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穿过云层的时候，朴真宇贴着舷窗往下看。
东瀛国的海岸线在晨光里摊开，像一把被海水反复冲刷的银灰色刀锋。港口、高架桥、成片的玻璃幕墙建筑折射出冷白色的光，一切都被安排在某种精确的秩序里，没有釜浦那种野蛮生长的杂乱——那里连电线杆都是歪的，像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人。
他攥紧座椅扶手，指节发白。
口袋里的钱包塞着三十万贤元，是他全部的生活费。为了这笔钱，父亲卖掉了那只铁皮柜——不是柜子本身，是柜子里存了十四年的那些矿难赔偿申诉材料。有人愿意出价五十万贤元收购，说那些东西在某些圈子里属于“有收藏价值的民间文献”。父亲犹豫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把钱递给他，什么都没说。
朴真宇也没问那晚父亲咳了多少次。
他只知道，五十万贤元扣掉机票、签证、入学保证金，剩下的刚好够在东瀛国活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要么饿死，要么找到出路。
没有第三条路。
入境审查官是个戴金边眼镜的中年男人，盯着他的海东护照看了足足十秒钟，又抬头打量他本人。那个眼神朴真宇很熟悉——像在超市门口被校服女生瞥见时的那个眼神，但更赤裸，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国家的分量撑腰。
“滞在目的？”
“交换留学。”
“经费来源？”
“自己负担，一部分。”
审查官挑了一下眉毛，把护照递回来，用带着地方口音的东瀛语说了一句：“海东来的学生最近很多。”语气里没有明显的恶意，但有某种微妙的停顿，像在“海东”两个字上踩了一脚刹车。
朴真宇接过护照，鞠了一躬，走进到达大厅。
自动门打开的瞬间，一股冷气扑面而来。不是温度上的冷，是气味上的冷。这里的空气被中央空调过滤得近乎无菌，混合着咖啡香、印刷品油墨和某种淡雅的清洁剂味道。和釜浦棚户区那种由霉味、煤烟、下水道混成的空气相比，这里的每一口呼吸都像是被精加工过的商品。
他站在机场大巴候车区，看着电子屏上滚动的广告。全是东瀛语，夹杂着几个他认得的海东文字。广告画面精致得不像话，每一个像素都透着富裕的味道。
旁边两个穿着西装的男人正在交谈，语速极快，话题涉及某家公司的海外并购案。朴真宇听懂了百分之八十——那个词是“大和重工”，另一个词是“海外资产处置”。
大和重工。
他在釜浦的旧报纸上见过这个名字。那是东瀛国排名前三的综合商社，旗下产业从造船到半导体无所不包。在釜浦的茶馆里，有人提起大和重工时会压低声音，仿佛那四个字本身携带着某种跨越海洋的威压。
他没有继续听，上了大巴。
从机场到市区的路像是穿越两个世界的通道。高速公路两侧的建筑越来越高，玻璃幕墙的反光越来越密集，每一栋大楼都像一枚钢印，把地面牢牢钉在某种不容置喙的秩序里。
他盯着车窗上映出的自己的脸，皮肤粗糙，颧骨突出，外套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和他同车的乘客大多衣着体面，手腕上偶尔露出银色表链的反光，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
他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手指蜷进袖子里。
东都大学的主校区建在一片台地上，明治风格的砖红色教学楼和现代主义的玻璃研究楼交错排列，银杏树夹道，草坪修剪得像天鹅绒。朴真宇拖着行李箱走进去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帆布鞋踩在这片土地上是一种冒犯。
交换生宿舍在校园东南角，是一栋六层的老式公寓楼。他的房间在三楼，大约六叠大小，墙壁上贴着淡米色的墙纸，角落有独立的洗手台和一台小型暖炉。
比他釜浦的棚屋大了将近两倍。
他把行李箱放下，坐在床沿上，感受着身下干净的床垫。窗外传来社团招新的鼓号声，有人在用东瀛语喊口号，笑声清脆，尾音上扬。
他起身走到窗边，看见楼下一群学生正在分发传单。他们穿着统一的社团服装，颜色鲜亮，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他无法形容的表情——不是傲慢，不是冷漠，而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松弛。那种松弛只有从没为下一顿饭发过愁的人才能拥有。
他的胃忽然缩了一下。
第二天上课，他选了一门国际关系研讨课，教授名叫桥本，讲话带着京都口音，喜欢在课堂上随机提问。
“今天讨论战后赔偿问题的国际法框架。”桥本扫了一眼名册，“有一位来自海东的交换生——朴真宇同学，是吗？”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他。
“是。”
“请从海东国的视角，谈谈您对‘历史清算请求权时效’问题的看法。”
教室里安静下来。朴真宇能感觉到那些目光的重量，有些是好奇，有些是评估，有些只是单纯的看热闹。他站起来，用尽量标准的东瀛语回答，引用了三个国际法判例和一个联合国文件。每句话都在脑海里打了三遍草稿才说出口，因为他知道只要说错一个字，那些目光就会从评估变成怜悯。
而怜悯是比歧视更让他难以忍受的东西。
回答结束之后，桥本点了点头，没有评价，只是让他坐下。
后排有个戴眼镜的男生侧过头，小声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什么，语气平平的，但朴真宇还是听清了：“海东人能说成这样不容易了。”
不容易了。
他把这三个字含在嘴里，像含着一枚生锈的图钉。
午休时间，他一个人去了学生食堂。饭菜价格比外面便宜，但对他的预算来说仍然是一笔需要计算的支出。他端着托盘扫了一眼价目表，选了最便宜的套餐。
“那个——这里有人吗？”
一个扎马尾的女生端着托盘站在他对面，笑容友善。女生自我介绍叫山田由美，是社会学部二年级的学生，对海东文化感兴趣。
“你从海东哪里来？”
“釜浦。”
“釜浦？”山田歪了一下头，“我没听说过。是首尔附近吗？”
“不是首尔。是东南部，一个工业城市。”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不是那种你会在旅游手册上看到的地方。”
山田似乎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什么，没有继续追问，转而聊起了课程。她说自己的父亲在山田重机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家里不算富裕但还过得去。她说话的方式很自然，没有那种刻意俯就的客气，让朴真宇难得地感到一丝松动。
直到她问了一句：“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他愣了一下。
釜浦的棚屋、父亲的矽肺、那只豁口的破碗、灶台上发硬的饭团，这些画面在脑子里急速闪过，然后在出口之前被他硬生生拧成了另一句话：“父亲以前在矿上做事，现在退休了。”
“矿上啊，很辛苦吧？”
“还好。”
他低头扒了一口饭，米粒黏在喉咙里，咽不下去。
下午没有课，他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最后停在公告栏前面。公告栏上贴满了社团招新、打工信息、二手物品转让的传单。他的目光被最下面一张印着黑色标题的传单吸引了——
“海东国历史劳工索赔诉讼团 招募东瀛语-海东语翻译志愿者。工作内容：文书翻译、庭审辅助沟通。要求：双语流利，每周保证十五小时以上。交通费支给，实习报酬面议。”
传单下面是一个电话号码和地址，地址在东都地方法院附近的某个事务所。
他盯着那张传单看了很久。
报酬。实习。海东国劳工。这些词汇在他脑子里像弹珠一样碰撞。他想起父亲铁皮柜里那沓发黄的矿难材料，想起金明淑老人在记者会上说“只要我还活着”，想起便利店门口高中生们漫不经心的笑声。
然后他想起银行账户上的余额。
他把地址撕下来，折好，塞进口袋。
走出校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东都市区的霓虹灯陆续亮起来，把街道泡在一片不真实的彩色光晕里。他沿着主干道走，经过一家奢侈品店的橱窗，里面陈列着某款腕表，标价签上的数字是他一生都赚不到的钱。
他在橱窗前停了两秒。
玻璃倒映出他的身影——瘦削，僵硬，外套的肩线往下垮。和橱窗里那些精致的商品并置在一起，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错版印刷。
他继续走。
穿过两个街区之后，他在一家便利店门口停下来买了一个饭团和一瓶水。收银员是个打工的大学生，用标准的服务用语收钱找零，从头到尾没有看他一眼。
他站在便利店门外的路灯下撕开饭团的包装，塑料薄膜在风里哗啦作响。嘴里嚼着米饭，目光无意间掠过对面大厦的电子屏。
屏幕上正在播新闻。
“大和重工今日公布新一财年海外投资计划，将在东南亚追加两千亿贤元规模的制造业投资。社长在记者会上表示，历史遗留问题不会影响集团海外战略，相关诉讼已在法务层面妥善应对……”
画面切换到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站在某个会议厅的主席台上，表情沉稳，说话时下巴微微扬起，像一座被花岗岩雕成的山。
朴真宇盯着那张脸，直到屏幕切入下一个广告。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饭团，还剩一半。米饭已经凉了，海苔软塌塌地贴着饭粒。
他把饭团包好，塞回塑料袋里，转身往回走。
回到宿舍楼的时候已经快十点。走廊里静悄悄的，几间房门缝里透出灯光，隐约能听到里面有人说话、打字、放音乐。他用钥匙拧开自己的房门，按亮电灯，十五瓦的灯泡照出六叠房间的窄小轮廓。
他把口袋里的传单地址掏出来，摊在桌上。
然后坐下来，盯着那串数字。
窗外的城市噪音渐渐减弱。暖气炉发出轻微的咔咔声，房间里弥漫着某种洁净而陌生的气味。他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里父亲的号码，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悬了整整三分钟。
没有按下去。
他把手机放下，目光又落回那张传单。
就在这时，手机屏幕忽然亮起来。
来电显示是一串东瀛国的座机号码，没有联系人名字。他迟疑了两秒，按下接听键，把听筒贴到耳边。
对面是一段短暂的沉默，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那个声音低沉、平稳，像某种精密仪器在运转，说话时每个字都经过精准的咬合。
“朴真宇同学吗？”
“是我。您是哪位？”
“我姓田中。”对方停顿了一下，那个停顿不多不少，恰好够让人意识到这个名字的分量。“我们一直在关注您的情况。您的语言能力、学习成绩，以及您目前的——经济处境，我们都很清楚。”
朴真宇的手心开始出汗。他攥紧手机，指节顶在冰冷的塑料壳上。
“您想说什么？”
“我想说，”田中的声音里浮起一丝几乎不可察觉的笑意，“您现在手里那张传单上的电话号码，最好不要打。因为如果您打了，您可能会错过另一个机会。”
朴真宇猛地抬起头，目光扫过房间四壁，仿佛有人在看着自己。窗帘拉着，门锁着，房间里只有他自己。
“您怎么——”
“我们了解的事情比您想象的多。不必紧张。我只是想建议您——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先来见我一面。”话筒里传来轻微的纸张翻动声，“明天下午三点，银座二丁目，赤松大厦二十一楼。您到了前台，报我的名字就行。”
电话挂断了。
忙音在耳膜上嗡嗡震动，像一只困在耳朵里的飞虫。
朴真宇把手机从耳边移开，盯着屏幕上那条通话记录。屏幕上的裂纹把那个号码切成三截，像是在提醒他，有什么东西已经开始裂开了。
他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
桌上那张传单静静地躺在灯光下，黑字白纸，电话号码清晰。
窗外，东都市的夜色浓得像一缸没有稀释的墨。
远处某个地方，钟楼的报时钟声敲响了十一点，沉甸甸地落进黑暗里，像一块石头，落下去就再也没有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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