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二年河中节度使王思礼奏决绛州盗马案

乾元二年（759年），安史之乱未平，唐军战马极度匮乏。绛州无赖子弟乘乱盗窃军马，企图转卖牟利，被州府巡逻抓获。依《唐律疏议》，盗官马罪最重止于流三千里，地方有司拟照律科断。然而，河中节度使王思礼得报后，认为马匹系三军命脉，盗马动摇军心，若依常律无异于纵容犯罪。他遂修奏表飞报朝廷，力请将盗马贼处以极刑。唐肃宗接奏，交中书门下议覆，宰臣以军国多事，宜从权处置，下敕准王思礼所请。盗马者随即被处斩。此案以皇帝敕令绕开律条，树立了战时重典治盗的先例。

法律适用之争议：依《唐律》盗马罪不至死，地方原拟流刑；但王思礼奏请战时特加诛戮，核心在于皇权敕令能否突破常法、以军法从重判处死刑。

此案首创战时盗马死罪先例，有效威慑犯罪、保障军需后勤，但也引发君权与成文律令关系的讨论。中晚唐时期，藩镇节度使或引此先例专杀立威，对中央司法权威构成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