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干涸之地的契约

干涸之地没有记忆，只有重复。

奥克尼领地东部的老河床上，龟裂的泥块像一张张合不拢的嘴。伊莱蹲在曾经是渡口的那块青石板上，把手探进裂缝里——指尖触到的只有干燥的沙砾和几片蜗牛壳，白得像小块的骨。他收回手，在裤子上蹭了蹭，仰头看天。六月的太阳并不毒辣，却稳定得像一台开在低温档的烤箱，把这片土地上的水分一点一点抽走，抽了整整一百年。

一百年前，阿瓦隆联邦的骑兵和奥克尼领地的长老们在这条河边签下了那份著名的《永久水源条约》。条约第三条写着——伊莱在学校里被逼着背过——“联邦政府承认奥克尼领地人民对其传统水域享有不可剥夺之使用权”。每一个字都像是被律师们用镊子夹起来放上去的，工整，庄严，不容置疑。

可河水还是改了道。

不是天灾。是联邦在条约签署后的第十二年，在上游三十英里处修建了卡迪拉克水坝。水坝把河道掐住，就像掐住一个人的喉咙。联邦说这是为了灌溉东部的新移民农区，说这符合“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奥克尼的长老们去联邦最高法院告过，告了三回，三回都被驳了回来。最后一位老酋长从联邦首都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中风死了。他的儿子把那份条约的副本塞进他冰冷的手里，一起埋进了土里。

那是伊莱还没出生之前的事。

他只知道自己从记事起就没见过这条河里有水。父亲活着的时候，每周要赶着驴车去十五英里外的水站买水。那水装在绿色的塑料桶里，喝起来有一股氯气的味道。父亲总是说，咱们祖上在水里打鱼的时候，联邦的人还在泥里刨食呢。后来父亲也死了，肺病，咳了整整一个冬天，春天刚来就走了。那天正好是伊莱十三岁生日。

现在伊莱十九岁。他有一副和这片土地一样干瘦而结实的身体，颧骨很高，眼眶很深，黑色的头发永远像是蒙着一层灰尘。他每天干的活就是在镇上的修理铺拆旧汽车零件，把能用的铜线和铝片分拣出来，换一点够他和妹妹活下去的钱。

妹妹莱拉今年九岁，是伊莱现在活着的全部理由。

她长得像妈妈——伊莱已经不太记得妈妈的脸了，只记得那双手，粗糙但温暖，在他发烧的夜里一遍一遍地摸他的额头。妈妈是在生莱拉的时候死的。父亲说，她用自己的命换了莱拉的命。伊莱那时候太小，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后来他懂了，是在诊所里。

奥克尼领地上唯一的那家诊所，是联邦政府拨款建的，名字叫“希望之泉”。但领地上的人私底下都叫它“绝望之泉”。诊所里只有两个医生，都是白人，都是从联邦东部过来的，拿着政府的津贴，每两年轮换一次。他们从不学奥克尼的语言，也从不多看病人一眼。对他们来说，在这片干涸的土地上工作，只是履历上的一段苦修。

今年三月，莱拉开始流鼻血。

起初伊莱没在意。春天干燥，流鼻血不稀奇。他用冷水浸湿毛巾敷在莱拉额头上，让她仰头靠在自己膝盖上，哼着父亲生前爱哼的那首老歌，等着血自己止住。

但血流了整整半个小时。

他把莱拉抱上那辆破旧的皮卡，一路开到“希望之泉”。那天值班的医生姓霍兰德，五十多岁，头发灰白，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他用一根棉签拨开莱拉的鼻孔看了看，然后开了几张化验单，让他们去抽血。

等结果等了三天。

三天后，霍兰德医生把伊莱叫进诊室。莱拉在外面的塑料椅子上等着，晃着两条细腿，手里攥着伊莱刚才给她买的一根棒棒糖。伊莱站在诊室里，看着霍兰德医生把一张打印出来的化验单放在桌面上，然后用手推了推眼镜，用那种伊莱已经听过无数次的、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开了口。

“你妹妹得的是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

伊莱没听懂。

霍兰德医生似乎预料到了这个反应。他把那张单子转过来，让伊莱看上面的一串数字和缩写。“她的骨髓不能正常制造血细胞，”他解释道，语气像是在讲一个和眼前这个男孩毫无关系的故事，“白细胞的计数非常低，这意味着她的免疫系统正在崩溃。如果不治疗——”

他停顿了一下，把眼镜往上推了推。

“——她可能会在半年内死于一场普通的感冒。”

诊室里安静了几秒钟。伊莱听到了自己耳朵里的血液在轰鸣，和诊所墙上一只老旧的挂钟在滴滴答答地走。挂钟的指针指向下午四点十七分，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把那张化验单切成一条一条的光带。

“怎么治？”伊莱问。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他自己都意外。

“基因治疗，”霍兰德医生说，“联邦东部有几家医院可以做。但费用——”

他在化验单背面写了一串数字，推过来。

伊莱低下头，看着那串数字。他数了两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那是他和父亲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即使把父亲的破房子卖掉，把自己在修理铺干十年的工钱全部攒起来，也凑不够那个数字的零头。

“这不公平。”伊莱说。

霍兰德医生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没有任何同情，也没有任何恶意，只有一种经过职业训练的、礼貌的冷漠。“医学不存在公平，”他说，“医学只有概率和成本。”

伊莱把那沓化验单折好，放进自己胸口的口袋里。他走出诊室时，莱拉从椅子上跳下来，仰着脸看他，嘴角还沾着棒棒糖的糖霜。

“哥，我好了吗？”

伊莱蹲下来，把妹妹的衣领理了理。“好了，”他说，“马上就全好了。”

那天晚上，他把莱拉安顿睡下以后，一个人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夜空晴朗，没有月亮，只有密密麻麻的星河横贯头顶。老河床的方向传来野狗的叫唤，一声长一声短。伊莱把那沓化验单从口袋里掏出来，在黑暗里摸了一遍——纸的质地，折痕，妹妹的名字打印在左上角，用的是诊所那台旧针式打印机，针孔清晰可辨。每一道折痕都像是把那份诊断书折叠成了一份更复杂的证物。

这张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在说话。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骨髓活检结果——它们说的都是同一种语言，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铁一般的语言。可是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会读出截然不同的意思。霍兰德医生读出的是一个需要被转诊的病例。联邦医保系统读出的是一个需要被审批的编码。而伊莱读出的只有一个字——活。

他把化验单叠好，放回口袋，然后站起来朝修理铺的方向走去。

老本顿还在铺子里。他是伊莱的老板，六十多岁，一条腿瘸了，据说是年轻时在矿井里被砸断的。他正弯着腰在修一辆老旧的拖拉机发动机，机油沾满了他干瘦的手臂，在手电筒的光里泛着黑亮的光泽。

“你要去联邦？”老本顿头也没抬。

“因为你这个年纪，碰上这种事，除了去联邦，没有第二条路。”老本顿直起腰，从耳朵后面取下一根烟，叼在嘴里，没点。他眯着眼睛打量了伊莱一会儿，然后从工作台下边的一个铁盒子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

名片上印着一个名字——马科·卡瓦略。名字下边是一个地址，在联邦首都的旧工业区。没有公司名，没有头衔，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这是个搞格斗生意的，”老本顿把名片递过来，“不是那种电视上的。是地下的。来钱快，但进去容易出来难。”

他顿了顿，把烟从嘴上取下来。

“你父亲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今天说的这些话，日后你自己担着。”

伊莱接过名片。纸质很厚，是那种昂贵的铜版纸，边缘光滑。他没有说话，只是把名片和化验单放在同一个口袋里。

三天以后，他把莱拉托付给了隔壁的老祖母玛尔塔。玛尔塔已经快八十了，耳朵听不太清，但眼睛还亮。她拉着伊莱的手，掌心干得像一块老树皮。

“你们家这代人，命不好。”她说。

伊莱没有回答。他蹲下来，最后一次抱了抱莱拉。妹妹在他怀里，瘦小得像一只鸟。他把自己的脸贴在她的头发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孩子特有的奶香气。然后他站起来，上了那辆破皮卡，朝联邦首都的方向开去。

从倒车镜里，他看到莱拉站在路边，举着那根吃了一半的棒棒糖，朝他的方向挥了挥手。他没有再看第二眼。

道路两侧的土地越来越干，越来越荒。龟裂的河床在车窗外延伸，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尽头。伊莱开着车，口袋里那张名片和那份诊断书被他的体温捂得微微发热。在这片被联邦水利计划彻底改写的土地上，他不是第一个踏上这条路的奥克尼青年。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他发过誓，要成为唯一能把钱带回来的那一个。

三个小时后，他穿过了奥克尼领地的边界线。界碑上刻着的“奥克尼自治领”几个字已经被风沙磨得几乎看不清，而联邦一侧的路牌崭新锃亮，刷着蓝白色的反光漆。路牌上写着一个他不认识的高速公路编号，指向一个他从未到过的城市。

在路牌的下方，锈迹斑斑的铁架上绑着一只旧轮胎，被风吹得微微晃动。轮胎上不知是谁用白漆喷了一行字，在车灯的照射下若隐若现。伊莱放慢车速，辨认了半天，终于看清了那行字——

“想要水？自己来拿。”

他踩下油门。皮卡轰鸣着驶进了联邦地界，后视镜里，奥克尼领地变成了一片越来越小的黑影。而在那片黑影的最深处，干涸的老河床上，蜗牛壳依然像几百年前一样，在月光下安静地闪着细碎的光——就像那些仍在等待被阅读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