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六载尚书刑部覆断汴州民郭氏杀妾案

唐天宝六载（747年），汴州平民郭氏因故杀死其妾，地方官府拟以“凡杀”处以死刑并上报。案件依制交尚书刑部覆审，刑部尚书萧炅主审。萧炅依据《唐律疏议·斗讼律》“若杀妾者，徒三年”的明文，认为妾的法律身份低于妻，夫杀妾不适用于凡人相杀的死刑条款，故驳回地方原判，改判郭氏徒三年，奏报玄宗后执行。该案核心在于辨析妾在家庭身份中的卑属地位以及夫权的法律界限，是唐代中央司法依法纠正地方判决的典型案例。

尚书刑部最终驳回了地方死刑判决，严格依照《唐律疏议·斗讼律》中“杀妾者徒三年”的成文律条，判处被告郭氏徒三年，报唐玄宗批准后结案。

本案争议焦点有三：其一，妾的身份究竟算“卑幼”还是“凡人”，郭氏杀妾应适用“故杀凡人”的死刑，还是“夫杀妾”的徒三年减等处罚；其二，倘若妾有过错，夫主未经报官擅自将其杀死，是否应从“主杀有罪奴婢”律条再行减等；其三，夫权对妾的人身惩戒范围究竟能有多大，法律应如何平衡家长权威与人身保护。

此案作为成案，进一步在司法实践中强化了《唐律疏议》的权威，清晰划定了夫杀妾的刑罚界限，抑制了地方官任意比附重刑的倾向。同时，它也深刻揭示了唐代妾室在家庭中“半人半物”的卑下法律地位，为后世处理主杀卑幼类案件提供了典型的司法范例，反映了礼法等级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