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调查局新伦敦市外勤办公室的灯光从来不关。
玛格丽特·科恩探员坐在三楼的格子间里,面前摊着三份文件。她的咖啡杯在桌上放了一整夜,杯底残留的液体已经凝固成深褐色的糖浆状物质。窗外天还没亮,电脑屏幕的蓝光照得她的脸像一幅未完成的肖像画。
她四十一岁,在外勤办公室的暴力犯罪组干了九年,此前在新约克市警察局做了六年凶杀案警探。她的同事们私下叫她“铁娘子”,但这个词并不准确——她不是铁做的,她是用那种反复淬火之后变得又硬又脆的钢做的。每办完一个案子,她就会请三天假,独自开车去北方的山区,在一条不知名的溪流边上坐一整天。她不钓鱼,不看书,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
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也没有人问。
她面前的第一份文件,是一封匿名举报信。打印在普通的白色A4纸上,字体是标准的Times New Roman十二号,寄件地址栏是空白的。信件内容按逻辑顺序分成了四个部分,每条指控后面都附带了可以公开查询的线索来源——联邦移民数据库的案件编号区间,新伦敦市法院的存档日期范围,以及康纳尔法律集团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多篇案例分析文章的名称。
写这封信的人,要么是一个职业法律从业者,要么是一个花了大量时间做功课的疯子。
第二份文件是她让分析组做的一份初步背景核查。康纳尔法律集团是新伦敦市乃至整个东海岸最负盛名的移民律师事务所之一,四代经营,与两党政治人物都有良好的关系。爱德华·康纳尔本人曾经在联邦参议院移民改革委员会担任过三届顾问,他的长子朱利安·康纳尔目前是新伦敦市律师协会道德审查委员会的成员。
第三份文件是一篇从《新伦敦纪事报》商业版截下来的报道,日期是昨天。标题是“康纳尔集团宣布重大管理层交接:朱利安·康纳尔接任首席执行官”。报道配了一张照片,爱德华和朱利安并肩站在赫尔大厦前握手,两个人的微笑精确得像用尺子量过。
她把三份文件合在一起,靠回椅背上。
有人在她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家族企业权力交接日,把一封精准的举报信送到了她桌上。这不是巧合。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巧合。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但没有点燃。办公室禁止吸烟的规定她遵守了三年,但叼着烟这个动作本身似乎能提供某种心理上的替代性满足。
“你在看什么?”
她抬起头。她的搭档卡洛斯·门德斯探员端着一杯新煮的咖啡走过来,把杯子放在她桌上。门德斯比她小三岁,身材微胖,长着一张永远不会被证人当作威胁的圆脸,但他的审讯成功率在外勤办公室连续五年排名第一。
“一份举报信。”科恩把信推给他。
门德斯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然后他吹了一声低低的口哨。
“成人收养?”
“联邦移民法允许成年美国公民收养成年外国人,以建立合法的家庭关系进而申请居留身份,”科恩说,“这项条款的初衷是为了处理一些特殊案例——比如收养关系在有血缘关系但没有及时办理法律手续的家庭里。”
“但有人把它做成了生意。”
“举报信是这么说的。”
门德斯把信放下,双手捧着咖啡杯暖手。“你为什么把它放在桌上而不是扔进碎纸机?这种案子在白领犯罪组那边,跟我们没关系。”
科恩终于把那根没有点燃的烟从嘴里取下来,放进烟灰缸。
“因为写这封信的人知道我们是谁。”
门德斯皱了皱眉。
“匿名举报信通常有两种寄法,”科恩说,“一种是大规模群发,同一封信寄给五十个不同的执法机构,写的人只想把事情搞大。另一种是精准投递,寄给某一个特定的人。这封信是今天早上六点三十四分通过外勤办公室的门卫直接递进来的,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和我的工号。门卫告诉我,送信的人是一个穿着摩托快递夹克的男人,戴着全封闭头盔,没有露脸。”
门德斯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他在向你要东西。”
“他是在给我时间。”
“时间?”
“找到足够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立得住的证据,需要三个月到半年,”科恩说,“这期间如果朱利安·康纳尔已经把整个集团的业务模式清洗干净,这封信就一文不值。但如果我们在证据消失之前开始行动,结果就不一样了。”
科恩站起来,走到窗边。晨曦已经在地平线上撕开一道橘红色的口子,新伦敦港的集装箱起重机在天际线上排成一排,像一群沉默的长颈鹿。
“他觉得我会接这个案子。”她对着窗户说。
门德斯看着她的背影,欲言又止。他知道科恩在过去的九年里拒绝过无数次升迁的机会,她在等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每次遇到那种送上门来的、没有人愿意碰的、可能会得罪很多人的案子,她总是第一个把手举起来的。
“你要怎么跟上司说?”门德斯问。
“我已经说过了。”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爱德华·康纳尔退休晚宴的新闻还没有播完的时候。”
门德斯沉默了片刻。“你要不要告诉我,你到底在找什么?”
科恩转过身来。她的脸上有一种门德斯很少见到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正义感,而是饥饿。一种受过训练、被压抑了很长时间、终于闻到了猎物气味的饥饿。
“我要找的,”她说,“是一个完美的瑕疵。”
同一天中午,康纳尔法律集团的审计部主管罗纳德·卡明斯坐在赫尔大厦十七层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移民后续服务部过去六个月的账目。他五十多岁,秃顶,戴着一副厚重的黑框眼镜,是那种能在一张差旅费报销单里找出三处问题的男人。
但今天早上他找到的问题,不需要放大镜。
丹尼尔·康纳尔主管的移民后续服务部,在过去半年里经手了大约四百万美元的客户托管资金。按流程,这些资金应该被存入联邦监管的第三方托管账户,直到客户获得身份批准确认后才能解付给集团。但银行流水显示,有将近一百八十万美元在存入之后的平均三十天内被转出了托管账户,转入对象是一个在开曼群岛注册的离岸投资公司。
罗纳德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又看了一遍。数字没有变。
他在审计部干了十五年,见过各种各样的猫腻。大多数是在报销单里夹一张不属于公务的餐费发票,或者在客户账单上多加几个小时的“法律咨询费”。但直接动客户托管资金,这已经不是猫腻,这是在高速公路上逆行。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朱利安·康纳尔的内线号码。
电话响了七声,没有人接。
他放下电话,站起身,走到窗口。赫尔大厦的走廊天花板很高,灯光是暖色调的,每一层楼的前台都摆着康纳尔家族四代人的照片,像一条精心布置的家族勋章走廊。罗纳德站在这种走廊里,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在看一幅族谱,而是在看一张靶纸。
他的电话响了。
“卡明斯先生,”电话那头是朱利安的私人秘书艾米丽的声音,年轻、职业、不带任何多余的信息,“康纳尔先生让我转告您,审计报告可以直接交给他本人,不需要经过董事会的常规流程。他说这件事有特殊的时间要求。”
罗纳德握着听筒的手僵了一下。
“好的,”他说,“我知道了。”
他挂了电话,坐回椅子上,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数字。他知道有一种做法是照朱利安说的做,把报告交上去,然后忘掉自己看到的一切。他在这个行业待的时间足够长,知道这种做法叫做“职业生存本能”。
但他也知道,当一个帝国开始需要遮掩丑闻而不是清除它们的时候,这座帝国已经撑不了太久了。
他把报告备份了一份到自己的私人加密文件夹里,然后开始按照流程生成一个合法合规的正式报告版本。
他不知道的是,在同一座城市的海港区,有一个他永远不会认识的人,已经替他准备好了备份的所有用途。
那个人此刻正坐在威尔逊街的公寓里,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串电子邮件地址,一个一个地考虑。
这些人,将在接下来的剧情里,一个接一个地收到来自“匿名朋友”的礼物。
而这些礼物的第一个接收者,莱昂纳多已经决定了。
不是检察官,不是调查局,不是媒体。
是丹尼尔·康纳尔。
让一个已经站在悬崖边上的人知道脚下的土正在松动,他不会往回走,他会往前跳。莱昂纳多太了解这一点了。
因为他也曾经站在同样的悬崖边上。
窗外,新伦敦市的雨又开始下了。这场雨断断续续下了两天,城市的排水系统已经开始不堪重负。在赫尔大厦的地下停车场里,雨水正顺着一条老化的防水层缝隙渗进去,一滴一滴地落在朱利安·康纳尔那辆黑色奔驰的引擎盖上。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