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瑾发完那条公开声明之后的第三个小时，她的手机被彻底打爆了。
不是媒体的采访请求——那些她在发声明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打进来的电话来自她律所的合伙人、大学时的导师、几个在司法系统工作的同学，甚至包括她的父亲。每个人的措辞不同，但核心意思惊人地一致：删掉那条声明，不要为一个劫机者出头，不要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去撞一堵你根本撞不动的墙。她父亲在电话里说得最直接：“你知不知道沈伯钧案一审的审判长是谁？是陆秉坤。陆秉坤现在就是调查组的组长。你发这条声明，就是在打他的脸。”
陆瑾站在海西市第二看守所门外的街灯下，握着发烫的手机，听着父亲的声音从听筒里涌出来，像一股被压抑了太久的浊流。她今年二十九岁，拿到律师执业证刚满四年，在省城一家中型律所做着不温不火的民商事业务。接手沈逸的辩护完全是偶然——司法局指派的轮值名单排到了她，她没有拒绝，因为她从小就知道沈伯钧这个名字。她的外公是香埠老城区一间杂货铺的老板，九十年代末期铺子被拆，外公拿着微薄的补偿款搬到郊区，两年后郁郁而终。她选择读法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童年记忆中那个被推土机推平的老街区。
“爸，”她打断了父亲的劝说，声音不大但异常稳定，“十年前，有人打了沈伯钧的脸。十年后，沈伯钧的儿子在一万米的高空上打了所有人的人脸。我现在站在看守所门口，手里拿着合法的指派函，却见不到我的当事人。你说我应该删帖——那我问你，如果连律师都删帖，这案子还能指望谁来站出来？”
她父亲沉默了。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沉沉的叹息，然后挂断了。陆瑾把手机放进口袋，抬头看了一眼看守所灰色的高墙。墙头上装着带刺的铁丝网，监视塔里的探照灯正在缓缓转动，光柱扫过地面，在她的脚边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就在这时，看守所的电动铁门忽然发出了一阵沉闷的轰鸣。门缓缓滑开，一辆深蓝色的商务车从里面驶了出来。车窗贴着深色的防窥膜，但陆瑾透过前挡风玻璃看到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正低头翻看一份文件。她认出那个人——海西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姓邱，她在律协培训时见过他的照片。邱处长的表情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轻松，完全没有一个刚处理完劫机大案的紧张感。
商务车拐出大门，消失在街道尽头。紧接着，看守所值班室的窗口亮起了一盏灯，一个穿制服的警官探出头来，对着陆瑾招了招手。
“陆律师，你可以进去了。”
陆瑾愣住了。她已经做好了在门口守到天亮的准备，却没想到这道门突然就开了。她快步走进值班室，填写了会见登记表，交出手机和随身物品，通过了安检门。整个过程出奇地顺利，之前那些百般刁难的值班人员此刻变得异常配合，甚至主动帮她复印了一份指派函留存。
她被带进了一间标准会见室。房间不大，中间用防弹玻璃隔开，两侧各有一把金属折叠椅，墙壁上装着一个摄像头，红色的指示灯正在闪烁。她坐在椅子上，透过玻璃看着对面那扇铁门，心脏跳得比预期要快很多。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这是她的工作，她要做的只是听取当事人的陈述，核实案件事实，然后依法提出辩护意见。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她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这个男人在一万米的高空上绑架了两百一十七个人的恐惧，用一支不含病毒的玻璃管撬动了整个网络的目光，他在法律上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但在无数人的眼里，他是另一种东西。
铁门开了。沈逸在两名看守的押送下走进来，坐在了玻璃另一侧的金属椅上。他仍然穿着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但袖子不再挽起，而是放下来扣好了袖口的扣子。眼镜的镜片上有一小块污渍，像是手指印，没有被擦掉。他手腕上的梅花表被摘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圈浅浅的、被手铐磨出的红印。他的脸色比在飞机上更加苍白，但眼神没有变——那种被压抑了太久之后沉淀下来的、近乎宗教般的平静。
沈逸抬头看到陆瑾，微微点了一下头。他的嘴角甚至动了一下，像是在对她笑，但没有笑出来。陆瑾发现自己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竟然有一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见过愤怒的当事人，见过恐惧的当事人，见过绝望的当事人，但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在劫持了一整架飞机之后、被关进看守所、面临十年以上刑期的人，会用这样一种近乎安详的眼神看着自己。
“陆律师，”沈逸先开口了，声音透过玻璃上的传声孔传过来，带着轻微的失真，“谢谢你发那条声明。我知道那条声明会给你带来麻烦。”
“你怎么知道的？”陆瑾有些意外。
“刚才邱处长来了。他让我签一份文件，说是我自愿放弃律师会见权。”沈逸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叙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我没签。我说我的律师已经在门口了，我要见她。他很不高兴，但最终还是走了。”
陆瑾心里一凛。她意识到自己刚才在门口看到的那辆深蓝色商务车，里面的人刚刚和沈逸有过一次没有律师在场的接触。而这份“自愿放弃律师会见权”的文件，如果沈逸签了字，将成为一柄刺向她辩护工作的利器——她的当事人自愿放弃会见，她就没有任何权利继续介入这个案子，看守所可以合法地把她拒之门外，而沈逸将在没有任何法律代理的情况下独自面对讯问。
她在心里暗骂了一声。这种手段在刑诉法上属于灰色地带——不算违法，但违反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立法精神。邱处长亲自来办这件事，说明海西方面对沈逸的重视程度远比外界看到的要高。
“沈逸，从现在开始，任何要求你签字的文件，你都要先让我看到。”陆瑾压低了声音，语气里出现了一丝不属于年轻律师的强硬，“你没有放弃律师会见权，我会在每一次讯问前都到场。这是我的权利，也是你的权利。谁都不能拿走。”
沈逸隔着玻璃看着她，镜片后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光。他在飞机上独自面对着两百多人和四百万观众的时候，没有流露过任何需要被保护的脆弱。但此刻，当有人对他说出“谁都不能拿走”这句话时，他的喉结轻轻滚动了一下。
“好。”他说。
“现在，我需要你告诉我两件事。”陆瑾翻开笔记本，拧开笔帽，“第一，那四百页证据中，你没有公开的一审判决书原件现在在哪里？第二，你在飞机上说的每一句话，是否都有证据支撑？我需要知道，你的行为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可以朝‘因维护合法权益过当’的方向辩护。”
沈逸没有马上回答。他把双手平放在面前的台面上，十指交叉，像是在组织语言。会见室的日光灯在他头顶嗡嗡作响，和飞机上那盏闪烁的顶灯发出同样的频率。
“判决书原件在香埠。”他终于说，“香埠老城区，有一个叫百子巷的地方。巷口原来有一棵三百年的大榕树，五年前被砍了。树根位置的地下埋着一个铁盒子，我父亲的日记里画了位置图。铁盒里是判决书原件，还有一张刻了字的石片——是从沈家祠堂那块被砸碎的石碑上取下来的。我本来想在飞机上公开这两样东西，但最后我决定不公开。”
“为什么不公开？”
“因为判决书上有陆秉坤的签名。”沈逸的目光直直地盯着玻璃，像是在看一个陆瑾看不到的远方，“陆秉坤现在是联合调查组的组长。如果我在直播里公开了他签名的判决书，他会被舆论逼得走投无路。一旦他退出调查组，新来的组长可以和这个案子保持距离——‘我不了解当年情况’、‘正在熟悉材料’、‘需要一个过程’——这些拖延的借口可以一直用到公众忘掉沈伯钧这三个字。但陆秉坤不一样。他的名字就在判决书上，他逃不掉。他越是想证明自己的调查是公正的，就越要往深层挖。他每挖一层，都会挖到自己签过字的东西。这种痛苦，比任何舆论谴责都更让他坐立不安。”
陆瑾的笔尖停在了笔记本上。她抬起头，重新审视着眼前这个年轻人。沈逸在飞机上的每一步都被公众解读为疯狂，但他刚才的这番话，逻辑清晰得令人窒息。他不是没有想过公开判决书的后果——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份判决书的分量，正因如此，他才选择把它埋在榕树根下的铁盒子里，让它成为一枚没引爆的炸弹。
“第二件事，”陆瑾收回思绪，继续问，“你的证据都靠得住吗？”
沈逸把一份提前准备好的清单从玻璃下方的缝隙推了过来。纸张有些褶皱，但字迹工整——他在看守所里用自带的笔写的，每一行都编了号，对应着他在直播中公布的四十七份证据的名称、来源、取得时间和证明要点。陆瑾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心惊。这些证据的收集跨度长达十年，从一九九六年的拆迁通知书到二零零五年梁文烟头的DNA报告，每一份都有清晰的链式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证明体系。这不像一个被仇恨驱动的疯狂行为，这更像一份积累了十年的调查报告。
“这些证据的原始版本都在我家里的一个行李箱里。”沈逸说，“我母亲去世后，我花了十年时间，一边打工，一边沿着我父亲的日记寻找每一个线索。我去过香埠市档案馆，去过华兴国资的旧办公楼，去过已经倒闭的伯钧电器厂原址。我在那个废墟上坐了整整一天，看着金融中心的玻璃幕墙倒映着天空。那天晚上我去百子巷，找到了榕树的树桩。树桩的截面上被人锯得很平，但树根还在土里。我挖到半夜，终于找到了铁盒子——是我父亲入狱前埋的。”
“铁盒子里除了判决书和石片，还有什么？”
沈逸沉默了一下。会见室的日光灯闪了两闪，像是线路有些接触不良。他的眼镜片反射着灯光，将他的眼睛遮在一片白色的光晕后面。
“还有一封信。不是写给我的，是写给这座城市的。信上说——‘用推土机推平的祠堂可以变成金融中心，但变成金融中心的地基里还是埋着祠堂的砖。每一块砖都是一个名字，每一百年会有人来把它们重新挖出来。’”
陆瑾合上了笔记本。她没有再记录，因为她知道这段话会牢牢地刻在脑子里，比任何书面的记录都更难以忘记。她站起来，将笔记本装进公文包，对着玻璃那面的沈逸说：“我会尽快申请取保候审。虽然劫持航空器属于重罪，但你的情况有特殊性——威胁物实际无害、主动终止危害行为、有合法诉求背景、没有任何人受伤。这些情节如果被法庭认定，刑期可能大幅减轻。但前提是，你在任何讯问中都必须保持沉默，不要在没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回答任何实质性问题。”
沈逸点了点头。他站起来，任由看守将自己的双手重新铐在身后。就在他被带出会见室的那一刻，他回过头，隔着玻璃对陆瑾说了一句：“陆律师，谢谢。”
铁门关上了。陆瑾站在会见室里，深吸了一口气。她收拾好东西，走出了看守所。凌晨的空气湿润而寒冷，街道上空无一人。她打开手机，看到自己那条声明已经被转发了数万次，评论区里有人在支持，有人在质疑，还有人翻出了她外公杂货铺被拆的旧事，说她是“带着个人情绪办案”。
她没有理会那些评论。她拨通了柯振邦的电话。
“柯警官，我见到沈逸了。他告诉我判决书原件在香埠百子巷一棵被砍掉的大榕树根底下，埋在一个铁盒子里。我需要您帮忙去找那个铁盒子。”
电话那端的柯振邦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的声音传来，沙哑而急切，像是一块被放在火上烧了很久的石头忽然被浇了一盆冷水：“百子巷……你确定？我住的那条巷子——打铜街——就在百子巷隔壁。那棵大榕树是我从小在下面乘凉的那棵。”
陆瑾感到一阵寒意从电话听筒传过来。她忽然意识到，这桩案子里的每一个人——柯振邦、沈伯钧、翁正德、方志明、陆秉坤、钟翰、她自己——都被某种看不见的线编织在一起。那些线从香埠老城区被推平的石板路下伸出来，穿过时间，穿过万米高空，穿过了每一个人的命运。
“柯警官，沈逸还告诉我一件事。”她顿了顿，“铁盒子里除了判决书和石片，还有一封信。他父亲写的。信上有一句话——‘每一百年会有人来把它们重新挖出来。’他用了‘一百年’，但他只等了十年。他的儿子帮他挖出来了。”
电话那端没有说话。陆瑾听到了一声极其细微的响动，像是一个老人用手指抚摸一张旧照片的声音。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