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时三刻，扬州长史府。
刘展已经批阅了半个时辰的公文。案头上的文牍堆成三摞，左边是各属县呈报的户籍计账，右边是州府下发的敕牒文书，中间那一摞最薄，只有寥寥数份，却是他最在意的——江都县送来的司法案卷。
他的手边搁着一盏浓茶，茶汤已经凉透了，面上浮着一层油亮的茶沫。刘展没有唤人换茶。行伍出身的习惯刻在骨子里，他对饮食从不讲究。
但眼下这份案卷，让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
这是江都县呈报的八月司法月报，列明了本月审结的大小案件共计二十三起。田产、婚嫁、债务、斗殴，皆是寻常民事。表面看去，每一桩案件的判词都引经据典，律条疏议清楚明白，判官署名、画押、印信一应俱全。
可刘展总觉得哪里不对。
他将案卷翻到第三页，手指停在一行字上：“王氏诉孙氏侵夺田产案——原告无契无证，依律驳回，田归孙氏。”
依律驳回。依律。
刘展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他做了十几年地方官，从县尉做到长史，见过无数份判牍。写得越是滴水不漏的，往往越有问题。道理很简单：真正的秉公断案，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证人翻供、证据抵牾、情理与法条难以周全。唯有事先盘算好了退路的判决，才会如此干净。
他重新翻开江都县这大半年的案卷，一件一件地看。
赵氏诉钱氏欠债不还案——被告出具了清偿契书，原告拿不出反证，驳回。
李郎诉周郎侵夺坟地案——坟地无界碑，依地契所示，驳回。
孙氏诉郑氏拐卖奴婢案——奴婢身契完整，买卖合法，驳回。
看似每件都站得住脚。可如果将这些案件串起来看，就露出了一条隐约的脉络：凡是有钱有契的一方，全都赢了官司；凡是穷而无凭的一方，全都输了。
而每一个输了官司的原告，都是江都城里的贫户。
刘展将案卷合上，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是扬州的清晨。远处的蜀冈上雾气未散，近处的街巷里已经有了市声。这座城是整个淮南道的财赋重地，盐铁、漕运、商贾，每一条街道都流淌着银子。而江都，正是扬州治下最大最富的县。
吴思廉做了三年江都令。三年，正好是这一批案卷的时间跨度。
刘展想起去年冬天的一次过堂，他因公干到江都县衙，恰好旁听了吴思廉审案。那天审的是一桩邻里争水纠纷，案情琐碎，双方各执一词。吴思廉坐在堂上，不疾不徐地听完两造陈述，然后引用《唐律疏议》中的相关条文，将水渠的使用权判给了上游农户，又命下游农户每年出工修渠以换取灌溉之便。判词公允，分寸得当，堂下无人不服。
那天的吴思廉，与今天案卷里的吴思廉，究竟是同一个人吗？
叩门声打断了刘展的思绪。
“使君，司户参军裴玄静求见。”
“进来。”
门被推开，进来一个身材颀长的年轻人。裴玄静不过二十六七岁年纪，面皮白净，眉目清朗，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色官袍。他本是明经科出身，三年前从长安调任扬州，在刘展手下专管户籍度支。因为做事细致、嘴巴严实，深得刘展信任。
“使君传我，可是为了江都县的案卷？”
刘展没有回答，而是从案头拿起那摞司法月报，递到裴玄静手中。
“你看看。”
裴玄静接过去，一页一页地翻。他的阅读速度很快，但每一页都看得仔细，不时用指尖在某个字上轻轻一点，那是他在默默核对律条的习惯。
大约过了一盏茶的功夫，裴玄静抬起头。
“使君怀疑吴县令……枉法？”
刘展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你怎么看？”
裴玄静将案卷放回案上，沉吟片刻，才道：“从表面看，每一案的判决都于法有据。田契、人证、书证，件件齐全。若单挑一案出来，御史台也挑不出毛病。”
“那若合在一处看呢？”
裴玄静沉默了一会儿，低声道：“太干净了。”
刘展的眼中闪过一丝赞许。
“接着说。”
“使君请看，”裴玄静翻开其中三份案卷，并排放在案上，“这三桩案件，被告分别拿出了三份不同的契书，但契书上的保人署名，笔迹极为相似。下官虽然不敢断言出自同一人之手，但这未免过于巧合。”
刘展低头细看，果然如裴玄静所言。三份契书的保人署名虽然姓名不同，但横竖撇捺之间的运笔习惯，尤其是“保”字右边那个“口”的连笔方式，如出一辙。
“还有呢？”
“还有这桩王氏田产案。”裴玄静抽出最底下那份案卷，“王氏是寡居老妇，田契毁于漏雨，中人身故。从证据上看，她确实理亏。但下官查过江都的田籍底册，三年前的那批底册中，有一页被撕去了半边——而那半边，恰好应该登记着王氏的三亩薄田。”
刘展的瞳孔微微收缩。
“底册被撕？你何时查的？”
“上个月。使君命我复核各县田籍，我翻到江都那册时发现的。当时只以为是年久破损，并未多想。直到今日看了这批案卷，才觉得……太巧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巧合”两个字能解释的了。
刘展背着手在室内踱了两步，忽然停住。
“吴思廉这个人，你接触过几次？”
裴玄静想了想，回答：“公务往来有三四次。此人话不多，行事极为谨慎，在江都官声颇佳。每逢初一十五，他都会在衙门口施粥，百姓都称他‘吴青天’。”
“他的家眷呢？”
“内眷未曾见过。听说吴夫人薛氏深居简出，持家有方。吴家有一子一女，女儿叫吴蘅，据说熟读诗书，颇有才名。”
刘展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家眷之事。他走到案前，铺开纸，提起笔。
“玄静。”
“下官在。”
“你今日所言，暂时不可告知任何人。”刘展的笔尖悬在纸上，墨汁在毫尖凝聚成一滴黑色珍珠，“我这就起草弹劾奏章，先将江都令的枉法嫌疑奏报朝廷。你帮我做一件事。”
“使君请吩咐。”
“去查一个叫杜元朗的人。他是江都县刑房捕头，在江都当了二十年差，对吴思廉经手的每一桩案件都了如指掌。此人身份特殊，你要暗中行事。”
裴玄静心中一凛。查一个捕头？那意味着刘展不信任江都县衙的任何人了。
“下官明白。”
刘展落笔。笔锋在纸上行走，墨迹淋漓。
裴玄静退出书房，轻轻带上房门。晨光已经照进了府衙的廊庑，院子里两株老槐树上，麻雀叽叽喳喳地叫成一片。
他在廊下站了片刻，脑海里反复转着刘展那句话——“太干净了”。这三个字像一根细针，刺破了他对吴思廉那层“吴青天”的印象。
裴玄静回到自己的签押房，翻出江都县的吏员名册，找到了杜元朗的名字。名册上记载得极为简略：杜元朗，年四十五，江都本地人，乾元元年入刑房为捕头，历年考绩皆是中上。
干了二十年的老捕头，考绩永远是中上，不好也不坏，不出头也不垫底。这样的人，若不是真的平庸，就是比谁都聪明。
裴玄静决定，今晚就去会会这个杜捕头。
与此同时，江都县城北。
王氏蹲在破院子里，用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她划的是田地的形状，歪歪扭扭的三亩地，地头有棵老槐树，地尾有条水渠。她划了一遍又一遍，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三亩地划回来。
昨夜杜元朗来过之后，她活了下来。但活下来之后，日子还要继续。
她今天去了一趟孙家，想讨回地里还没收的几垄萝卜。孙家老二站在门口，乜斜着眼睛看她，说：“王婆子，地是官家判给我家的，地里的东西自然也是我家的。你想要萝卜，拿钱来买。”
她没有钱。她连今早的粥都是隔壁郑婆子施舍的。
王氏回到破屋，坐在炕沿上，又开始想那根麻绳。
可她想到了杜元朗搁在门槛上的那只水囊。水囊还在灶台上搁着，里面还有半囊水。
她决定再活一天。
黄昏时分，杜元朗又来了。
这一回他没有穿公服，换了身灰布短褐，看上去像个走街串巷的货郎。他肩上搭着个褡裢，里面鼓鼓囊囊的，不知装了什么。
“王婆。”他站在院门口，没有往里走，“今晚有雨，你那屋顶的窟窿得补补。”
王氏从屋里出来，看见是他，脸上的皱纹松了松。
“杜捕头，老妇人……”
“叫我老杜就行。”杜元朗将褡裢卸下来，放在井沿上，“我带了点油布，先把你那破瓦盖上。等天晴了，再帮你和点泥。”
他不等王氏说话，就踩着墙根的碎砖爬上了屋顶。动作轻巧得像只猫，完全看不出是个四十五岁的中年人。
王氏仰头看着他在屋顶上忙活，嘴唇翕动了几下，终于忍不住问：“杜捕头，你为何要帮老妇人？”
屋顶上传来杜元朗的声音，不紧不慢的，像是随口闲聊。
“我当了二十年捕头，抓过贼，拿过盗，也替不少冤屈的人说过话。可这二十年里，我发现一件事。”他停下来，用油布压住一块碎瓦，才接着说，“最难办的案子，不是查不出凶手，而是凶手就坐在那里，你却动不了他。”
王氏听不懂这些。她只知道，这个捕头和别的人不一样。
杜元朗从屋顶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王婆，我问你件事。”
“你问。”
“你的田契，是三年前的夏天被雨漏湿的，对不？”
王氏点头。
“那场雨下了三天三夜，城里好多人家都漏了雨。可你的田契为啥不早点拿出来晒？”
“老妇人……忘了。”王氏低下头，“那阵子老妇人害了场病，烧了七八天，迷迷糊糊的，等想起来，田契已经糊成一团了。”
“谁给你瞧的病？”
王氏想了想：“是东街的崔郎中。不过崔郎中去年也死了。”
杜元朗的眼角微微一跳。
“崔郎中是怎么死的？”
“说是喝醉了酒，掉进河里淹死的。”
杜元朗没有再问。他将褡裢里剩下的油布和一包干粮留在井沿上，朝王氏拱了拱手，转身走了。
走在巷子里，杜元朗的脸色沉了下来。
王氏的病、毁掉的田契、淹死的崔郎中、还有田籍底册上被撕掉的那半页——所有这些事，单看一件是巧合，合在一起就是一把刀子。
他做了二十年捕头，见过各种各样的案子。有一种案子最难破，那便是凶手不动手，受害者自己往刀刃上撞。
吴思廉不是那种会直接开口索贿的人。他甚至不需要开口。他只需要在每一条律令的缝隙里，安安静静地等着。等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自己找上门来，求他收下那份“谢礼”。
而那些谢礼，从来不经过吴思廉的手。
杜元朗在巷口站住，抬头看了看天色。乌云从东边压过来，空气里弥漫着暴雨前特有的泥土腥气。
今晚会有大雨。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江都县衙的后宅，吴家膳堂的屋顶，据说也有几片瓦松了。吴县令清廉，舍不得花钱修，就这么一直搁着。
如果那几片松瓦正好在今晚被风雨掀开，雨水灌进膳堂，泡了东墙上那幅“明镜高悬”的字，会怎样？
如果泡烂的字画后面，藏着什么不该藏着的东西，又会怎样？
杜元朗眯起眼睛，嘴角浮起一丝几不可察的笑意。
他向县衙方向走去，脚步轻快。
暴雨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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