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林公墓位于密尔福德市北郊，从旧城区驱车需要四十分钟。公墓占地约四十英亩，依着一片低矮的山丘蔓延开来，松树和冷杉在冬日里静默地站立着，树冠上压着未化的积雪，偶尔一阵风过，雪末便簌簌地落下来，像无声的叹息。
公墓管理员是一个名叫奥斯瓦尔德·芬奇的老头，七十多岁，背驼得厉害，走起路来左肩比右肩低了一截。他在松林公墓工作了将近半个世纪，对这片土地上每一块墓碑的位置了如指掌——甚至包括那些没有墓碑的。
“无墓碑区。”芬奇裹着一件油渍斑斑的工装棉袄，领着梅格和凯恩穿过一排排规整的墓碑，朝山丘背面走去，“这名字听着体面，其实就是块没人管的角落。埋在那里的人，要么没有家人付墓碑钱，要么家人根本不想让人知道他们埋在那儿。你们要找的那个女人，她是哪一年进来的？”
“1962年7月。”凯恩说。
“六二年。那可是很久了。”芬奇推开一扇锈迹斑斑的铁栅栏门，门轴发出尖锐的摩擦声。门后是一小片被荒草覆盖的平地，没有墓碑，没有鲜花，没有任何标识，只有地面上微微隆起的几十个土丘被雪覆盖着。
梅格扫视着这片被遗忘的死者的领地。每一座无名的坟墓里都埋着一个故事——也许曾经有人为之哭泣，也许没有。但终究，故事和名字都一起沉入了沉默的地下。
“加德纳。维奥莱特·伊夫琳。”凯恩念出这个名字时，哈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小团雾。
芬奇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破旧的登记簿——封皮已经磨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内页的纸张泛黄发脆，密密麻麻的手写记录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层层叠叠地堆在一起。他用舌头舔了舔拇指，一页一页翻过去，嘴里念叨着年份和编号。
“1962年7月……加德纳……”他的手指停住了，“在这儿。加德纳，维·伊。编号KF-1962-07-14。接收日期是七月十六日——溺亡两天后。安葬日期是七月二十一日。编号牌应该是铅制的，但这些年下来，很多编号牌都锈没了。”
他领着两人走到无墓碑区最东边的一角，那里有十几个几乎已经完全被野草吞没的土丘，在积雪覆盖下几乎看不出形状。他站在其中一座面前，用靴子轻轻拨开表面的积雪和枯草，露出一小块几乎被泥土完全掩埋的铅制编号牌。编号牌上的字已经严重锈蚀，但借着下午倾斜的日光，仍可勉强辨认出那串刻痕：KF-1962-07-14。
就是这里。
凯恩蹲下来，用手拂去编号牌上的泥土。她的手指触到冰凉的金属表面，触感粗糙而冰冷。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死于公共游泳池，留下一个六岁的女儿。没有葬礼。遗体被丈夫在七天后才认领。埋在无墓碑区——像是在刻意将她从这个世界抹去。
“芬奇先生，”梅格站在一旁，望着这片荒凉的角落，“您在这里工作了很久。您还记得这个女人吗？”
芬奇将登记簿夹在腋下，掏出烟斗，不紧不慢地塞上烟丝，划了根火柴点燃。烟雾在他布满皱纹的脸前升起来，被寒风吹散。
“我六十年在这片坟地里，见过太多死人。但这个问题你问对人了——我确实记得这一个。”
梅格和凯恩同时转向他。
“因为那天不是一个人来的。”芬奇说，烟斗在他嘴角一明一灭，“1962年7月21日，安葬日。登记簿上写的是她丈夫认领了遗体，没办葬礼。这没错。但真正把她放进土里的不是她丈夫。”
他从口袋里抽出烟斗，用烟嘴指着脚下的地面。
“是个男人。不是我见过的。不是密尔福德市本地人。我记得他是因为他穿了一件灰色的长风衣，大夏天——奥尔德尼亚的七月，热得柏油路都化了，他穿着一件风衣站在这里，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我当时负责挖坑。他等我们挖好了，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棺材盖子上。”
“什么东西？”
“一条围巾。丝巾。米白色的。”芬奇用手指比划了一下大小，“很小一条，不是冬天戴的那种。他把它叠得方方正正，放在棺材上，然后自己铲了第一铲土。她丈夫根本没来。”
凯恩的呼吸凝住了。那条丝巾——维奥莱特被安葬时，有人将一条丝巾放进了她的坟墓。但艾莉诺手腕上系着的那条，绣着“E.V. 1952”，是同一时期的物品。如果一条已经埋在地底下，另一条就是与之对应的存在。
“一对的。”她低声说，“两条丝巾是一对的。一条陪葬。一条留给女儿。”
梅格看着脚下的土地，然后转向芬奇。“您还记得那个男人的长相吗？”
芬奇沉默了一会儿，烟斗里的火光在他浑浊的眼睛里映射出微弱的橙色。
“六十年了。人的脸会褪色，和这些编号牌一样。但他有一件事我这辈子不会忘。”他顿了顿，“他走之前，站在这里朝棺材鞠了一躬。不是随便弯弯腰那种。是很深很深的一躬，腰几乎弯到和地面平齐。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没有看我，是对棺材里的人说的。”
“他说了什么？”
“他说——‘我告诉过你不要回来。’就这一句。说完他就走了，沿着那条土路一直走出去，没有回头。我再也没见过他。”
松林公墓陷入了一片巨大的寂静。只有风吹过松树梢的声音，和远处一只啄木鸟在树干上笃笃敲击的声响。梅格感到一阵凉意沿着脊背缓缓爬升。那个在1962年夏天出现在这里的男人是谁？他为什么要将一条丝巾和一个六岁女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维奥莱特溺水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警方报告。”她转向凯恩，“1962年7月14日的溺水案报告。密尔福德市警局应该还有存档。我们去查。”
她们告别芬奇，回到车里。梅格发动引擎，在车载暖气的轰鸣声中，她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松林公墓——那片无墓碑区在灰色天空下显得格外孤寂。积雪覆盖的土丘、锈蚀的编号牌、芬奇老人弯腰离去的背影，都在冬日下午短暂的日光中迅速后退。
回到密尔福德市警局档案室已经是傍晚六点。档案室位于警局地下层，与证物保管室相邻。负责管理档案的警员翻遍了1962年的案件索引，最终从一个标着“非刑事死亡-已结案”的落满灰尘的金属档案柜里找到了维奥莱特·加德纳的溺水案卷宗。
卷宗很薄，只有区区几页纸。梅格将它放在阅读灯下，一页一页翻过去。
根据卷宗记录，1962年7月14日下午约四时，一名泳客在密尔福德市公共游泳池深水区发现一具浮起的女尸。死者被确认为维奥莱特·伊夫琳·加德纳，二十八岁，家庭主妇，住址为密尔福德市榆树街44号。死亡时间推定约为当日下午二时至三时之间。案件由当时的值班警员塞缪尔·德雷克负责调查。
梅格翻到证人陈述部分，手指停住了。
唯一的目击证人是死者的丈夫——赫伯特·加德纳。他在陈述中声称，当天下午他带妻子和女儿去游泳池游泳。下午约二时，他因工作事宜暂时离开游泳池——他是密尔福德市公用事业公司的抄表员，声称当时接到同事通知需要紧急前往附近一户居民家处理账单问题。他将妻子和六岁的女儿留在泳池边，约三小时后返回，发现现场已被警方封锁。他“震惊地”得知妻子已溺水身亡。
附在卷宗后面的，是一份手写的补充陈述，来自游泳池当值的救生员——一名十七岁的暑期工，名叫罗纳德·皮尔斯。皮尔斯在陈述中说，事发期间他确实短暂离开岗位去更衣室取防晒霜，前后约十分钟。回到泳池边时，深水区已经出现了骚动。他参与了打捞，但维奥莱特被拖上岸时已经没有呼吸和脉搏。
卷宗的最后一份文件，是验尸官出具的死亡报告。死因一栏写着：淡水性溺毙。结论一栏盖着红色的“意外死亡”印章。案件被标记为“已结案，无犯罪嫌疑。”
梅格将文件放在桌上，手指压着太阳穴。
“没有任何调查。”她终于开口，声音里有一种压抑太久的挫败感，“赫伯特·加德纳声称离开是因为工作。谁核实了他的不在场证明？没有人。邻居？没有。艾莉诺作为唯一的在场目击者——六岁的女儿——有没有被询问过？”
凯恩翻开卷宗里夹着的所有问询记录，摇了摇头。“没有。没有任何人对她进行过问话。一份也没有。”
“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在公共游泳池淹死了。游泳技能没有被询问过。尸体上的伤情——如果有的话——没有被描述。唯一的证人是一个六岁孩子，没有被问过话。唯一的其他目击者声称自己刚好在案发时不在场，没有人核实。然后案件就结案了，意外死亡。”
凯恩再次翻开那份停尸房档案的副本——那页死亡证明摘要，目光落在备注栏：“遗体由其夫于七日后认领。未举行葬礼。原因：家庭意愿。”
“七天后才认领。”她慢慢地说，“他的妻子死了，他等了七天才去认领遗体。然后把她埋在无墓碑区。然后告诉所有人——告诉女儿——她的母亲意外溺亡。”
她抬起头，目光与梅格相遇。
“这个男人的陈述，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被核实过。而验尸官在笔录里提到死者生前‘头部和背部存在多处陈旧伤痕’——但在结论中，这些伤都被归因为‘溺水造成的磕碰’。一个家庭主妇身上有陈旧伤痕，没有人追问。没有人质疑。没有人打开赫伯特·加德纳的档案，看看他有没有任何家暴记录。”
梅格将卷宗合上，手掌按在泛黄的封面上。
“她母亲的死根本不是意外。”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是被钉在铁板上的钉子，“维奥莱特·加德纳也是被杀的——被同一个人用同一种方法摧毁了。艾莉诺的父亲打她。艾莉诺的父亲打她的母亲。然后她的母亲死在游泳池里。”
她的声音没有一丝怀疑。
“她从小就知道。四岁开始被带到急诊室，六岁失去母亲——她不认为那是意外。没有人告诉她真相，但她不需要任何人告诉她。她一直在用眼睛看。那条丝巾，是她对母亲唯一的记忆——也许是她母亲在死前不久亲手系在她手上的。”
凯恩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密尔福德市已经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冬夜的暮色将整座城市染成深蓝色。
“所以她等了二十五年。”凯恩转身面对梅格，“从六岁等到三十一岁。学会伪装、学会生存、学会等待。然后她遇到了柯林——一个和她父亲一模一样的男人——她重复了她母亲的命运，嫁了进去。被殴打。被侮辱。被剥夺一切。但这一次她没有像她母亲一样死掉。”
“她做了她母亲做不到的事。”梅格接过她的话，声音低沉而坚定，“她反击了。”
夜已深。档案室里只剩下翻动纸张的声音和远处暖气管道偶尔发出的咣当声。梅格拿起桌上所有关于维奥莱特·加德纳的文件，将它们与艾莉诺的童年医疗记录和儿童保护服务部的报告叠在一起。
所有这些泛黄的文件，所有这些被岁月掩埋的名字，拼成了一幅阴郁而清晰的画面：一个从四岁开始被父亲殴打的小女孩；一个在六岁时目睹母亲神秘溺亡的女儿；一个被迫跟着施暴者长大、从未被告知真相的孤独的孩子；一个嫁给了和父亲同一种男人的女人——然后她做了她母亲没能做成的事。
而在这些证据和推理之外，梅格感到还有一层更加幽深的谜团尚未浮出水面。芬奇口中那个穿着灰色风衣的陌生男人，维奥莱特棺材上的丝巾，那句“我告诉过你不要回来”——这些碎片指向一个更大的故事，一个跨越两代人、尚未被完全拼合的故事。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