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棵树镇的摩的司机们管自己叫“国道上的麻雀”。
这个绰号的由来很简单——麻雀不飞远路，只在熟悉的枝头上跳来跳去，但只要给几粒米，它就能替你叫上一整天。台风过后第四天的三棵树镇，枝头还在，米不多了。整个镇子停电停水，唯一一台还能运转的柴油发电机被镇上的卫生院征用了，剩下的居民靠蜡烛和煤油灯熬过了风暴过后的头几个夜晚。但摩的司机们照常出工——不是因为勤奋，而是因为家底太薄，经不起一天不开张的损失。
陈觉非在三棵树镇唯一还在营业的早餐摊上吃了一碗素面。面是用矿泉水煮的，碗底沉着几片被水泡蔫了的青菜叶子，上面漂着一层薄得近乎透明的油花。他盯着那层油花看了几秒钟，然后用筷子把它搅散了。他把黑色防水文件箱搁在膝盖上，一只手始终按在箱盖上，另一只手往嘴里扒面。这是他离开滂城卫生服务站以来吃的第一顿热饭。
早餐摊的老板娘一边擦桌子一边打量他——一个外乡人，浑身衣服皱巴巴的，裤腿上全是干涸后结成硬壳的泥浆，背上背着一个用白大褂裹着的箱子，眼睛里全是血丝。在三棵树这种地方，这种人要么是逃难的，要么是讨债的，要么是有比这两件事更麻烦的事。
“去南海多少钱？”陈觉非吃完面，把一百块钱放在桌上。
老板娘看了一眼那张被水泡过又晾干的皱巴巴的钞票，没伸手拿。“你找谁送？镇上摩的倒是有几个。但往南海走的路不好走。台风把省道上三座桥冲垮了两座，唯一还能走的那座限高限宽，四个轮子的车过不去，但两轮的能走。你这一箱子东西，坐摩的得绑在后座上，路上颠掉了不关人家的事。”
“两座桥垮了？”陈觉非的心往下沉了一下。他本来打算在三棵树镇找一个愿意跑长途的货车司机，但限高限宽意味着任何超过摩托车宽度的车辆都无法通过那座仅存的桥。鲁军在收费站的布控被阿海帮他绕过去了，但路的尽头是另一道关卡——不是人设的关卡，而是大自然在风暴中替他设下的。这比他预想的更麻烦。
“哪几个摩的师傅信得过？”他问。
老板娘把抹布往肩膀上一搭，歪着头看着他，像是在评估一件旧货的成色。“镇上跑摩的的有四个人。老田年纪最大，车最破，但嘴最严。你要带什么不该让人知道的东西，就找他。他住镇东头那栋蓝色铁皮屋后面，门口停着一辆红色的五羊本田，车牌掉了一个数字，好认。”
陈觉非把一百块压在碗底，背起箱子站起身。老板娘在他身后说了一句话，他没回头，但记住了每一个字——“台风过了，路上不干净。你小心点。”
镇东头的蓝色铁皮屋比老板娘的描述更破。铁皮墙上的蓝色油漆已经褪成了灰白，墙角堆着一排用塑料布盖着的废旧摩托车零件，门口那辆红色的五羊本田歪着撑脚架，后视镜碎了一面，坐垫上用黄色胶带缠了好几层，但轮胎是新的——那种齿纹又深又宽的越野胎，专跑烂路。老田本人正蹲在门口用一只豁了口的搪瓷缸子刷牙，看到陈觉非走过来，把漱口水吐在泥地里，用袖子擦了擦嘴。
“去南海。过限宽桥。走烂路。你这一箱子得绑在我车后头的货架上。”老田说完这几句，没问陈觉非是干什么的，没问箱子里是什么，甚至连价钱都没谈。他转身走进铁皮屋，拿出两条摩托车内胎剪成的橡皮绑带，在手上抻了抻试弹性。“绑带不收你钱。箱子进水我不负责。”
“你知道我想去哪里？”陈觉非问。
“你这种人我在国道上见多了，”老田说，一边把文件箱往摩托车后货架上搬，一边用绑带熟练地打了个八字结，“台风刚过就往南海跑，身上一股旧城区下水道的味道，背着箱子，开口就问谁信得过——你不是逃债的，不是跑货的，你是送东西的。送的是要命的东西。我不用知道它是什么，我也不需要知道。我只送到南海西郊的公交总站，那里有去省检察院的专线公交。到了之后你付我八十块。路上遇到任何麻烦，你加二十块。干不干？”
“干。”
摩托车发动的声音在清晨空旷的镇道上格外刺耳。老田的车排气管锈穿了一个洞，每加一下油门就发出一声类似放炮的闷响。陈觉非坐在后座上，一只手抓着老田的腰，另一只手反过去按着货架上的文件箱。箱子被两条橡皮绑带牢牢地固定在货架上，随着路面每一次颠簸而轻轻弹跳，每一次弹跳都让陈觉非的心脏跟着跳一下。
出三棵树镇之后，国道205线变成了一条被风暴反复蹂躏过的灰色蜿蜒带。路面的沥青在暴雨中被泡涨了，裂开了一道道不规则的缝隙。缝隙里灌满了泥浆和碎石。倒伏的行道树还没有被清理干净，每隔几百米就需要减速绕过一个堆在路面上的树冠。路两侧的农田全部泡在水中，变成了一片片浑浊的浅湖，水面反射着清晨铅灰色的天空，偶尔能看到几根水稻的叶尖在水面上抖动着。
老田骑得不算快，但他的技术极其老练。他能在一片泥泞中精确地找到最硬的那条车辙，能在碎石坡上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平衡，能让摩托车在只容一辆车通过的路沿上保持不下滑。他做这些事的时候面无表情，只是偶尔在绕过特别危险的路段时从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闷哼。
骑了大约十公里之后，他终于开口说话。
“前面就是限宽桥了。”
陈觉非从老田肩膀上方往前看。那座桥比他想象的更窄——是一座上世纪的石拱桥，桥面宽不过两米五左右，两侧的护栏已经被洪水冲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桥面横在一条翻涌着黄泥水的河道上。桥头立着一块被风吹歪的警示牌，牌子上写着四个字：“限重五吨”。但没有人真的在乎这五个字——因为所有重量超过五吨的车，在风暴之前就已经不走这座桥了。它是国道上唯一一座没有被台风吹垮的桥，恰恰是因为它太窄、太旧、太不起眼，连风暴都懒得把它带走。
摩托车在桥面上行驶的时候，陈觉非往桥下看了一眼。河水还很高，流速极快，水面上卷着泥沙和碎木形成的漩涡。然后他看到了漩涡边上漂着一层薄薄的油膜——和柳塘河上的那种一模一样，和外港码头上那种一模一样，和他在这几天里看过了无数遍的那种一模一样。虹彩色的，在灰黄色的泥水上显得格格不入。
“这条河是从滂城外港方向流过来的。”老田似乎注意到了陈觉非的视线，在摩托车的轰鸣中提高了音量，“以前这条河里有鱼，罗非鱼、鲫鱼都有。前两年鱼没了，说是河上游有人在排污。后来排污的人被查过一次，罚了八千块钱，然后鱼还是没了。罚款比修污水处理设备便宜。”
他说完这句话就不再开口了，专心骑着车过了桥。陈觉非坐在后面，感觉老田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念一篇他从来没有发表过的调查报告。这个摩的司机在国道上跑了十几年，他看到了河水的颜色变化，看到了鱼的消失，看到了罚款和排污之间的差价足够便宜到让企业在法律面前毫不畏惧。他没有采访证，没有笔记本，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舆论监督文章，但他什么都知道。他只是选择不说——因为说了也没人听。
过了限宽桥之后，路况变得更差了。这一段国道已经进入了琼崖中部连绵的丘陵地带，山路盘旋曲折，路面上到处都是从山上滚下来的碎石和泥浆。老田全神贯注地骑着车，不再说话。陈觉非坐在后面，一只手反按着箱子，另一只手的指关节因为抓得太紧而微微发酸。
他在脑海里复盘着从收到那个包裹开始到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惠丰的产业链架构已经基本清晰了——鲁军管运营，李树军管原料，郑维国用“老季”的身份管理那个连接所有环节的资金池，而资金池通过外港码头的私人仓储柜和空壳公司洗白之后再流入下游。但有一个问题他至今没有想明白：郑维国在笔记里说，用“老季”这个名字的人一共八个。他、鲁军、李树军之外，还有五个人。那五个人是谁？他们在哪一环上？如果郑维国已经把全部名单放在了文件箱里，那么到了南海之后，沈毅可以根据名单逐一调查。但如果名单不全——如果郑维国刻意隐瞒了某个人——那么这张拼图就始终缺着一块。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的摩托车正在山路上颠簸前行的同一时刻，滂城西郊惠丰大厦七楼的那间办公室里，一场台风过后的清算会议正在进行。鲁军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站着三个人——不是他派去收费站的四个手下，那四个人还在省道收费站等着一个永远不会从那里通过的人。站在他面前的是李树军，以及两个穿着深蓝色工服的男人。其中一个的左手臂上缠着一圈纱布，纱布外侧渗出了一小片淡黄色的渗出液——那是昨晚在冷库被郑维国用折叠椅砸伤的。
“他不会走收费站，”李树军说。他的声音很细，和他粗壮的身材形成了令人不适的反差，像是在用一把绣花针穿透厚棉布，“陈觉非不是傻子。他在旧城区当了这么多年记者，他知道收费站有摄像头，有警力，有我们的人。他一定绕了路。”
“绕哪条路？”鲁军问。
李树军走到墙边摊开的那张地形图前，用手指沿着滂城西郊的轮廓画了一个弧形。“往西绕采石场涵洞，走国道205，过限宽桥，再翻过中部丘陵——这条路车开不进去，但人走得了，摩托车也走得了。如果他找了当地人带路，现在已经过了桥，再过不到四十分钟就能到三棵树镇往南的第一个加油站。”
“那就让他过不了加油站。”鲁军拿起桌上的加密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这次电话响了六声才接。那头的声音很嘈杂，像是正在公路上行驶，风声和引擎声混在一起，让人几乎听不清说话的内容。但鲁军只说了一句话就挂了——“去国道205限宽桥往南三公里处的加油站。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带着一个箱子。拦住他。把箱子拿回来。”
他放下电话，看着墙上的地形图，手指从限宽桥的位置缓缓往下滑，停在一片被等高线画得密密麻麻的山地区域上。那片区域的标记是一个很小的、几乎被印刷体掩盖的地名——青石嘴。
而在通往青石嘴的那条山路上，陈觉非和老田的摩托车正在以四十公里的时速翻越一个又一个山坳。陈觉非不知道前方三公里处有一个加油站在等着他。他唯一知道的是，背后的箱子还在，胸口的防水袋还在，而南海这座城市正在山的那一头一点一点地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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