的一部分？还是某种更复杂的……”
“我想要他的名字。”年轻人打断她，声音忽然变得直接而锐利，“我想要我父亲的名字出现在那面白墙上。不是‘埃德蒙·克罗斯·Sr.’，而是他的全名，连同他作为科尔瓦奇后裔的真实身份。那面墙上的名单从来没有完整过——因为克罗伊茨家族一直在篡改记录，把所有‘守门人’都标记为掠夺者的后裔。但我想让历史文本完整。那张墙上的名字应该包括我父亲、包括我母亲、也应该包括我。”他把右掌伸出来，掌心的银线在烛光下微弱地亮起，“我也有银线。我也有铜镜的印记。我也是仪式的一部分。但我要的不是继承财产，我要的是继承真相。”
克罗斯沉默了很久。小室里的烛火稳定下来，蓝白色的光照在铁质铭板的边缘，反射出一圈细长的光晕。他走到年轻克罗伊茨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一臂。他看着那张和自己父亲相似的脸型，以及下颌处那道若隐若现的红痕——和他自己下颌上的那条，位于同一侧、同一角度、同一长度。“你母亲的名字叫什么？”
“莱娜·克罗伊茨。她和我父亲只见过四次。每一次都在狂欢节期间。最后一次见面时，父亲把那面复制铜镜交给了她，然后对她说：‘如果他来找我，让他用这面镜子开门。里面有一块铭板。记住，开门的人不是继承者，而是归还者。’”年轻人复述这句话时，他的声音不自觉地放轻了，像是在念一段已经被反复默诵过很多次的话，“我父亲不认为自己是守门人。他认为自己是快递员。他把铭板放在这扇门后面，把钥匙留给母亲，把铜镜留给你。他只是中间的一只手。”
克罗斯把公文包的拉链又拉开一条缝，伸手进去摸了摸铜镜——它已经不在了，已经嵌在铁门上。他现在无法把它带出来了。铁门凹槽和铜镜之间的机械锁定一旦完成，铜镜就永远和门合为一体。“我已经把铜镜放进去了。如果那面墙需要你父亲的名字，我可以回到密室里，在白墙上用笔写下他的名字和你的名字。但我不确定那面墙是否还会响应我的触摸——银线已经不亮了。”
他低头看自己的右手掌心。银线确实消失了，完全消失了，皮肤恢复成正常的纹理和颜色，连之前那五道渗入皮肤深处的银痕也不见了。只有锁骨中央那枚银色圆圈还在，用手触摸时能感觉到它依然微凉而平滑。“我的银线可能已经被铁门吸收了。那面墙也许不会再录入新的名字了。”他把手放下来，看着年轻人的眼睛，“但你还有其他方法。你母亲是否留下了任何书面记录——信件、笔记、或者任何能够证明你父亲身份的物证？”
年轻克罗伊茨从小室入口向后退了半步，从外套另一只口袋里拿出一只扁平的铁盒，盒盖用红蜡封着，蜡面压印着一只天平图案——和铜像天平上那只完全一致。他把铁盒递给克罗斯：“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她说‘当你的哥哥打开那扇门之后，把这盒东西交给他。他会知道该怎么做。’”克罗斯接过铁盒。封蜡完整，没有破损痕迹。他用刀片小心地切开蜡封，打开盒盖。里面是一叠薄纸，每一张都是用打字机打印的日记，日期从一九八七年一月开始，一直到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止——他父亲沉河那天。最后一页的末尾有一行手写的附注，是莱娜·克罗伊茨的字迹：“他跳河之前对我说：‘如果河水干涸，铭板就会露出来。但那不是我埋的。我只是把它放回应该在的地方。’”
克罗斯把日记纸重新放回铁盒，合上盖子。他抬头看着年轻克罗伊茨，两人之间隔着那盒日记和一片蓝白色的烛光。“明天法庭结束后，我会在媒体面前公开承认你是科尔瓦奇后裔的直系亲属。你的银线虽然微弱，但你是最后一任克罗伊茨姓氏的人——你可以选择把那个姓氏改为克罗斯或者科尔瓦奇。我会为你提交改名申请。”他伸出手，这一次是左手，没有银线、没有印记，只是普通的、干燥的、微微发颤的手掌。
年轻克罗伊茨低下头看着那只手。他的右手抬起来，同样没有银线，同样干燥而微颤。两只手握在一起时，暗渠远处传来一阵水闸开启的轰鸣声——水位开始快速下降，像有人打开了排水阀门。小室地面的水渍迅速褪去，露出干燥的红砖。蓝白色的烛火忽然被一阵从铁门外涌入的气流吹得剧烈摇晃，然后稳定下来。他们松开手时，铁门的凹槽中央传来一声清脆的断裂声——铜镜从内部碎裂成了两半，一半掉落在门槛内，一半弹落到暗渠干涸的砖面上。
那面复制铜镜完成了它的使命。它已经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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