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项任务在七十二小时后的午夜准时解锁。艾德里安坐在书房里,屏幕的冷光打在他脸上,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他已经不再对叔父的程序有任何期待——每一行新弹出的文字都只会带来更深的深渊。但他还是读了。
“第五项任务:纯白房间。目标:约纳斯·菲舍尔。男性,二十二岁。你的前患者。三年前,你在他十九岁时接诊,诊断记录显示他因同性性取向产生持续性焦虑与自我认同障碍。在禁令生效前的最后一次治疗中,你帮助他建立了一套自我接纳的认知框架。此后他停止接受任何形式的心理咨询,目前居住在弗罗斯特堡大学城附近,从事独立摄影工作。”
艾德里安的手指在读到“约纳斯·菲舍尔”时停住了。这个名字不是档案里的一行数据,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记得约纳斯第一次走进咨询室时穿着的那件洗到褪色的深蓝色卫衣,记得他说话时习惯性地将手指交叠在膝盖上,记得他在最后一次治疗结束时站在门口说“你没有改变我”时眼眶微红的样子。
他继续往下读。
“任务要求:在七日内,使目标约纳斯·菲舍尔回到他三年前前来求助时的初始状态——即重新产生对自身性取向的深度焦虑、自我否定和矫正意愿。任务成功的判定标准为:目标主动联系你或任何其他心理咨询从业者,提出重新接受转化疗法干预的请求。”
“附带规则:一、不得对目标造成身体伤害。二、不得限制目标人身自由。三、你可以使用任何心理学技术手段,但不得向目标透露任务的真实性质。四、最迟在第七日结束前,目标必须完成一次主动求助行为。”
艾德里安将这段话读了三遍,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慢。叔父不是要他杀死约纳斯,不是要他抹除约纳斯的身份,也不是要摧毁约纳斯的名誉。叔父要的是他亲手拆掉自己曾经为这个年轻人搭建的一切——那些他用了几个月时间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自我接纳,那些他违背联邦禁令的风险所守护的信念,那些约纳斯离开时眼眶微红地对他说“你没有改变我”的瞬间。叔父要他证明,他所做的一切治疗都是可逆的,就像写在沙滩上的字。
这比任何一项任务都更接近犯罪的核心定义。这不是对外的攻击,这是对内的摧毁——摧毁他作为心理咨询师存在的全部意义。
工具包照常自动下载了约纳斯的当前档案。档案显示他在弗罗斯特堡大学城一间小型共享工作室里做独立摄影师,接拍一些艺术人像和社区活动记录。他的社交账号上发布的照片风格安静而克制,大量的负空间和柔和的自然光,像一个在用取景框寻找某种秩序感的人。档案的最后一页是叔父的手写体注释,只有一行字:“你所建立的,现在由你亲手拆毁。这是自反性实验的第一步。”
艾德里安关掉电脑,在黑暗中坐到了天亮。
第二天上午,他用一个临时注册的号码给约纳斯发了一条消息。他不能用自己的真实身份——约纳斯太了解他了,任何来自“凯斯勒医生”的直接接触都会立刻引发警觉。他需要让自己变成一个陌生人,一个潜伏在约纳斯日常生活中的阴影。
消息是这样写的:“你好,我在弗罗斯特堡艺术委员会的网站上看到了你的作品。我正在策划一个关于‘脆弱与身份’主题的摄影项目,想邀请你参与拍摄。报酬按你的标准费率计算。如果感兴趣,我们可以约在大学城附近的咖啡馆见面详谈。”
约纳斯在两小时后回复了。“谢谢你的邀请。我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明天下午可以见面。”
艾德里安盯着这条回复,盯着那个“感兴趣”的字眼。约纳斯不知道,他即将走进的不是一个艺术项目,而是一间被精心设计的心理陷阱。而设计这个陷阱的人,恰好是三年前帮他走出上一个陷阱的人。
他们在次日下午见面。艾德里安戴了一顶帽子,换了一副他不常戴的深色镜框,留了一点胡茬。这些改变很小,但足够让一个三年未见的人在最初的几分钟里无法立刻认出他。果然,约纳斯走进咖啡馆时,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秒,然后移开了,没有认出。
“你好,我是约纳斯。”他伸出手,手势和三年前一模一样——指尖微屈,掌心向内,像一只不习惯被人触碰的猫。
艾德里安和他握了握手,用一个化名介绍了自己。他们聊了将近四十分钟,关于摄影、关于弗罗斯特堡的冬天、关于“脆弱”是否可以在镜头前被真实地捕捉。约纳斯说话时依然习惯性地将手指交叠在膝盖上,这个细节让艾德里安心口一阵发紧。
在谈话的尾声,他按照叔父预设的脚本,不经意地提了一句:“我注意到你的作品中很少有自拍人像。是因为你不想成为被观看的对象,还是因为你对自己的形象有某种——不确定?”
这句话是精心设计过的。它听起来像一句随口的艺术讨论,但实际上一枚被小心植入的认知种子。“不确定”这个词三年前在咨询室里出现过很多次,是约纳斯用来描述自己性取向认同的核心词汇。艾德里安曾经花了三个月帮他摆脱这个词的束缚,现在他又亲手把它放了回去。
约纳斯的瞳孔在听到“不确定”时轻微收缩了一下。这是一个几乎不可察觉的生理反应,但艾德里安看到了。“也许吧。”约纳斯说,然后迅速转移了话题。
第一次接触到此为止。种子已经埋下。
接下来的五天里,艾德里安按照叔父设计的一套认知行为干预方案,通过多种渠道对约纳斯施加了系统性的心理影响。他不能直接接触约纳斯——太频繁的接触会引起警觉——但他可以通过数字手段做很多事。
他入侵了约纳斯经常浏览的几个艺术评论网站,植入了被修改过的“读者推荐”内容。这些内容并非直接攻击同性恋,而是更为微妙地讨论“当代身份政治的过度简化”“性取向标签是否限制了个体的复杂性”“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自我接纳不等于放弃探索改变的可能性”。每一篇文章都经过精心措辞,不会让普通读者感到不适,但对于一个曾经在性取向问题上经历过深度焦虑的人来说,这些文字就像被调准频率的声波,恰好能触发记忆深处尚未完全愈合的共振。
他在约纳斯的社交账号上伪装成几个新关注者,在评论区留下一些看似友好但带有暗示性的提问——“你有没有想过,你拍这么多安静的题材,是因为你在逃避某种内在的噪音?”“我看到你三年前的照片,那时候你看起来很不一样。发生了什么?”这些评论在发出后的几小时内被自动删除,但它们已经在约纳斯的通知栏里出现过,被他看到过。
最有效的一步是叔父预设的“梦境诱导”——一套通过特定音频频率影响睡眠初期大脑状态的实验性技术。档案中声称,这套技术在“纯白之境”的转化疗法研究阶段曾被用于患者身上,能够增强与身份认知相关的梦境记忆。艾德里安无法判断这是否是真的,但工具包已经自动将一段编码音频通过约纳斯使用的白噪音助眠应用推送到了他的设备上。
第五天晚上,约纳斯给他发了一条消息:“那个项目——关于脆弱与身份的——我们还能再聊聊吗?我最近睡不好。拍了一些东西,但拍完以后觉得不对。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艾德里安在屏幕这一端看着这段话,手指悬在键盘上方。他知道这代表什么——约纳斯开始怀疑自己了,那些被精心安排的认知干预正在起效。他的专业训练让他能够清楚地从这段文字中读出早期自我认同动摇的典型信号:睡眠质量下降、对创作的自我否定、难以语言化的内在不适。
这是一个求助信号。但求助的对象是他这个肇事者。
他们约在大学城另一端的一家书店见面。这一次约纳斯看起来疲惫了很多,眼下的阴影在书店暖色的灯光里格外明显。他没有点咖啡,只是坐在艾德里安对面,双手交握放在桌上,拇指反复地摩擦另一只手的虎口。
“我最近一直在想,”约纳斯说,声音比上次低了很多,“你上次问我的那个问题。关于我不拍自拍的原因。我一开始觉得那只是个随口的问题,但它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我翻了我这几年拍的所有东西,确实没有我自己。一张都没有。我开始想这是不是真的只是风格偏好,还是——我在躲什么。”
“你觉得你在躲什么?”艾德里安问。这句话在出口的瞬间,他几乎要从椅子上站起来逃离这个房间——因为这句问话和三年前约纳斯第一次走进咨询室时他一模一样的开场白只差了两个字。三年前他说的是“你觉得你在找什么”。三年后他问的是“你在躲什么”。从找到躲,从建立到拆毁,他用了三年时间画了一个完美的圆,现在他正站在圆心的位置上亲手将这个圆闭合。
“我不知道。”约纳斯说。“我三年前曾经接受过心理咨询。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已经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了。但最近我开始觉得——也许我没有想清楚。也许我只是学会了不去想。”
“不去想”和“不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艾德里安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区别。约纳斯三年前学会的是前者——他在认知层面建立了一套与性取向和平共处的方法,但他的情感层面从未真正完成整合。叔父的方案正是精准地瞄准了这个裂缝。那些被植入的念头像水一样从裂缝中渗入,正在无声地侵蚀当初建立的认知结构。
“你有没有想过,”艾德里安说,每一个字都像在咬自己的舌头,“也许你应该重新去见那个人?那个当初帮你理清这些的人?”
约纳斯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长,大约持续了五秒。在这五秒里,艾德里安不知道约纳斯是否认出了他。也许没有。也许有,但约纳斯的大脑自动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因为“凯斯勒医生”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出现在这里。认知失调理论说过,当现实与预期过于不匹配时,人会倾向于用最方便的解释来维持认知平衡——比如“这个戴帽子的陌生人只是长得有点像凯斯勒医生”。
“他不能见我了。”约纳斯说。“联邦禁令之后,他被吊销了执照。我听说他现在连社区心理中心的志愿者都做不了。”
“但你仍然可以联系他。”
约纳斯没有回答。他盯着桌面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说:“我该走了。”
第七天。任务最后期限。
艾德里安坐在书房里,看着监控屏幕上约纳斯手机的实时状态。最后期限是午夜,现在距离午夜还有四个小时。约纳斯今天没有任何外出记录,手机位置显示他一直在公寓里。
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
十一点四十一分。约纳斯手机的通讯记录中出现了一条新的拨出记录。那个号码艾德里安认识——是他自己的号码,是他三年前在诊所工作时使用的个人号码。联邦禁令之后这个号码他一直没有注销,也没有人再打进来过。
电话接通了。艾德里安听到约纳斯的声音从监控中传来,带着一种被精心抑制的颤抖。
“凯斯勒医生。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这条留言。我是约纳斯。我知道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或者不应该再和我说话。但我——”他停顿了很长时间,长到艾德里安以为电话已经挂断。“我最近一直在想,也许当初你说我不需要被改变,是错的。也许我需要。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再见你一次。”
留言结束。通话记录显示时长一分零三秒。
工具包弹出了任务完成的通知。艾德里安没有看。他摘下耳机,走进浴室,跪在马桶前,吐出了胃里仅剩的咖啡和胆汁。
等他回到书房时,发现约纳斯的留言并不是当晚唯一的变化。他的加密通讯系统中多了一条来自渡鸦的消息,只有一行字:“你叔父对约纳斯做的,和他当年对你父亲做的,是同一件事。你知道你父亲的‘诊疗记录’磁带为什么一直没录完最后一盒吗?因为他被‘矫正’了,然后再也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艾德里安盯着这行字。窗外的弗罗斯特堡正在下雪,每一片都落得很轻,像有人在天上撒碎纸。
他还没来得及回复渡鸦,工具包就弹出了第六项任务的预热通知。第六项任务的目标赫然写着:格里姆美术馆——馆藏一件名为《呼喊自由》的青铜雕塑。任务要求是在展览期间将其盗走。
而在任务详情的末尾,叔父附上了一行极其简短的说明:“这座雕塑的保险基金,由联邦言论自由保护法立法委员会的三名前委员联合捐赠。你在最高法院败诉的那个案子,正是基于这部法案被驳回的。现在,去把那件自由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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