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拉·霍顿搬进榆树社区的那天,冷港市下了整整一下午的冻雨。
她用一只磨破了角的帆布旅行包挡住头顶,踩着开裂的水泥台阶小跑进“老橡树”酒吧。雨水顺着她栗色的短发往下淌,打湿了她唯一一件像样的羊绒开衫。酒保是个蓄着灰白络腮胡的胖子,正用一块看不出颜色的抹布擦拭吧台,见她进来,只抬了抬下巴。
“威士忌,不加冰。”诺拉把一张皱巴巴的钞票拍在吧台上。
这是她在冷港市度过的第三天。三天前,她带着三只纸箱和一段失败的婚姻,从东海岸的米德兰市驱车十二个小时,住进了榆树社区那栋月租便宜得可疑的老房子。房东是个说话细声细气的老太太,姓霍普,自称在这条街上住了四十年。签租约时,老太太用一双灰蓝色的眼睛打量着她,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这里的人不喜欢被问太多问题。”
诺拉当时没在意。她是记者出身——曾经是——这种小地方的古怪老妇人她见多了。
此刻她只想喝一杯烈酒,然后回她那间暖气不足的出租屋睡上一觉。酒吧的电视机挂在角落,正在播阿瓦隆最高法院的宣判画面。冰原建材公司诉联合司机工会案的判决结果刚刚出炉,八比一,公司胜诉。屏幕上,冰原建材的律师团队在法院台阶上接受采访,背景是举着标语的罢工工人。
“这群杂种。”酒保把威士忌推过来,眼睛盯着电视屏幕,语气里带着一种本地人才有的切齿之恨,“他们就知道坐在法庭里动嘴皮子。当年搅拌车翻在公路上,混凝土流了一地,我弟弟就在那辆翻了的车里。”
诺拉接过杯子,没有接话。她来冷港市的理由之一就是远离新闻。三年前她做的事像一根生锈的钉子钉在她颅骨里,每一次新闻播报都是一锤。
酒保显然不打算放过这个话题。他用抹布指指电视机:“你新来的吧?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地方外来人活不过一年——不是说他们会死,是说他们待不住。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冷港市建在水泥上面。”酒保咧开嘴,露出一排发黄的牙齿,“不是普通的水泥。是那种你挖不开、敲不碎、烧不烂的水泥。你脚下踩着的东西,比这里的任何人都活得长。”
诺拉觉得这人喝多了。她把威士忌一饮而尽,准备离开,就在这时,酒保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沿着吧台的木纹推到她面前。
“有人让我交给你。”
信封是最普通的白色横版信封,没有邮票,没有邮戳,封面上只用蓝色圆珠笔写着她的名字。诺拉·霍顿——连拼写都没有错。她翻过信封,封口处没有用胶水粘合,只是轻轻折进去的。
“谁给的?”
酒保耸了耸肩。“一个老头。也可能是老太太,我记不清了。这地方每天都有人来,每天也都有人走。”
诺拉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对折的便签纸,纸的边缘发黄,带着一股陈旧的档案柜气味。纸上写着一行字,用的同样是蓝色圆珠笔,笔迹歪歪扭扭,像是得了帕金森症的人写出来的:
“去问问你邻居,1998年7月14日他在哪里。”
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1998年7月14日——那时她十六岁,正躲在寄宿学校的消防通道里抽第一根香烟。这个日期对她而言毫无意义。但对于写字的人来说,显然不是。
“这人精神有问题吗?”诺拉把便签纸塞回信封。
“冷港市一半的人精神都有问题。”酒保收起她的空杯子,忽然压低了声音,“但我要是你,我会去问问他。你那个邻居,姓迈尔斯的那个。”
诺拉的脊背微微发凉。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她的邻居是谁。
她推开酒吧的门,冻雨已经停了。冷港市的夜空被一层厚厚的云盖住,看不见一颗星星。街道两侧的房屋排列整齐,都是一层或两层的木板房,门廊上的油漆剥落,院子里的草坪在雨水浸泡下泛着病态的黄色。每一栋房子都亮着灯,但灯光透过窗帘,被切成一条条明暗相间的栅栏。
诺拉的出租屋在街道尽头,是最靠里的那一栋。她的右侧邻居是迈尔斯家——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独居,开一辆灰色的旧皮卡,每天清晨六点准时发动引擎。诺拉只跟他说过一次话,搬来的第二天早上,他端着一碟子烤焦的曲奇站在她门廊上,说这是“榆树社区的传统”。她道了谢,转身就把曲奇扔进了垃圾桶。
她没有回家,而是径直走向迈尔斯家的车道。
皮卡车停在车道上,引擎盖还是热的,前挡风玻璃上凝着一层水雾。诺拉站在车门旁边,透过车窗玻璃看向车厢。车斗里放着一把铁锹,铁锹的刃口上沾着湿润的泥土——冻雨已经停了至少一个小时,如果是之前挖过东西,泥土应该是湿泥浆,而不是这种湿润的块状。说明这把锹刚刚用过。
“你在找什么?”
诺拉猛地转身。迈尔斯站在车库门口,穿着一件沾满机油的连体工装,右手垂在身侧,握着一把十字扳手。车库里没有开灯,他半个身子隐在阴影中,只有车库外部微弱的路灯光照出他侧脸模糊的轮廓。
“你的曲奇。”诺拉尽量让声音听起来随意,“上次那个配方不错,想问问能不能再来一块。”
迈尔斯没有笑。他的面部肌肉动了一下,但那个动作不像是微笑,更像是某种痉挛。他往前迈了一步,路灯光照在了他的整张脸上——五十岁的男人保养得很好,除了眼角细密的纹路之外几乎看不出年龄感。但此刻他的眼眶发红,瞳孔收缩得像针尖,呼吸急促而短浅,像一头被猎犬逼到墙角的动物。
“今天晚上不太合适。”他说。
“明天呢?”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迈尔斯把扳手换到左手,右手在工装裤上蹭了蹭,留下一道铁锈色的痕迹,“你应该回家了,霍顿女士。冷港市晚上的街道不安全。”
诺拉注意到他用的不是“小姐”而是“霍顿女士”。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她的姓氏。
回到出租屋后,诺拉坐在厨房餐桌前,把信封里的便签纸重新拿出来看了三遍。1998年7月14日。蓝色圆珠笔。档案柜气味。
她打开笔记本电脑,连上老霍普太太那个慢得令人发指的无线网络,开始在搜索栏里键入关键词。搜索结果寥寥无几。冷港市本地报纸《冷港先驱报》的电子档案只追溯到2005年,更早的内容需要去市图书馆查阅纸质合订本。
但有一条搜索结果让她的手指停在了触摸板上。那是阿瓦隆合众国失踪人口数据库的一则公开记录——莉娜·霍普,十四岁,最后一次出现时间:1998年7月14日,地点:冷港市榆树社区附近。记录状态:未结案。
霍普。和她房东一样的姓氏。
诺拉合上电脑,走到窗边。街道对岸的迈尔斯家里还亮着灯,一个黑色的人影从厨房窗户移到客厅,又从客厅移回车库。灯灭了,又亮了,又灭了。
凌晨三点,诺拉被一声闷响惊醒。声音不大,像是有什么重物从高处落到了地面上。她掀开窗帘。迈尔斯家的车库里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门没有完全关严,露出一道大约十厘米的缝隙。
她穿上外套,推开自己的房门。后院的草坪在月光下像一块褪色的绿绒布,踩上去软塌塌的,鞋底带起水渍和碎草屑。空气中弥漫着湿冷的泥土气息和某种更刺鼻的气味——汽油,或者稀释剂。
迈尔斯家后院没有围栏,诺拉沿着砖砌花坛走过去,身体贴着车库的木板墙,从门缝往里看。
车库里空荡荡的,皮卡车停在外面,只留下地上一摊机油印子。灯光来自墙上挂着的一盏工作灯,电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正在微微晃动。工作灯的正下方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铺着一张旧毛毯,毛毯上摆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皮鞋。
迈尔斯悬在椅子后方的房梁上。脖子上勒着一条橘黄色的尼龙绳,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根裸露的椽木上。他的脸呈青紫色,舌头微微伸出齿间,双眼半睁,瞳孔已经涣散。
诺拉后退了一步,鞋底踩碎了一片干枯的树叶,发出清脆的一声脆响。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记者训练出的那部分大脑开始本能地运转:保护现场,拨打急救电话,不要触碰任何物品。但她没有带手机。她转身往自己家跑,脚踝被花坛边缘绊了一下,整个人摔在潮湿的草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她的视线恰好落在车库外墙的木板缝隙上——缝隙里塞着一样东西。
一只白色信封。
同酒吧里一模一样的信封,封口处轻轻折进去,没有粘合。诺拉抽出信封,手指抖得厉害。里面的便签纸上用同样的蓝色圆珠笔写着一行字:
“第一条真相需要一条命来唤醒。谢谢你按了门铃。”
诺拉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像是结成了冰。她回头看了一眼车库——灯还亮着,房梁上的人影还在微微打转。
她没有按过迈尔斯家的门铃。她只是问了几个问题,看了几眼车厢,说了一句关于曲奇的谎话。但写信的人显然知道今晚发生的一切,甚至可能比她更早知道。
远处传来第一声警笛。凌晨四点零三分,冷港市警局的巡逻车正在靠近。诺拉把信塞进外套口袋,站起身来,忽然注意到迈尔斯的手腕——那只垂在身体一侧、握过十字扳手的右手。
手腕内侧有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不是勒痕,是防御伤。有人在他被吊上去之前,和他搏斗过。
迈尔斯不是自杀。
而写信的那个人知道凶手是谁。
诺拉深吸一口气,冰凉的空气像刀片一样刮过她的喉咙。警笛声越来越近了。她站在两个院子之间的黑暗里,口袋里揣着一封没有署名的信,脑子里只剩下酒保那句含混不清的话。
冷港市建在水泥上面。
你挖不开,敲不碎,烧不烂。
但写信的人不打算挖。他打算一块一块地炸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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