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玄静找到杜元朗的时候，这个老捕头正蹲在城西自家院子里磨刀。
磨刀石是旧的，中间已经凹下去一道弧形的槽，像被岁月啃过一口。杜元朗的手很稳，刀身在石面上来回滑动，发出一种均匀的、令人牙酸的沙沙声。每磨几下，他就停下来，用拇指试试刀锋，然后继续磨。院子里没有点灯，只有月光从老槐树的枝叶间漏下来，斑驳地落在他的肩头和那把越来越亮的短刀上。
“使君给了七天。”裴玄静站在院门口，没有往里走，“他要一件直接的证据。”
杜元朗没有抬头，手里的刀继续在磨石上走着。
“七天。”他将刀翻了个面，开始磨另一侧的刃，“够我死七回了。”
裴玄静听出了这话里的刺，但他没有接。他走到井沿边坐下，将那把短刀和磨刀石之间的节奏当成某种背景，然后开口，把自己在吴家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吴蘅对律令的精通，薛氏那碟桂花糕背后的寒意，孙家二奶奶与观音堂的牵连，还有那个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却无处不在的“素斋供银”。
杜元朗听完，将刀插进腰间的皮鞘里，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你知道吴家最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什么吗？”他走到井沿边，在裴玄静对面蹲下，“不是账本，不是假地契，不是那个姓薛的娘子的眼神。是他们家的饭桌。”
“饭桌？”
“我打听过了。吴家每天的晚饭，四口人，四碗糙米饭，一碟水煮菜，偶尔加块豆腐。吴思廉的口粮标准是七品县令的俸禄，每月粟米六石、钱四千。养一家四口绰绰有余，顿顿吃肉都不在话下。可他家的饭桌上常年不见荤腥。”杜元朗说到这里，嘴角浮起一丝古怪的笑，“清廉不是这样清的。清廉是拿了俸禄，过俸禄该过的日子。把自己弄得比穷人还穷，要么是在演戏，要么是在赎罪。”
裴玄静沉默了。他想起了吴蘅那件洗得微微发白的鹅黄衫子，想起吴家书房里那几盏粗茶的苦涩，想起薛氏头上那根用了多年、银光都已经暗淡的簪子。所有这些细节，单看是简朴，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刻意。像一个每天都在台上唱戏的人，连卸了妆都在做身段。
“你想怎么做？”裴玄静问。
杜元朗没有直接回答。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桑皮纸，展开，铺在井沿上。月光照在纸面上，照出了崔郎中那三行工整的小字。
“这份名单，是我昨晚拿到的。崔郎中的儿子交出来的。”杜元朗的指尖在第一行字上点了点，“江都吴——王氏田契。第二行，钱氏债契。第三行，周氏坟契。三桩案子，用的手法一模一样：原告拿不出契书，被告手上有崔郎中伪造的假契，吴思廉依律判被告胜诉。”
“这三桩案子有什么共同点？”
杜元朗抬起头，眼睛在月光下亮得瘆人。
“三桩案子的胜诉方，家中的女眷都是观音堂的常客。而观音堂里领头礼佛的，就是吴夫人薛氏。”
线索终于连上了。
裴玄静感到一阵寒意，不是来自夜风，而是来自这条线索所指向的那个精巧结构。吴思廉不收钱。收钱的是薛氏。薛氏不收贿赂。她收的是“素斋供银”，是礼佛的份子钱，是官眷之间的人情往来。而这些人情往来，恰好发生在每一次枉法裁判之前或之后。没有任何一条律令规定，县令的夫人不能和其他官太太一起烧香拜佛，也没有任何一条律令规定，官太太们在佛前捐的香油钱需要说明来源。薛氏将这个结构设计得天衣无缝——不，也许不是她一个人设计的，也许吴思廉才是那个在律令条文中寻找缝隙的人，而薛氏只是负责执行。
这对夫妻，一个在前衙，一个在后宅，把枉法变成了一门精密的合谋。
“可这些都是推断。”裴玄静的声音有些发干，“到了公堂上，推断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需要一件东西。”杜元朗收起名单，重新揣进怀里，“一件藏在吴家膳堂地砖下面的东西。”
他将昨夜夜探吴宅的事简略说了一遍。说到薛氏在回廊拐角处那个不自然的停顿时，他的语调明显放慢了，像是在重新品咂那个瞬间的古怪滋味。
“那个女人对声音的警觉，不像是个养尊处优的官太太。倒像是……”他想了半天，找到一个不太贴切却最接近的比喻，“像是当年我抓过的一个惯偷。那个惯偷坐了十年牢，出狱之后走在街上，听到身后有人咳嗽一声，他就会下意识地往墙根贴。”
裴玄静想象着薛氏走在回廊上的画面。一个永远不高声说话的女人，步履从容，面容沉静，可她的耳朵无时无刻不在捕捉着周围的每一丝声响。这个画面让他觉得压抑，也让他觉得恐惧。
“如果我以司户参军的名义去查账呢？”裴玄静提出了一个想法，“户籍度支本就是我分内之事。我可以申请核查江都县各户的田契底册，包括吴家的家产登记。只要手续合规，吴思廉没有理由拒绝。”
杜元朗摇了摇头。
“你以为他没有防着这一手？那份被撕掉的底册，撕得恰到好处——只撕了王氏那一页，其余的完好无损。这说明他们很清楚，底册这东西迟早会有人来查。他们撕掉最关键的一页，剩下的全部干干净净，你去查，查到的就是一本干净账。至于撕掉的那页，完全可以推说是年久破损，你拿不到任何把柄。”
裴玄静不得不承认，杜元朗说得对。对方在程序上的防范，几乎做到了极致。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月光渐渐被云遮住了，院子里暗下来，只剩下老槐树在夜风中沙沙作响。
“还有一条路。”杜元朗忽然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崔郎中死之前，除了写过那份名单，还写了一封信。”
“信？”
“一封寄给我的信。崔郎中在信里交代了他替吴家伪造假契的全部经过。那封信在他儿子手里，一直没敢寄出去。我已经拿到了。”
裴玄静的心跳骤然加快。
“信里写了什么？”
“写了三桩假契的详细过程。包括他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当着什么人的面，将假契交给薛氏的。”杜元朗顿了顿，补了一句，“如果这封信是真的——并且崔七郎愿意上堂作证，那么薛氏的‘素斋供银’就彻底站不住脚了。因为崔郎中写的不是‘吴夫人’，是‘吴思廉之妻薛氏’。白纸黑字，指名道姓。”
“这足够吗？”
“足够撕开一道口子。”杜元朗说，“一道口子就够了。刘使君要的，就是一道能往里面塞刀子的口子。”
裴玄静感到一阵复杂的情绪涌上来。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找到的最有力的证据，可这份证据是以一个死人的绝笔信的形式存在的。崔郎中是被灭口的，这一点两人都心知肚明。用死人的信去扳倒活人，在律令上没有瑕疵——可作为一个人，裴玄静觉得自己好像也在某个环节里变成了吴思廉那样的人，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上小心翼翼地踩着钢丝。
他压下了这个念头。
“先把信交给使君。至于崔七郎……”裴玄静站起身，拍了拍衣袍上的灰，“我去跟他谈。这孩子心里揣着他爹的一条命，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愿意上堂。”
杜元朗也站起身。
“那就分头行动。你去找使君，我去找另一个人。”
“谁？”
“孙家。”杜元朗将短刀往腰间紧了紧，“崔郎中在信里写了，他写那三份假契的时候，都是当着孙家管家的面交的货。那个管家还在世。如果能让他开口，崔郎中的信就有旁证。”
裴玄静想了想，觉得这条路可行。孙家虽然和薛氏交好，但毕竟只是利益勾结，一旦面临官府的压力，未必会死扛到底。
“那你小心。”
杜元朗咧嘴一笑，笑容在月光下显得有些瘆人。
“我当了二十年捕头，连吴家的屋顶都翻过了，还怕一个管家？”
两人在巷口分手。
裴玄静走在回长史府的路上，脑海里反复回放着今晚的对话。杜元朗这个人，让他既敬佩又不安。敬佩的是那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不安的是那种游走在规则边缘、随时可能越界的方式。杜元朗伪造一份证据、翻一次屋顶、甚至对嫌疑人动刑，都不在话下，只要能达到目的。而裴玄静自己，则像是在一团迷雾里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每走一步都要先确认石头是牢的。
两个人像是一枚铜钱的两面。一面是律令，一面是刀锋。缺了哪一面，这枚铜钱都花不出去。
可如果有一天，这两面撞在一起呢？
裴玄静将这个问题按进了脑海深处，加快了脚步。
次日清晨，江都县城北。
王氏蹲在院子里，用昨晚杜元朗带来的干粮就着井水吃了顿早饭。她已经三天没有碰那根麻绳了。那只搁在灶台上的水囊，里面的水被她喝完了，她又灌满了新的。她不知道杜元朗还会不会来，但她知道，只要那只水囊还在，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没有断。
早饭过后，她去了趟城隍庙。她想去烧柱香，求城隍老爷保佑杜捕头平平安安——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求这个，也许只是因为她现在能做的，就只有这一件事。
城隍庙在城西，不大，只有两进院子。前殿供着城隍神像，后殿供着土地和判官。王氏买了三炷香，跪在蒲团上，嘴里念念有词。
她跪下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身后不远处，一个穿灰衣的少年正站在廊柱后面看着她。
吴荻等了大约一炷香的功夫，等王氏起身离开，他才从廊柱后面走出来，走到王氏刚才跪过的蒲团前，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了一样东西——是王氏插香时不慎掉落的半截香灰，灰里裹着一小片没烧尽的纸。
吴荻将那片纸屑拈起来，对着光看了看。
纸屑上有一个残缺的字，像是“杜”。
他将纸屑小心地收进袖中，转身出了庙门。
与此同时，裴玄静刚刚迈进长史府的大门，门房就迎上来，递给他一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封口用米浆粘得严严实实。
“谁送来的？”
“一个孩子。”门房说，“天没亮就来了，放下信就走了。”
裴玄静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纸。
纸上只有一行字，笔画歪歪扭扭，像是用左手写的：
明镜之下，地砖第九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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