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萝庄园疗养院的探视时间是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来访者需要在门卫室登记，出示身份证明，填写一张印有二十余项条款的探视申请表。威廉在“与受访者关系”一栏停顿了很久，最终写下了“法定配偶”。他没有写“前”字。笔尖在纸面上悬停了大约三秒钟，然后他把那张表格从垫板上撕下来，连同一张皱巴巴的驾照一起递给了门卫室的胖女人。
胖女人看了一眼驾照，又看了一眼表格，最后看了一眼威廉。她的目光里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审视，就像一个在肉联厂工作了三十年的质检员打量一块挂在钩子上的猪肉。不是恶意，只是习惯。
“艾弗里先生，”她说，“您上次来探视伊芙琳·艾弗里女士是什么时候？”
“从来没有来过。”
“从来没有？”她的眉毛往上挑了一下，“她在这里住了二十年。您一次都没来过？”
威廉没有解释。他这辈子已经解释了太多事——向工头解释为什么迟到，向妻子解释为什么酗酒，向管理员解释为什么需要那笔养老金，向律师解释为什么那份弃权书是假的，向斯坦纳解释他为什么一定要找到真相。他厌倦了解释。解释是一种向别人乞求理解的姿态，而他已经不想再向任何人乞求任何东西了。
胖女人等了大约十秒钟，没有得到回答。她把驾照和表格还给威廉，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访客证，面无表情地指了指走廊尽头。
“六号房。走廊走到头，左拐。不要给病人带任何食物。不要拍照。如果病人情绪出现波动，护工会介入，您必须立刻离开。”
威廉点了点头，把访客证别在外套的翻领上，拄着拐杖走进了走廊。
疗养院的走廊很长，很亮。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一根接一根地排列着，发出均匀而冷白的、不带任何温度的光。墙是淡绿色的，地是米黄色的，每隔几步就有一扇门，门上没有名字，只有号码。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
六号。
威廉在六号房门口站住了。
门是虚掩着的。从门缝里可以看到房间的一角：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把藤椅，一扇窗。窗户是朝南的，此刻正午的太阳正透过半拉的窗帘在床单上投下一块明亮的长方形光斑。光斑的边缘整齐而锋利，像是一张被剪裁过的金色纸片。
他敲了敲门。
没有回应。
他又敲了两下。
还是没有回应。但门缝里有什么东西动了动——不是人，而是别的东西。一朵纸折的玫瑰花。不知道从哪里滚过来的，也许是桌上，也许是窗台上，它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滚到了门缝旁边，停在距离他的鞋尖不到十厘米的地方。
威廉低头看着那朵纸玫瑰。它折得很好，每一片花瓣都棱角分明，花心处被指甲掐出一个微微上翘的弧度。花瓣上印着模糊的印刷字，看不太清楚。但他认得这折法。三十五年前，五岁的莉迪亚坐在船厂家属楼的窗台上，两条腿悬在半空中晃来晃去，手里拿着一叠从旧报纸上撕下来的纸片，笨拙地跟着伊芙琳一步一步地学折玫瑰。她在那里坐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太阳落山，直到伊芙琳把她从窗台上抱下来，直到厨房里飘出洋葱和胡萝卜炖在一起的气味。
那种气味再也没有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进来。”
一个声音从房间里传来。不是那种虚弱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老人声音，而是一种平静的、甚至是冷淡的语调。好像她早就知道他会来。
威廉推开门，走了进去。
伊芙琳坐在窗边的藤椅上，背对着门。她的头发全白了，稀疏地散落在肩头，被窗户里透进来的阳光照得几乎是透明的。她腿上盖着一条格子毛毯，手里正在折另一朵纸玫瑰。
“你终于来了。”她说。
不是“你好”，不是“好久不见”，不是“你来做什么”。而是“你终于来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某种东西——不是期待，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漫长的、安静的、类似于等待但又不完全是等待的平静。
就像一个人站在月台上，列车晚点了整整三十五年。当列车终于进站的时候，她不会欢呼，不会激动，只会看着它缓缓停稳，然后轻轻地说一句：你终于来了。
威廉在藤椅旁边的床沿上坐下来。他的拐杖靠在床头柜上，发出了轻微的磕碰声。他看着她手里的那朵纸玫瑰——才折了一半，花瓣只出了三层，花心还没有收口。
“你收到我的信了？”他问。
“收到了。”伊芙琳低着头，继续折她的花，“我把信折成了玫瑰。昨天的事情。”
威廉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他的手在外套口袋里摸了摸，碰到了斯坦纳给他的那个牛皮纸信封。但他没有拿出来。不是不敢，而是觉得时机不对。直觉告诉他，先不要把信封里的东西拿出来。先听她说话。
沉默漫延了整个房间，像藤蔓爬满了墙壁。窗外的鸟叫了一声。疗养院中央空调的低沉嗡鸣一直在响。
“你还记得阿尔伯特·克罗夫特吗？”威廉终于开口了。
“记得。”伊芙琳的手指没有停，“他帮你推开了那块钢板。”
“是的。他救了我一命。”
“他救了你很多命。不只是钢板那一次。”
威廉抬起头看着她的背影。她仍然没有转过身来。
“他三个月前去世了。肺气肿。”
“我知道。他临终前来过这里。”
威廉的瞳孔骤然收缩。
“阿尔伯特来过这里？”
“三个半月前。那天下午他坐了很久。他说他的肺不行了，医生说没剩多少时间。他想趁着还能走路，来跟我说几句话。”
“他说了什么？”
伊芙琳手里的纸玫瑰在阳光下慢慢地转动。她的手指很稳，和她说话的语气一样稳。折痕一道接一道，精准而从容。
“他说他这辈子对不起一个人。不是对不起你。是对不起你的女儿。”
“我没有女儿。莉迪亚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他说的不是莉迪亚。”伊芙琳的声音忽然轻了下去，“他说的是一个姓霍布斯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的父亲，是他在船厂的工友。”
维克多·霍布斯。阿尔伯特的儿子。霍洛韦惩教所的那个编号——HC-7821。
威廉感到左肩那道旧伤疤又开始发痒了。每当他靠近某种他不愿意面对却又无法回避的东西的时候，那道疤就会有反应。它像一只长在他身上的感应器，比他的大脑更早知道真相正在靠近。
“阿尔伯特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
伊芙琳把折好的纸玫瑰放在膝盖上，和之前那朵并排摆着。她终于转过身来。
阳光照在她的脸上。
她的眼睛是清澈的。
这种清澈不是老年人偶尔的清醒。不。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藏了三十五年的、谁也没有看到过的光。浑浊只是她的伪装。或者说，浑浊只是她选择了对外展示的那一面。而她真正的那一面——清澈、冷静、像冬天的冰面一样透明——她只对很少很少的人展露。
威廉是其中之一。
他看着她的眼睛，她看着他的眼睛。中间隔了两朵纸玫瑰，一张藤椅，三十五年的距离。
“你一直没有发病，对吗？”他说。
“我发过病。”伊芙琳说，“只是没有他们以为的那么严重。这地方适合我。安静，规律，没有人问我问题。我在这里可以想清楚很多事情。”
她低下头，拿起那朵还没折完的纸玫瑰，又翻了一折。她的手指在纸面上摩挲，发出沙沙的声音，像风吹过干树叶。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签那份弃权书。”她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签。”威廉说，“那天你走出人事部的时候，对楼下那个公证员助理说的话——‘又一个把自己卖了个干净的女人’——你不是在说自己。”
伊芙琳的手指停住了。纸玫瑰悬在半空中，花瓣还没有收口。
“你听到了？”
“斯坦纳告诉我的。昨天。他说他听到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你要签那份文件。你不是因为怕我才签的。你是想用放弃权益的方式，买断你和我之间最后的一点联系。你不想欠我任何东西。你要的是彻底的自由。”
伊芙琳沉默了很久。
“你说的没错。”她终于开口，“但不全是。那份弃权书之所以无效，不是因为有人改了规则。而是因为——”
她的话没有说完。
走廊里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止一个人。皮鞋踩在塑胶地板上发出沉闷而快速的声响。紧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不好意思，探视时间临时中断。”
门被推开了。两个穿着深色西装的壮汉站在门口，其中一个的手里拿着一份印有诺丁汉信托公司信头的公函。另一个的目光在房间里扫了一圈，落在威廉身上。
“艾弗里先生，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关于您昨天在档案室的行为，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核实。”
威廉看着他们，没有站起来。
伊芙琳平静地看着这一切，然后把手里那朵没折完的纸玫瑰放进了自己外套口袋里。那朵花的花瓣还散着口，像一张没有合拢的嘴。她的动作轻而稳当，像在做一件与眼前这一切毫无关系的事。
壮汉往前迈了一步，皮鞋陷进地毯里。床头柜上，威廉的拐杖滑了一下，撞在藤椅的椅脚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窗外，又一片乌云遮住了正午的太阳。六号房里的那块金色长方形光斑暗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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