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克伍德地区法院三号法庭的旁听席,在开庭前十五分钟就坐满了。
不是那种人声鼎沸的满——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翻看报纸。所有人都安静地坐在长条木椅上,像一群等待某种仪式开始的会众。伊森从律师席回头看了一次,认出了几张面孔:商会副会长坐在第三排靠走道的位置,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指节捏得发白;镇上的牙医和他的妻子坐在最后一排,妻子手里攥着一块手帕,从头到尾没有擤过一次鼻子,只是反复折叠那块白布。
他不确定这些人为什么来。安塞尔·艾弗里在布莱克伍德住了不到三年,开的是一家不太与人打交道的银器店,没有加入商会,没有参加过社区募捐晚宴。按理说,这样一个人被捕,镇上的人最多在早餐桌上聊两句,然后翻到报纸的体育版。但今天旁听席的密度告诉他,这件事在布莱克伍德的皮囊之下牵动了某根神经——一根埋了很久、被很多人假装不存在的神经。
法官席正上方的诺瓦共和国国徽在日光灯下反着冷光。一只展翅的猎隼抓着一把钥匙,下方刻着拉丁文:Veritas et Lex——真理与法律。伊森当检察官的时候曾经很喜欢这句格言。后来他慢慢觉得,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读:先有法律,然后法律决定什么是真理。
法官马库斯·索恩在十点整准时入场。法警喊“全体起立”时,索恩的步伐不快不慢,黑袍下摆刚好擦过台阶边缘,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得像用尺子量过。他入座后先调整了面前的法槌位置,然后才抬起头,目光扫过整个法庭。那目光经过伊森身上时,停了一瞬。不到半秒。但足够了。伊森在那道目光里没有读到任何意外。索恩知道他会来。
“诺瓦共和国诉安塞尔·艾弗里案,案件编号BLK-10-4782,首次聆讯现在开庭。”
索恩的声音低沉而平稳,像一块被河水磨圆了的石头。他示意检方先做开场陈述。黛娜·克劳斯从检方席站起来,翻开了面前的案卷。她今天的妆比平时浓了一点,遮住了眼睑下方的疲惫,但遮不住声音里那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不情愿。
“检方依据诺瓦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对被告人安塞尔·艾弗里提起十项涉及收受赃物、非法转售及伪造交易记录的指控。警方在调查过程中收集了充分的物证及证人证言,具备合理根据。检方请求法庭确认逮捕的合法性,并驳回辩方提出的任何关于恶意检控的动议。”
黛娜说完坐下,动作很快,好像这些词在她的舌头上停留太久会烫嘴。
索恩将目光转向伊森。“辩方律师,你可以发言。”
伊森站起来。他没有急着开口,而是先把一份文件从桌上拿起来,举到身前。那是他昨天连夜准备的动议申请书,正文只有四页,附件却有将近六十页——全是莉迪亚在被停职前抄录下来的证人证言复印件,以及他自己从公开资料中搜集到的相关信息。
“法官阁下,在我回应对检方指控的实质内容之前,辩方首先向法庭提交一份动议:要求法院就本案所依据的‘唯一有效指控原则’进行合宪性审查。我方认为,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已构成对诺瓦共和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禁止不合理扣押’条款的系统性侵蚀,应予废除。”
旁听席上终于出现了声音。不是说话声,而是一阵低沉的、被压抑住的骚动——衣料摩擦声,身体在木椅上调整姿势的声音,以及几道急促的呼吸。布莱克伍德是个小镇,但这里的人都知道“宪法第四修正案”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
索恩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辩方的动议内容已记录在案,”他说,“但本案目前处于逮捕合法性确认阶段,法庭的审理范围仅限于警方在逮捕时是否具备合理根据。辩方提出的合宪性审查请求超出了本阶段审理范围,本庭不予采纳。”
“法官阁下,”伊森上前一步,“如果法庭只审查十项指控中是否存在一项具备合理根据,而不审查另外九项是否构成恶意捏造,那么‘唯一有效指控原则’的本质就是允许警方用一项可能成立的轻微违法,来合法化其余九项完全捏造的指控。这等于授予执法机关一张可以在逮捕令上填任意内容的空白支票。”
“科马克律师,”索恩摘下眼镜,用镜腿轻轻敲了一下桌面,语气依然平稳,“法庭理解你的论点,但本阶段的程序规则是明确的。控方不需要在本阶段证明所有指控均成立,只需要证明逮捕行为具有合理根据。这是法律。如果你认为法律本身有问题,可以走上诉程序。”
“上诉程序需要六个月到一年,”伊森说,“而我的委托人在这期间被剥夺自由。如果其中九项指控确实是捏造的,这六个月的自由被剥夺就是不可逆的损害。”
索恩把眼镜重新戴上,透过镜片看着伊森。那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被冒犯的威严。更像是某种耐心,一个老棋手在看对手走出他二十年前就背过的那步棋。
“本庭驳回辩方动议。现在请检方就逮捕合理根据做具体陈述。”
接下来的四十分钟,伊森坐在律师席上,听着黛娜一项一项地列举警方收集的证据。第一项指控——三月十四日,安塞尔从一名已知销赃者手中购入一批无来源证明的银质餐具,金额三百克朗。黛娜出示了一份交易记录,一份银行转账凭证,以及米洛·哈根的证人证言。至少表面上看,这一项的链条是完整的。
但从第二项开始,裂缝就出现了。
第二项指控声称安塞尔在五月八日接收了一批来源不明的古董烛台。证据是一份手写收据和证人证言。伊森站起来要求逐一审查收据原件,当法警将证物递到他手中时,他发现收据上的日期墨水和签名墨水不是同一种——日期是蓝黑墨水,签名是纯蓝墨水。他当场指出这一点,黛娜的回答是“检方会在后续阶段请笔迹鉴定专家出庭”。
第三项和第四项指控的证据结构几乎与第二项完全相同——同样的收据格式,同样的米洛·哈根作为唯一目击证人,同样的措辞模板。伊森逐一指出,索恩逐一记录,不作评论。
到了第七项指控时,发生了一件事。
伊森正在交叉审查证人证言中的时间矛盾,他提到了一份警方内部调查报告——莉迪亚被停职前从档案室调出的那份。黛娜立刻打断了他,指出那份报告不在检方提交的证据清单中,辩方不能引用未经登记的材料。伊森当即反驳:“这份报告是本案承办警探沃斯警探在逮捕当天完成的内部审查记录,是警方自己生成的文件,不存在未经登记的问题。除非——警方在事后将其从档案中剔除了。”
旁听席上的骚动比刚才更响了。索恩敲了一下法槌。“肃静。”
他看向伊森,眼神不再平静。那一瞬间伊森捕捉到了某种东西——不是愤怒,是警觉。索恩的瞳孔微微收缩,下巴的肌肉有一丝几乎不可见的绷紧。这些微表情只持续了不到一秒,但伊森在法庭上站了十年,他知道一个法官被触及真正的痛处时是什么样子。
“辩方提到的内部调查报告,”索恩说,“是否在警方案件档案中正式归档?”
“这是警方的档案管理问题,”伊森说,“如果一份内部调查报告在逮捕当天就被人为移除出档案系统,那么问题不在于辩方能否引用——而在于谁下令移除的,以及为什么。”
检方席上,黛娜的表情像是想把自己藏进案卷里。她的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
索恩宣布休庭十五分钟。
伊森走出法庭时,发现走廊尽头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莉迪亚·沃斯穿着一件不起眼的灰色外套,没化妆,头发塞在帽子里,靠在走廊的柱子后面。她的停职期间按规定不能出现在法庭上,但她还是来了。她从柱子后面递给他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说话。
伊森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份弹道分析报告的复印件。埃德加,那个快退休的老法医,连夜做了测试。报告的结论只有一行字,用红笔圈了出来——
“送检弹壳(编号EV-002)底部徽记与诺瓦共和国枪匠公会注册标记#TK-109匹配。该标记持有人为托比亚斯·凯斯勒,已于十六年前注销登记。凯斯勒生前唯一已知的客户名单中包括多名地方警局官员。”
最后一行的备注栏里,有人用铅笔手写了一行小字:“TK-109最后一次有记录的订单,购买人姓名为马库斯·索恩。”
伊森把报告合上,抬头看莉迪亚。她已经退回到走廊的阴影里,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她的眼睛。她只做了两个动作——把手指竖在嘴唇前,然后指了指走廊另一端正在走过来的两个人。
来人是布莱克伍德警察局长鲁本·哈斯克和他的副手。哈斯克是个肩膀很宽、脖子很粗的男人,穿着制服走起路来像一台正在推进的扫雪机。他径直走到伊森面前,脸上挂着一个被反复练习过的微笑。
“科马克律师,”他说,“听说你今天在庭上提到了一份内部调查报告。”
“你也来旁听了?”
“有人告诉我的,”哈斯克的笑容没有变,但声音放低了一度,“布莱克伍德警局对自己的内部文件管理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如果有材料未经授权流出,我们会启动全面调查。这不针对你和你的委托人——纯粹是程序问题。你应该理解。”
“我理解程序,”伊森说,“但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份在逮捕当天按规定填写的内部审查报告,隔天就从档案系统里消失了。如果你能解释这一点,我就不需要当庭引用了。”
哈斯克的笑容终于僵了一瞬。就一瞬。然后他又恢复了那副表情,像一块被搅动后又重新冻住的冰面。
“科马克,你以前是检察官,”他说,“你应该知道,有些案件的档案在调查期间会临时调整访问权限。这是常规操作。”
“BLK-10-4782是一起普通的销赃案。什么样的普通销赃案需要临时限制内部审查报告的访问权限?”
走廊里的空气忽然变得很薄。哈斯克身后的副手不自在地挪了一下脚。在几步之外,莉迪亚已经无声地消失在了走廊尽头的楼梯间。
哈斯克沉默了片刻,然后收起了笑容。没有过渡,没有渐进的僵硬——就是突然消失了,像关掉一盏灯。
“科马克,”他说,这次声音压得极低,“你代理了一个你不够了解的委托人。你以为你在为一个被冤枉的银器商辩护。但你不是。你只是被他选中的工具。我说得够清楚了。”
他说完转身就走,皮鞋磕在水磨石地面上,回声在走廊里回荡了很久。
伊森重新回到法庭时,发现被告席上多了一个东西。安塞尔在休庭期间被法警带入,此刻坐在被告席上,穿着囚服,双手安静地放在膝盖上。他的神态和被捕当天没有区别——平静,甚至可以说是松弛。伊森在他旁边坐下时,安塞尔偏过头,嘴角出现了一个极浅的弧度。
“索恩刚才在走廊里跟哈斯克局长说了几句话,”伊森低声说,“我猜他们不是在一起吃午饭。”
“索恩不会跟哈斯克一起吃午饭,”安塞尔说,声音很轻,像在念一段自己已背诵过无数遍的台词,“他们的关系只存在于餐桌上。晚餐。固定的日子。固定的座位。每个人都有专属的餐具。”
“你说的‘晚餐俱乐部’——卡洛琳告诉我了。现在告诉我具体有谁。”
安塞尔没有回答。他转头看着法官席上方那行拉丁文格言,看了很久。
“你知道那句拉丁文的完整出处吗?”他终于开口,“Veritas et Lex,真理与法律。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原句是:正义是恒常且永久的意愿,将每个人应得的归于他。但索恩把后半句裁掉了。他只保留了‘意愿’。对他来说,法律就是他的意愿。二十年前,当他的意愿是把无辜的人送上绞架时,法律没有阻止他。三年前,当他的意愿是设立一条可以合法迫害任何人的程序规则时,法律也没有阻止他。”
法警开始催促旁听者归位。索恩从法官休息室的侧门重新进入法庭,法槌敲下,宣布复庭。
“在继续审理之前,”索恩说,“本庭就辩方律师在休庭前引用的未登记内部调查报告作出一项临时裁定。”
伊森抬起头。
“该报告未被正式列入案件档案,依据诺瓦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七章第四十二条,未经登记的警方内部文件不具备作为庭审证据的法律效力。本庭命令辩方在后续陈述中不得再引用该报告的任何内容。同时,法庭将于今日聆讯结束后,就是否应对该报告的来源及流通过程启动司法调查作出决定。”
伊森站起来。“法官阁下,该报告的撰写人是本案的承办警探之一,她有权——”
“她已经不是本案的承办警探了,”索恩打断他,声音依然平和,但措辞像一扇被猛地关上的铁门,“莉迪亚·沃斯警探已被停职,内部调查正在进行中。在此期间,她生成的任何文件均视为非正式材料。科马克律师,本庭的裁定是最终的。请继续你对检方证据链的质疑。”
伊森站在那里,手指在桌沿上按得发白。他可以继续争辩,但他太熟悉这个程序了——当法官引用了一条具体的刑诉法条款时,任何争辩都会被视为藐视法庭。索恩选的条款是程序规则里最不起眼的一条,但它在这里发挥了最大的威力:在逮捕合法性确认阶段,法官有权决定哪些材料可以进入审查范围。而索恩刚刚把对他最不利的那份材料永久性地挡在了门外。
程序是法律的骨骼。抽掉骨骼,肉体无处附着。
伊森坐回椅子上。安塞尔在他的左侧,姿势没有任何变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到只有伊森能听见。
“科马克先生,你刚才问我具体有谁。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名字。”
“谁?”
“鲁本·哈斯克。布莱克伍德警察局长。二十年前,他是第一个到达灭门案现场的巡警。当时他只有二十五岁,刚到职半年。但他在现场报告里写的那行字,决定了整个侦查方向。”
“他写了什么?”
安塞尔侧过头,眼睛里的光在法庭日光灯下呈现出一种冰冷的灰色。
“他写道:『现场未发现可疑人员进入痕迹。判断为内部作案。幸存幼童手臂有溅射状血迹。需进一步询问。』”
安塞尔把最后一句话重复了一遍,一字一顿。
“需进一步询问。一个五岁的孩子,满身是父母的血,刚从餐桌下被人拖出来,而警察局长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孩子需要被‘询问’。”
法槌再次敲响,索恩宣布继续审理。
伊森机械地站起来,准备继续他对第八项指控证据的质疑。但他的思绪已经不在这间法庭里了。哈斯克在走廊里说的话和安塞尔在被告席上说的事,像两片拼图在他脑海里拼在一起。哈斯克说,你只是被安塞尔选中的工具。安塞尔说,第一个名字是鲁本·哈斯克。
如果安塞尔说的不完整的“还差九个”指的是十个需要为二十年前冤案负责的人——那么哈斯克是第一个。那索恩呢?索恩是第二个,还是说那张名单本身和他作为法官的身份就不是一个序列的东西?
伊森在开始发言之前,最后看了一眼法官席。索恩正垂着眼翻阅案卷,手指白皙修长,翻页的动作轻柔而精准。那只手曾经签署了伪证令。那只手曾经把一个五岁孩子的家族从法律保护的对象变成了侦查对象。而那只手现在正握着一支笔,随时准备在程序规则的空白处写下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伊森深吸一口气,开始陈述。
他的声音在法庭里回响,逻辑严密,措辞精确,逐点逐项地撕裂检方证据链的每一处弱点。旁听席上有人在记笔记,有人在绞手指,有人只是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没有人离开。
但在整个陈述过程中,伊森始终觉得有一道目光落在他的后颈上。不是索恩。不是检方。是安塞尔。
当伊森坐下时,他偏头看了一眼被告席。安塞尔正看着他,表情依然平静,但那平静之下有一层极薄的、像水面油膜一样的东西,在灯光下微微闪烁。
那不是感激。
是评估。像一个人在评估一件工具是否足够锋利,能不能承担接下来的工作量。
法槌敲下。
“本庭将于明日继续审理。休庭。”
伊森走出法院时,天色已经暗了。布莱克伍德主街的路灯亮起来,黄光打在街道两旁的枫树上,把树叶照成一种不自然的金色。他站在台阶上呼出一口白气,然后低头看手机。
有一条新信息。发件人的号码他没见过,信息只有一行字。
“他们会在餐桌上等你。”
和狩猎小屋柱子上刻的那句话一模一样。但这一次,发件人附了一个地址。是布莱克伍德镇北边一处私人住宅。街区名称伊森知道。那是镇上最贵的地段,每栋房子都建在被老橡树环绕的坡地上,车道长得看不到尽头。地址的末尾,发件人打上了房主的名字。鲁本·哈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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