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废弃实验楼出来时,天色已经开始转暗。诺克斯维尔市十一月的黄昏来得很早,四点半不到,坎伯兰河对岸的天际线已经被染成一片浑浊的橘红色。哈珀坐在副驾驶座上,反复翻看手机里拍下的那些卡片照片,每一张卡片上工整的笔迹都像是一个无声的嘲笑。
“布兰奇的手机打不通。”马洛把耳机摘下来扔在仪表盘上,“办公室座机没人接,家里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我已经让巡逻组派人去他位于河畔大道的公寓查看。工会那边说布兰奇今天下午请了假,理由是身体不适。”
“今天上午他还坐在会议室里,气色好得很。”哈珀说。
“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身体不适’的?”马洛发动了车,“也许是从我们提到‘047’和‘048’这两个数字开始的。”
哈珀没有回答。他正在回想上午在工会会议室的每一个细节。布兰奇坐在会议桌主位,回答问题滴水不漏,表情控制得当,全程没有露出任何破绽——除了一件事。当哈珀提到红漆数字时,布兰奇的右手握住了面前的咖啡杯,握得很紧,指节发白。那个动作持续了大约三秒,然后他松开了,将手放回桌面下方,此后再也没有拿上来过。
“他认识那个数字。”哈珀说,“他看到047时就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二十分钟后,他们到了布兰奇的公寓。那是一栋高层住宅楼,位于河畔大道中段,俯瞰坎伯兰河。巡逻组的警车已经停在楼下,两名穿制服的警官守在十二楼的走廊里。布兰奇公寓的门开着,里面的灯也亮着,但空无一人。
“门没锁。邻居说下午三点左右听到这层有争执声,出来看时门虚掩着,里面没人。”守在门口的年轻警官报告道。
公寓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单身汉居所:深灰色布艺沙发,玻璃茶几上摊着几本《劳工法评论》和一本翻到中间折角的悬疑小说。厨房水槽里放着一只没洗的咖啡杯,餐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屏幕还亮着,显示着一个打开但未发送的邮件编辑页面。
收件人栏是空白的,主题栏也是空白的。正文只有一句话——
“我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人。”
哈珀弯下腰,把光标移到页面边缘,查看邮件的最后编辑时间:今天下午两点四十七分。布兰奇开始写这封邮件的时候,哈珀和马洛正在废弃实验楼的地下室里,盯着墙上那张写着049号和布兰奇名字的卡片。
“他在写这封邮件的时候被什么打断了。”马洛走到卧室门口往里看了一眼,床铺整齐,衣柜门关着,没有任何打斗痕迹,“或者说,他写到一半决定不发了,然后出了门。”
“不是决定不发。”哈珀指着屏幕下方的状态栏,“他按了保存,没有删除。这说明他当时犹豫了,想留一个后路。他不是自己走出这扇门的——他是被人带走的,或者被什么东西引诱出去的。”
马洛在公寓里走了两圈,忽然在玄关处的鞋柜上停下。鞋柜上放着一串钥匙、一个皮质名片夹,还有一张对折的小纸条。纸条的纸质和之前在肖的律师事务所发现的那张几乎一模一样。
她展开纸条,上面用那种已经熟悉的工整笔迹写着:
“如果你想知道047和048的全部真相,下午三点,老橡树街的公共停车场见。来之前别告诉任何人,也别带手机。——一个知道你也曾身在其中的人。”
哈珀从马洛手里拿过纸条,仔细读了两遍。
“他知道047和048意味着什么,所以纸条上的内容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而且写纸条的人知道布兰奇‘也曾身在其中’——这句话是钥匙。布兰奇曾经在什么里面?”
马洛思索片刻:“他是工会副主席,在代理费诉讼中代表工会一方。从受害者的身份来看,科尔和肖是对立的双方——科尔代表工会,肖代表反工会的雇员。但布兰奇是工会的人,他本来应该和科尔站在一起。为什么有人要杀他?”
“因为导师不在乎立场。”哈珀的声音很低,“科尔是‘以多数之名剥夺少数之选择权’,肖是‘以正义之名行掠夺之实’,而布兰奇的罪名是什么?卡片上写的是——‘沉默的共谋’。他不是加害者,也不是掠夺者。他是知道内情但选择沉默的人。”
两人对视了一秒,同时说出同一个名字:里奥·马利克。
那个西装袖子略短的年轻人同时出现在工会会议和肖的律师事务所合影里,他在两边都待过,他有机会接触两边的内部信息。如果布兰奇认识里奥——或者说,如果布兰奇和里奥之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联系——那么布兰奇看到纸条后赴约的理由就完全说得通了。
哈珀拿出手机,拨通了市警局信息分析组的号码,让他们紧急调取里奥·马利克的全部档案。
档案在十五分钟后传到了哈珀的平板上。
里奥·马利克,二十六岁,诺克斯维尔市本地人。父亲是黎巴嫩移民,曾在市环卫部门工作了二十二年,三年前因肝癌去世。母亲仍在世,住在城南的移民聚居区,靠做家政清洁维持生计。里奥本人曾是一名持证电工,在市政府外包的维修公司工作过四年。两年前,他因为拒绝加入工会并被强制从工资中扣除代理服务费而向市劳资委员会提出申诉,但申诉被驳回。此后他被公司以“业务调整”为由解雇,失业八个月后才在工会法务部找到一份临时助理的工作。
“他自己就是代理费制度的受害者。”哈珀翻着档案说,“被强制扣费,申诉失败,丢了工作,最后不得不到夺走他钱的那个机构里去打杂谋生。这种经历——”
“正好符合导师选人的标准。”马洛接过话头,“被社会系统拒绝过的人,怀有真实的怨恨。只要有人告诉他,‘你不是在报复,你是在矫正不公’,他服从指令的可能性会非常高。”
哈珀继续往下翻档案的附页。那是里奥在工会入职时填写的紧急联系人表格。除了母亲之外,他在“其他联系人”一栏里填写了一个名字:维克多·萨尔。关系备注是“前同事”。
他把这个名字输入警务数据库。搜索结果让他后颈一紧。
维克多·萨尔,三十五岁,曾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四年监禁,服刑两年半后假释出狱。出狱后在多个临时工岗位间辗转,最近的一份工作记录是韦斯特菲尔德大学心理系的实验志愿者——登记的实验项目名称是“社会行为观察研究”,登记的受试者编号是046。
046。
哈珀想起在科尔书房里发现的那张便签纸,纸上留下的凹痕数字就是046。信息板上那些视频文件,编号也是从001到046。维克多·萨尔的受试者编号是046,这意味着他是实验的第一批参与者——甚至可能是最早的一个。
“如果046是维克多·萨尔,那么047号执行者是L,也就是里奥·马利克。”马洛在一张纸上快速画出对应关系,“048号执行者是I,身份未知。049号执行者是R——R会不会就是罗纳德·布兰奇名字的首字母?不对,卡片上写的是‘执行者:R’,布兰奇是目标,不是执行者。”
“但布兰奇的名字是罗纳德(Ronald),首字母也是R。”哈珀皱起眉,“也许导师在玩一个故意的混淆游戏。也许布兰奇曾经是实验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实验的对象。”
他的手机在这时震动了一下。信息分析组发来了一条新消息:布兰奇手机的最后一次GPS定位记录显示,下午三点零六分,手机信号从老橡树街的公共停车场移动到了韦斯特菲尔德大学校园东侧,然后在三点四十一分彻底关机。信号移动路线与手机基站切换记录一致,没有中断。
“三点到三点四十,布兰奇从老橡树街被带到了韦斯特菲尔德大学。”哈珀站起来,“他现在可能就在校园的某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巴罗楼或者实验楼。我们必须马上回去。”
两人刚出公寓楼大门,哈珀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来电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为诺克斯维尔市。他犹豫了一秒,按下接听。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被刻意压低的、带着某种手术台般冷静的声音。
“哈珀警探,我不建议你们今晚回到巴罗楼来。049号实验正在进行中,干扰实验参数会带来不可控的变量。这是学术规范。”
“你是导师。”哈珀站定了脚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传来一声极轻的笑。
“导师这个词太宏大了。我只是一个对人性运作机制抱有持久好奇心的研究者。科尔和肖的死亡不是谋杀,是实验结果。你无法起诉一个实验——就像你无法起诉一场地震,或者一次流行病。它们只是发生了,遵循着某种因果规律。”
“你让活生生的人去杀害另一些活生生的人,然后告诉我这是实验?”哈珀的声音压抑着怒火。
“让我纠正你一个认知偏差,警探。”电话那头的声音依然不急不缓,“我没有让他们做任何事情。我只是创造了一个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他们内心原本就存在的冲动被允许表达出来。我给了他们一个编号,一个目标,一套操作步骤。然后他们选择了服从。你注意到了吗?没有人拒绝。047号执行者没有拒绝,048号执行者也没有。他们甚至没有犹豫太久。你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为什么?”
“因为你在挑选受害者的时候,找的就是已经被这个系统压碎了的人。”哈珀说。
“你只说对了一半。”导师的声音变得更轻,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我还挑选了目标。科尔、肖、布兰奇——他们恰恰是制造这些碎片的系统的一部分。所以我让他们互相消灭。这是一场完美的闭环实验,警探。代理费制度创造了受害者,受害者变成了执行者,执行者去消灭制度的代表者。你以为我是在杀人,但其实我是在演示一个社会学定律:压迫产生怨恨,怨恨在权威指令下转化为暴力,暴力的对象恰好是压迫的源头。这几乎是……优雅的。”
哈珀示意马洛用另一部手机启动信号追踪。他需要拖住这个人。
“你说049号实验正在进行。布兰奇还活着?”
“目前还活着。但参数已经设定了——‘坠落’。你也许有机会找到他,但我想提醒你,警探,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找到的不会是一个受害者,而是一个完整实验记录的最后一行数据。049号将证明,即便是系统内部的沉默共谋者,也无法逃脱系统崩溃时的反噬。这是一个漂亮的收尾。”
“收尾?049之后还会有050吗?”
电话那头再次沉默。这次的沉默比上一次更长。当导师重新开口时,声音里那一丝冷静的笑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更深、更暗的东西。
“050是特别的。050是所有实验的终点。050号目标不能由我的受试者来执行。050号目标……是我自己。”
电话断了。
马洛抬头看哈珀,手里的追踪器屏幕上显示出一个闪烁的红点。信号来源在韦斯特菲尔德大学巴罗楼——不是废弃实验楼,而是心理系的主楼。
“他在系楼里。信号稳定,没有移动。”
哈珀把手机攥得死紧。导师刚才说的那些话在他脑子里反复回放。那个人不是在炫耀,也不是在挑衅。他是真的相信自己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研究,而那些尸体只是论文里的脚注。更可怕的是,在他的逻辑体系里,一切都能自圆其说。
“通知校园安保,立刻封锁巴罗楼。派所有可用的人手过去。”哈珀拉开车门,忽然又停住,“等一下。他说049的目标是布兰奇,执行方式是‘坠落’。巴罗楼有几层?”
马洛迅速调出手机上的校园地图。巴罗楼是一栋八层建筑,楼顶有一个开放的观景平台。如果布兰奇已经被带到那里,“坠落”的意思不言而喻。
但她注意到另一个细节。巴罗楼的地下室同样有一个出口——一条连接巴罗楼和废弃实验楼的旧蒸汽管道走廊,是七十年代两栋楼同时建造时留下的,后来被封闭,但在校园基建档案里仍有标注。
“如果导师在巴罗楼接的电话,布兰奇不一定在巴罗楼。导师可能故意用巴罗楼的信号引我们去,实际上布兰奇被关在管道走廊或者实验楼里。”马洛说。
哈珀想了想,做出了决定。
“分两路。我去巴罗楼,你带人重新回实验楼。如果导师真的在巴罗楼,我会拖住他。你在实验楼找布兰奇。四十八小时的窗口期才过去不到六个小时,我们还有时间。”
“如果导师不在巴罗楼呢?”
“那他就是在实验楼里。”哈珀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无论他在哪里,他今晚都会在049号的实验现场。他不会错过观察自己实验结果的机会。”
福特车冲进渐浓的夜色中。坎伯兰河对岸,韦斯特菲尔德大学的钟楼亮起了白色的轮廓灯,在暗蓝色天幕下显得格外醒目。哈珀握着方向盘,脑海里始终转着导师最后那句话——
050号目标是我自己。
一个以实验之名操纵连环杀人的人,把最后的目标设成了自己。这意味着什么?是赎罪?是终极的数据收集?还是这场实验从一开始,就不止一个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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