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艾德里安在缉毒署东区分局的会议室里把九张死者照片一字排开，像发扑克牌一样，一张一张摆在深灰色的长桌上。
照片上的人有男有女，年龄跨度从十九岁到五十八岁。中学女教师、港口装卸工、退休会计、社区健身教练、两个大学生、一个快餐店经理、一个家庭主妇，还有一个刚退伍的年轻士兵。九个人，九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唯一的交集是他们都死在了黑泽港，死因都是过量服用那种灰色药丸。
“这九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社交联系，”艾德里安对着会议室里的五个探员说，手指在照片上方划过，“不同的街区，不同的收入水平，不同的社交圈子。我们查了他们的通讯记录、银行流水、社交媒体好友关系——零交集。他们是九个完全孤立的点。”
他停顿了一下，把一张新的照片放在九张死者照片的最上方。那是凯登·瓦尔特直播频道的截图，那张温和微笑的脸被打印在光面纸上，在会议室的日光灯下显得格外亮堂。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艾德里安用手指点了点凯登的脸，“都在死前三个月内成为了这位‘治愈医生’的忠实观众。每一个人的设备浏览记录里都有他的频道，而且观看频率高得不正常——有些人几乎每晚都守着直播看完。”
会议室里沉默了几秒。
“所以你觉得是网红杀人案？”坐在桌子另一头的老探员雷蒙·张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他是个在缉毒署干了二十年的老兵，见过太多拐弯抹角的推理最终撞死在直接证据的墙上，“他们看了直播，然后吃药死了。这中间隔着好几层逻辑，克罗斯。法官不会因为一个人看直播就给你搜查令的。”
“我不需要你现在给我搜查令，”艾德里安说，“我需要的是你们帮我搞清楚这九个死者在死前收到的包裹是从哪里来的。”
他打开投影仪，屏幕上显示出九张物流标签照片。每一张都模糊不清，发件人信息要么被撕掉，要么被水渍洇得无法辨认。但包裹本身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普通的棕色纸箱，大小刚好能装下一个药瓶，里面除了药之外，还附带着一张手写的小卡片，内容大同小异，全是些“希望你能好起来”“痛苦不该是你一个人的战斗”之类的暖心话。
“这些话是不是听着很耳熟？”艾德里安切换到凯登·瓦尔特直播间的截图，屏幕上飘过的弹幕里，有几条被红框标了出来——“你不是一个人”“你的痛苦我懂”“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措辞高度相似，像从同一个模板里抠出来的。
“是挺像的，”雷蒙·张点了点头，神色变得认真了一些，“但这也可能是模仿。粉丝模仿自己喜欢的网红说话方式，这种事不稀奇。”
“九个粉丝不约而同地模仿同一种措辞，然后不约而同地收到了同一种药，再不约而同地死在各自的公寓里？”艾德里安摇了摇头，“这不是模仿，雷蒙。这是有人在筛选目标。”
会议结束后，艾德里安独自回到自己的工位，打开电脑，开始深入挖掘凯登·瓦尔特的背景。这位“治愈医生”的履历表面上干净得近乎完美——洛恩联邦大学医学院毕业，成绩优异，实习期间得到过多位教授的联名推荐。毕业后进入韦斯特伍德综合医院疼痛科，专攻慢性疼痛管理，发表过几篇关于非阿片类镇痛疗法的论文，在业内小有名气。
然后，八年前，他的人生突然拐了个弯。
医院内部对他展开了一项调查，起因是有患者家属投诉凯登违规开具高剂量止痛药处方，导致一名老年患者成瘾并出现严重副作用。调查持续了将近半年，但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凯登没有被起诉，也没有被吊销执照，但他主动辞去了医院的工作，从此销声匿迹了两年。
等他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时，他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形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医生，而是一个“健康生活方式倡导者”。他不再开处方，不再穿白大褂，不再提自己的执业经历。他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冥想指导、营养建议和正念训练，用那种温和得近乎催眠的声音，缓慢而坚定地告诉每一个观众：痛苦可以被治愈，只要你相信。
这种转型太成功了。成功的程度让艾德里安觉得不太对劲。一个人从临床医学转向网红经济，从面对真实病人转向面对镜头和流量，这中间需要的心理调适和运营能力，不是随便哪个医生都具备的。
除非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随便的医生”。
艾德里安拿起手机，给他的妻子发了条消息：“今晚回不来了，有个案子要追。”
莉娅几乎是秒回：“别太累，记得吃饭。”
他看着这六个字，又想起昨天夜里那条丝绒毯子的颜色，然后用力摇了摇头，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甩出去。莉娅说的对，一张掉帧的截图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而那条毯子——黑泽港有二十万个家庭，丝绒毯子是最常见的家居用品之一，光是他们自己家楼下那个百货商场，这种款式的毯子一冬天能卖出去几千条。
把注意力从毯子上拉回来，他开始翻阅凯登·瓦尔特在韦斯特伍德综合医院期间的内部调查记录。这些文件不在公开的档案里，是他通过缉毒署的内部系统调出来的——阿美利亚联邦的医疗调查记录虽然名义上保密，但缉毒署有联合执法权限，只要能证明涉及管制物质，就可以调阅相关材料。
调查记录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厚，只有不到两百页，大部分是患者证词和处方记录复印件。真正让他停下来仔细阅读的，是调查组对凯登本人的一次访谈记录。
问：“你开具的止痛药剂量远超常规标准，你怎么解释？”
答：“常规标准是给普通人定的，我的病人不是普通人。他们处于长期慢性疼痛中，普通剂量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善意的，为了让他们能够正常生活。”
问：“善意不能解释违反医疗规程的行为。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些处方可能被用于非医疗目的？”
答：“我对每个病人都进行过充分评估。如果他们选择滥用药物，那是他们的个人选择，我不认为这是我的责任。”
问：“你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做错任何事，对吗？”
答：“我坚持认为，减轻病人痛苦是医生的第一职责，高于遵守某些僵化的、由保险公司制定的用药指南。如果这就是错，那我认。”
艾德里安从屏幕上抬起头来，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这段对话里的凯登·瓦尔特和直播镜头前那个温柔微笑着的网红，完全像是两个人。访谈记录里的凯登是咄咄逼人的、充满了对抗性的，每一句话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自我确信。这种确信不是傲慢，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一种坚信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殉道者般的执拗。
他继续往下翻，翻到了调查组内部的一份评估备忘录。备忘录的撰写人是当时负责这起调查的高级调查员，名字叫格伦·哈洛伦，他在备忘录的最后一段写了一段话，被后来审阅的人用红笔圈了出来。
圈出来的那段话是这么写的：
“凯登医生展示出的是一种典型的自恋型医者人格。他将自己置于医疗体系的道德判断之上，认为自己对患者的理解超越了一切外部监督。这种人格类型本身不构成犯罪，但如果他将来以任何形式继续接触弱势患者群体，建议持续关注。”
备忘录的日期是八年前。那个时候的凯登·瓦尔特还没有变成网红，还没有三百多万粉丝，还没有在每一场直播里对着几万人说“你的痛苦我来倾听”。
但格伦·哈洛伦看到了某种东西。
艾德里安拿出手机，翻到莉娅前一天晚上跟他说的那句话——“我见过太多探员因为一张不完整的脸推断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当时他觉得她在帮他冷静思考，现在他忽然意识到，她说那句话的时候甚至还没看完视频。她只是在听了他对凯登的描述之后，就几乎本能地为这个陌生人提供了一个心理学角度的开脱理由。
这和她的职业习惯完全吻合——心理医生不会被直觉左右，他们只信证据和数据。但在这件事上，她的判断来得太快了，快得像是提前准备好了答案。
艾德里安把手机放在桌上，盯着屏幕上的备忘录，深吸了一口气。
他决定找格伦·哈洛伦谈一谈。
这个决定花了三天才实现。格伦·哈洛伦早在六年前就退休了，搬到了黑泽港北边一个叫灰石镇的小地方，电话换了，电子邮箱注销了，几乎主动切断了与过去职业生涯的所有联系。艾德里安通过联邦退休人员数据库才查到他现在的住址，一条种满白杨树的安静街道，房子不大，门口的信箱上挂着一面褪了色的阿美利亚联邦国旗。
哈洛伦来开门的时候，艾德里安第一眼几乎没认出他来。退休档案里的照片上是一个目光锐利、下巴线条坚硬的中年男人，而此刻站在门口的这个人头发全白了，身形瘦削，脸上的皱纹深得像是被刀刻出来的。只有那双眼睛，依然带着某种和照片里一致的警惕。
“缉毒署的人来找一个退休的老调查员，”哈洛伦的嗓音沙哑，像是在喉咙里塞了砂纸，“说明有什么事让你们觉得不舒服了。”
“凯登·瓦尔特，”艾德里安直接切入正题，“八年前你在备忘录里建议对他持续关注。我想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写。”
哈洛伦站在门口沉默了很长时间。白杨树的影子落在他脸上，被风吹得忽明忽暗。
“我写那段话，是因为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件我没有办法写进正式报告里的事。”他最终说，把门打开了一条缝，示意艾德里安进来，“跟凯登合作的不是只有他自己。他的处方模式太精密了，精密到不像是凭一个医生自己的判断就能维持的。他背后有个人帮他筛选患者、分析心理弱点、设计沟通策略——一个非常了解人性的人。”
艾德里安感觉自己的脊背微微发凉。
“你找到那个人了吗？”
“没有，”哈洛伦摇了摇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文件夹，翻开其中一页，上面是一些手写的笔记，字迹潦草但条理清晰，“但我记得那个人的手法。那个手法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他或者她，从来不会直接碰那些药。所有的指令都是通过暗示、推荐、共情这些心理手段传递的。这个人不卖药，他只是让目标觉得，吃药是他们自己做出的、最合理的决定。”
他把那页笔记推到艾德里安面前，指尖点着其中一行字。
“如果你现在在追的这个案子里，凯登·瓦尔特身边出现了这样的人，”哈洛伦抬起眼睛，盯着艾德里安的脸，“那么你要查的不是凯登。他只是个面具。你要找的是面具后面的那个脑子。”
艾德里安低头看着那页泛黄的笔记。哈洛伦的字迹很潦草，但在页面底部，有一个被反复圈出的词，圈了好几层，墨水都快把纸戳破了。
那个词是——“枕边”。
“这是什么意思？”艾德里安指着那个词问道。
哈洛伦看了一眼，然后把文件夹合上了。
“那个案子结案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复盘。我发现一件事，凯登的每一个重大决策，包括什么时候辞职、什么时候复出、什么时候转型，时间点都和他身边一个亲密关系者的日程高度吻合。这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存在了很久，久到所有人——包括凯登自己——都习以为常了。”
他顿了顿。
“但我不确定那个人是谁。我没证据。我只是在退休以后，反复做同一个梦。”
“什么梦？”
“梦见凯登·瓦尔特坐在镜头前微笑，而一个我看不见的人正在镜头后面举着提示板，告诉他下一步该说什么。”哈洛伦的眼中闪过一丝艾德里安读不懂的情绪，“探员，离你最近的人，往往是你最不了解的人。”
窗外起风了，白杨树的叶子哗啦作响，像某种低沉的警告。艾德里安握着那页泛黄笔记的复印件走出哈洛伦的家门时，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两个画面。
一个是莉娅裹着那条深紫色丝绒毯子，在客厅的落地灯下对他微笑的样子。
另一个是直播镜头玻璃反射中，那个模糊的、纤细的、同样裹着深紫色的影子。
他站在白杨树的阴影里，第一次认真地问自己：我到底在和谁同床共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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