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狩人的围猎

今井被送进精神病院之后，钟表铺的气氛变了。

以前他们五个人坐在这间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里，虽然彼此之间谈不上亲密，但至少有一种同舟共济的默契。现在那把空着的椅子就摆在角落里，没有人去移动它，也没有人去坐它。椅子背上还搭着今井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落下的深蓝色围巾，高原注意到那条围巾已经积了一层薄薄的灰，但始终没有人伸手去把它收起来。

真壁似乎对这种沉默毫不在意。他在今井入院后的第三天晚上召集了新的任务布置会，语气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仿佛少了一个人只是实验数据中一个可以被忽略的离群值。他从公文包里取出厚厚一叠文件，平铺在长桌上。水野扫了一眼——那是海东国厚生福利省特别补助金的正式申请表格，右上角都印着序列号，纸张的质地和他之前填过的校内报销单完全不同，指尖摸上去能感觉到细微的凹凸纹理，那是防伪水印的触感。

“高原的印章已经通过了银行系统的自动比对。”真壁说，把一份盖了章的试提交回执推到桌子中央，“上周我们用一个真实的项目编号做了一次试探性提交，厚生福利省海东支局的公文系统接受了这份申请，初审已经通过，目前进入了实质审核阶段。接下来需要补充三份附属材料——预算明细表、项目进度报告、以及合作机构的资质证明。”

“合作机构？”水野问道。他的口吃在熟悉的领域里会稍微减轻一些，填写表格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近乎肌肉记忆的技能，“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真实的机构来背书？”

“不需要真实存在，但需要在公开数据库里查得到。”真壁从文件堆里抽出一张打印好的名单，上面列着十几家社会福利机构的名称、地址和统一编号，“这些都是近五年内因经营不善而停止运营的非营利组织。它们的法人资格尚未被正式注销，在厚生福利省的登记系统里仍然是‘存续’状态。我们只需要选择其中一家，用它的名义出具一份合作资质证明，再附上伪造的机构公章即可。”

水野接过名单，目光一行行往下扫。这些机构的名字一个比一个陌生——真鹤市儿童课后支援中心、海东湾社区福利协会、阳光之家残障人士工坊——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曾经有过真实的工作人员、真实的受助者、真实的账目和日常。它们已经死了，但仍然活在政府的数据库里，像一具具被保留体温的尸体。

他选中了排在名单末尾的那一家——“海东湾社区福利协会”。这个名字的地址在真鹤市老城区的商业街上，离钟表铺只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距离。他决定亲自去那家机构的旧址看一眼。他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今井被带走之后，他需要找到一个办法来确认自己还能独立做出一些选择，哪怕只是选择伪造哪家机构的公章。也许他只是想亲眼看看，一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地方，在被世界遗忘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第二天傍晚，水野一个人去了老城区。真鹤市的老城区在过去二十年间被两轮经济衰退反复冲刷，商业街的店铺关了大半，只剩下几家药妆店和百元杂货铺还在勉强营业。他沿着门牌号一家一家数过去，最后在一栋四层旧楼的门口停下了脚步。

一楼是关闭已久的文具店，铁卷门上贴满了通下水道和二手家电回收的小广告。二楼到四楼的外墙瓷砖已经大片剥落，露出下面灰黑色的水泥。入口处的信箱格子里塞满了积压多年的邮件，大部分是广告传单，只有一封白色的信封半截露在外面，封口完好，没有被拆开过。水野抽出那封信，正面用印刷体写着收件人——“海东湾社区福利协会事务局 御中”，寄件人是厚生福利省海东支局。他捏了捏信封，里面有一张折叠整齐的公文纸，从厚度来判断，大概是一份补助金申请的审批通知书。

他把信重新塞回信箱格子里。然后他沿着楼梯走到二楼，协会的办公室门上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门缝里塞着一张泛黄的告示，上面写着“因运营资金不足，本协会自平成三十一年三月起暂停一切业务”。平成三十一年——那是八年前了。八年间，没有一个人来取走信箱里的政府公文，没有一个人来贴一张新的告示，没有一个人来告诉这个世界这家协会已经不存在了。它只是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数据库里某个字段的值——“存续”。

水野忽然意识到，真壁选择的这些机构并不是随机的。它们都是被遗忘的，就像他们五个人一样——被遗忘的学生，被遗忘的协会，被遗忘的助教。在这个世界的档案系统里，它们都有合法的身份编码，但没有任何人会去核实它们是否还在呼吸。

他回到钟表铺的时候，高原正在和真壁争执。

水野在巷口就听到了高原的声音。高原平时说话总是压得很低，像怕惊扰了什么似的，但今晚他的声音尖锐而急促，在狭窄的巷子里形成了一种近乎碎裂的回响。“为什么要选这家协会？”高原把那张机构名单摔在桌上，“这条商业街我以前去过，那家文具店就是我小时候买画材的地方。楼下的大叔我见过，他后来得了肺癌，店铺关了，人就没了。这家协会的办公室就在他的店铺楼上，他们帮过这条街上至少五十个低收入家庭。你现在要我用它的名义去骗政府的补助金？”

真壁等他全部说完，才缓缓开口：“你告诉我的这些信息，恰好印证了我的判断。这家协会在当地有真实的社会关系记录，它的法人编号、税务登记、过往项目档案都可以在公开系统中查到。从伪造文书的角度来说，它是最安全的选择。”

“我说的不是安全性！”高原一拳砸在桌面上，试印纸和空白表格被震得滑出去半尺，“我说的是——这些人，这些真实存在过的人，帮过真实存在的家庭，你不能拿他们的名字去——”

“他们已经被遗忘了。”真壁打断了他。语气不是呵斥，不是争辩，而是像在陈述一个不争的事实。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到几乎要被台灯变压器发出的嗡嗡声盖过，“八年来，厚生福利省给这家协会寄了三封补助金审批通知，没有一封被拆开过。八年来，它的法人资格还在系统里存续，但没有一个人记得它还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这个社会只关心数据，不关心人。它只需要你在数据库里有一个合法的编号，不需要你在现实里活着。”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低，像在自言自语。

“这就是虚舟计划教会我的第一课。”

虚舟计划。

水野站在门口，听到这四个字从他嘴里吐出来，语调和他布置任务时截然不同——那里面没有控制，没有算计，只有一种深埋在岁月底层的疲惫。真壁几乎没有在他们面前提起过这个名称，除了水野收到的那个信封里的记录表之外，一切关于虚舟计划的信息都像沉在水面下的冰山，只露出零星几个字的一角。但现在他主动提起了它。

真壁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泛黄的档案夹，封面上印着已经褪色的“绝密”印章和一行打印体编号——“虚舟计划·阶段总结报告书（1966-1971）”。他把档案夹翻开，里面夹着几十页打印纸和黑白照片，纸张边缘已经脆化发黄，有些地方被虫蛀出了细小的孔洞。他抽出其中一张照片，放在桌上。

照片上是一间和人文楼024室格局几乎完全相同的实验室。同样的金属长桌，同样的折叠椅，同样的日光灯苍白的光线。不同的是照片里的桌子上放的是一排按钮和电击设备，椅子上的年轻人手腕上贴着电极，脸上全是泪痕。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日期和编号。

“这个人是样本11。”真壁指着照片上一个模糊的侧影，手指在纸面上停留了很久，久到所有人都开始感到不安，“而我——样本7，在第三阶段的测试中，被要求对他进行惩戒。测试规则很简单：他每答错一个问题，我就按下一次电击按钮。电压从十五伏特开始，每轮递增十五伏特，最高到四百五十伏特。按钮面板上明确标注着——三百伏特以上为‘危险：严重电击’，四百五十伏特为‘极限：可能导致不可逆损伤’。我按到了四百五十伏特。”

没有人说话。高原的拳头还抵在桌面上，指关节的皮肤已经发白。佐佐木坐在角落里，手里的打火机停了。金城的背挺得笔直，嘴唇抿成一条细线。水野感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得极慢，每一下都沉重得像一块石头坠入深水。

“样本11并没有真的被电击。那些按钮连接的不是电击设备，而是一台录音机。他的痛苦反应是提前录制好的，从低伏特区的呻吟到高伏特区的尖叫，再到三百七十五伏特之后的完全沉默——全都是表演。但当时没有人告诉我真相。我以为他真的被我电到休克了，我以为我可能杀了一个人。我在实验结束后的第四十分钟达到了情绪崩溃的峰值，大哭、呕吐、浑身痉挛。研究员们在玻璃另一侧冷静地记录着我的生理数据，然后在实验报告里写下了这句话——”

他翻开档案夹的某一页，把一行手写字展示给所有人看。字迹工整而冰冷，和水野收到的那张记录表上的笔迹一模一样。

“样本7在道德阈值测试中表现出高服从性，四十至七十分钟内情绪恢复基线水平，未出现持续性创伤反应。评估意见：适合继续参与下一阶段实验。”

真壁合上档案夹，抬起头。日光灯在他脸上投下深邃的阴影，把颧骨和眼眶的轮廓勾勒得像一幅黑白版画。

“所以，高原同学，你问我为什么要选这家被遗忘的协会。”他看着他，目光里没有冷酷，没有嘲弄，只有一种被稀释了四十年的钝痛，“我的回答是——因为它们就是四十年前的我。没有人记得它们的存在，没有人关心它们的死活，但它们在这个系统的数据库里仍然有一串合法的编号。只要还有这串编号，它们就是可用的。这个逻辑不是我发明的，是虚舟计划教会我的。”

储藏室里陷入了比之前更深的沉默。高原缓慢地收回拳头，坐回椅子上，把脸埋进双手之间。水野看到他的肩膀在轻微地颤抖，像一片被风反复吹动的叶子。

那天晚上散会后，高原没有立刻离开。他在巷子里站了很久，等所有人都走了，才独自返回储藏室。真壁已经离开了，但那个泛黄的档案夹还搁在长桌上。高原犹豫了将近五分钟，最终还是伸手翻开了它。

台灯的电量只剩最后一格，灯光昏黄如烛火。他一页一页地翻过那些脆化的打印纸，目光跳过那些冰冷的数据表格和学术术语，最后停在了一张夹在末尾的照片上。这张照片和前面那些实验记录照都不一样——它不是在任何实验室里拍的，而是在一个类似医院病房的地方。照片上一个年轻女人坐在床上，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女人的面容清秀而疲惫，眼神里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空洞。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寥寥几个字。

“样本19，女性，1968年因实验中重度应激障碍被转移至海东医科大学附属精神病院。同年产下一子，婴儿被送往海东福利院抚养。备注：婴儿父亲身份不明，推测为虚舟计划内部人员。”

高原翻过照片，正面那个婴儿的脸模糊不清，但女人手边床单上绣着的医院标识依稀可辨——一圈稻穗环绕的太阳，下面是一行小字。

他的手指停在照片边缘。那个标识——稻穗环绕的太阳——他在另一个地方也见过。那枚仿制的厚生福利省公章上。

他忽然意识到，真壁周平今晚给他们看的不是一段无关紧要的往事。他把自己的伤疤赤裸裸地放在桌面上，不是因为信任，而是因为某种更深沉、更不可告人的动机。四十年前，虚舟计划用一句“适合继续参与下一阶段实验”抹掉了他的崩溃；四十年后，他正用一模一样的方式，把他们五个人变成实验报告上的下一行数据。

但高原也意识到了一件事——真壁的档案夹里有缺口。他讲了自己按下电钮的故事，讲了样本11的尖叫是录音，讲了他在四十分钟后恢复基线水平。但他没有讲样本19。没有讲那个在精神病院生下孩子的女人，没有讲那个被送进福利院的婴儿，没有讲那个婴儿的父亲是谁。

那个婴儿是谁？

高原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回档案夹，按原样合上，退出了储藏室。巷子里的路灯泡坏了几个，黑暗比平时更浓更重。他裹紧外套，脑海中反复播放着那张照片上的画面——女人的眼神，婴儿的脸，以及那个稻穗环绕太阳的标识。

然后他想起了真壁周平的简历。在真鹤大学心理学部的官网上，教授简介页面最下方有一行不显眼的备注——“本人于海东福利院长大，十八岁考入真鹤大学社会心理学部。”

冷风从海面上灌进巷子，吹得他浑身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