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缺席的第十人

合成声音消失后的第三分钟,康拉德·施耐德是第一个行动的人。

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径直走向大厅东侧的走廊。军靴踏在石板上的节奏沉稳而均匀,每一步的间隔都精确得像节拍器。林远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拱门后的阴影里,突然意识到这个退役军官从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从请柬、到密室、到那个荒诞的最后通牒,他接受这一切的方式,像是一个早已习惯被围困的人。

“他去哪儿?”索菲亚·托雷斯的声音从角落传来,音量很小,像是害怕惊动什么东西。

没有人回答她。因为没有人知道答案。

鲁文·阿布拉莫维奇摘下眼镜,用衣角缓慢地擦拭镜片,动作里带着一种老派学者的从容。他重新戴上眼镜后,目光落在那张空着的主位椅子上,停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诸位,我不认识你们中的任何人。但我在这座城堡里住过。”

所有人都看向他。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鲁文的声音不高,却在大厅的石壁之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共鸣效果,像是这个空间天然就是为他的话而设计的。“圣安布罗斯学院每年都会在这里举办新生入学仪式。卡尔德隆古堡是学院的产业,最早属于一个被剥夺了爵位的伯爵。学院在一百年前买下了它,改建成学术研讨基地。我入学那一年,就是在这里宣誓的。”

他顿了顿,环顾四周,目光在每一张脸上停留了半秒。

“这意味着这座建筑的主人是圣安布罗斯学院。而我们被囚禁在学院的财产上,为了一个与学院对簿公堂的女人。”

“你是说学院在搞鬼?”康拉德的声音从走廊方向传回来。他已经折返,手中多了一样东西——一支老式手电筒,金属外壳上布满了划痕。“走廊尽头有一间管理室,门没锁。里面的工具箱里有这个。”

他把手电筒放在长桌上,然后在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这个动作很奇怪——在所有人都还站着、警惕着、犹豫着的时候,他选择坐回原位,重新把自己放进那套被安排好的座位系统里。林远看着他的举动,忽然明白了:这个男人被训练过在混乱中寻找秩序。在军营里,任何不确定的环境下,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逃跑,而是控制你所能控制的那一小块区域。

“我叫伊莎贝尔·科莱。”女医生的声音响起,比刚才更加平稳,“在座的各位,请说出你们和圣安布罗斯学院的关系。如果这是规则——找出关联——那么最好从最简单的开始。”

她的声音带有一种手术室里特有的不容置疑。林远意识到,这大概是她在工作中养成的习惯:在开胸之前,先确认所有器械都在正确的位置。

朴正宇第一个回应。“我是落榜生。”他说,语气里没有愤怒,也没有遗憾,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十五年前,我申请了圣安布罗斯学院的数学系。我的入学考试排名全诺瓦第三。他们拒了我,录取了一个排名第七十八的非洲裔学生。”

他停顿了一下,用一种像是在心算某道复杂方程式时的专注神情看着自己放在桌面的手。

“我去了一所社区学院。现在在诺瓦城的赌场工作。算牌。”

“你是算牌师?”康拉德的语气变了,不再冷淡,而是一种突然被激发了兴趣的猎人的警觉。

“我是数学家。”朴正宇纠正他,“只是恰好没有别的地方肯付我工资。”

伊莎贝尔转向索菲亚。那个拉美裔女人仍旧站在角落里,像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件不属于这个空间的家具。她的嘴唇动了动,发出的声音沙哑而迟缓:“我的父亲在这所学院做过清洁工。十八年。”

“后来呢?”伊莎贝尔问。

“后来他被辞退了。”索菲亚说完这句话就闭上了嘴,手指绞在一起的力度又加了一分。她没有解释原因,但那个“原因”就悬在半空中,像是所有人都能闻到的煤气味,只需一点火星就会爆炸。

沉默持续了大约十秒。然后古斯塔夫·莫里纳忽然开口了。

老宪兵的眼皮依旧半耷拉着,声音却出奇地清晰,带着一种被岁月打磨过的沉稳:“我曾经负责调查一起涉及这所学院的刑事案件。死者是学院的招生官。”

林远的心脏猛地跳了一拍。他知道这个老人在说谁。但他没有开口,只是把手伸进大衣口袋里,指尖触到那张被翻过来的名牌——背面那行字像是带着温度,灼着他的皮肤。

“马库斯·哈特。”古斯塔夫说出了那个名字。

大厅里的空气像是突然被抽走了一半。林远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在古斯塔夫说出这个名字的瞬间,伊莎贝尔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弹动了一下,那是人体在面对某种突如其来的情绪时的应激反应,微不可察,但真实存在。而坐在最远端的那个戴圆框眼镜的年轻男人,终于停下了翻书的动作。

“你认识这个名字?”古斯塔夫没有漏掉伊莎贝尔的反应。

“整个诺瓦都认识这个名字。”伊莎贝尔的回答滴水不漏,“一个被当街刺死的招生官,新闻播了整整一个月。”

“新闻没有播全部。”古斯塔夫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疲惫的坦白感,“我是那个案子的现场负责人。凶手是一个中年男人,没有前科,没有同伙,甚至没有逃跑。他捅了三刀,然后坐在路边等着我们到来。”

朴正宇抬起头。“他为什么要杀人?”

古斯塔夫沉默了很久。壁炉里的柴火发出一声爆裂的脆响,火星溅在石板上,转瞬熄灭。老人看着那些熄灭的火星,说:“他说他的儿子本来能考上。”

又是一阵沉默。比之前更长,更重,压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上,像这座古堡的石头穹顶,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他说得对吗?”朴正宇的声音依旧是那种平板的数据分析师语气,但林远听出了其中的某种细微的波动,像是一条原本平滑的线突然出现了一个微小的波动。“他说得对吗?”他又问了一遍。

古斯塔夫没有回答。

“我想去看看档案室。”林远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比他自己预期的要平稳得多,像是另一个人在替他说话,“鲁文教授,你熟悉这座城堡。档案室在哪里?”

鲁文看了他一眼,那种审视的目光里多了一种新的东西——林远不确定那是好奇还是警惕。“地下。穿过东侧走廊,下两层石阶。但那里从不对学生开放。”

“现在这里没有学生。”林远站了起来。

康拉德把手电筒推到他面前。“带上这个。电源不稳定。”

林远拿起手电筒,转身走向东侧走廊。他听见身后有人跟了上来——脚步声很轻,是索菲亚。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他后面,保持着大约三步的距离。林远没有阻止她。他隐约感觉到,这个女人在这个空间里感到的不安全,远远超过其他人。她像一只被长期圈养过的动物,对任何封闭空间都充满警惕,却又不敢独自留在原地。

走廊比主厅冷得多。石壁上渗出潮湿的气味,手电筒的光束扫过去,能看见砖缝间长出了灰白色的霉菌,像是墙壁自己生出的皮肤病变。林远一边走一边数着步伐。从主厅到走廊尽头是四十六步,转角下石阶,第一层是二十四级,第二层是二十七级。他把这些数字刻在脑子里,像是一种本能的防卫——在陌生的封闭空间里,记住路径是唯一能做的事。

地下室的温度比上面低了将近十度。索菲亚在他身后打了个寒颤,牙齿碰撞的声音在狭窄的石阶通道里格外清晰。

档案室的门是开着的。

林远站在门口,手电筒的光束照进去,他的呼吸在这一刻停止了。

房间不大,大约二十平方米,四面墙壁上嵌着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铁皮档案柜。正中央的地板上,一个男人仰面躺着。

是管家。他们在抵达古堡时见过他——一个头发花白、穿着笔挺制服的老人,站在门口一一核对了所有人的邀请函。他的仪态无懈可击,弯腰的弧度精确得像是在宫廷里服务了一辈子。林远当时甚至在心里感叹过,这种古老的职业素养已经在现代世界绝迹了。

现在他躺在地板上,胸口插着一把银色的拆信刀。

刀的末端只露出两英寸长的手柄,其余部分全部没入了胸腔。血液浸透了他的白色衬衫,在胸口晕开一圈暗红色的印记,像是一枚被雨水浸湿的火漆印章。

索菲亚尖叫了一声,然后用手捂住了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林远蹲下来,伸出两根手指探向管家的颈侧。皮肤已经凉透了。手电筒的光束照在他的脸上,老人双眼微睁,嘴角微微向下撇着——不是恐惧,更像是一种疲惫的失望。林远注意到他的右手握着一把钥匙,钥匙上刻着一行编号:E-17。

档案柜上的编号全部是以E开头的。

“别破坏现场。”康拉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已经赶到了门口,身后跟着伊莎贝尔和朴正宇。退役军官推开林远,用专业的手法检查了伤口,然后摇了摇头。“穿透了肋间肌,直接刺入心脏。一刀毙命。凶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什么时候?”伊莎贝尔问。

“体温降得差不多了。考虑到地下室的环境温度,死亡时间应该在两到三个小时前。”康拉德抬起头,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脸,“也就是我们刚刚抵达的时候。”

这句话像一枚炸弹,落在了所有人的耳中。

他们抵达时,管家还在门口迎接。他们进入主厅后,管家消失在了走廊方向。然后灯光熄灭,合成声音响起——在那段时间里,走廊另一头,有人杀了一个人。

“死者手里的钥匙。”林远说,“是档案柜的。”

鲁文教授挤进门口,看了一眼尸体,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像是这具尸体只是他教学生涯中翻阅过的无数历史档案中的一份。但他看到那把钥匙时,眼镜片后的瞳孔骤然收缩。

“E-17,”他低声说,“那是招生记录的归档区。”

林远站了起来,从管家手中取出钥匙。手指接触老人皮肤的一瞬间,他感到了一种奇异的冰凉——不是死亡的温度,而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像是这个老人血管里流淌的从来就不是血液,只是这份工作了无生气的寒冷。

他走到编号E-17的档案柜前,将钥匙插进锁孔。锁芯转动的声音在寂静中清脆得不可思议。

柜门打开。

里面是整整齐齐排列的档案夹,按年份编号,从二十年前一直到三年前。林远抽出最早的那一本,翻开。

第一页是一张表格,顶端印着圣安布罗斯学院的烫金校徽,下面是一行标题:《整体性评估录取建议表》。

表格的左侧是一列申请人的姓名和分数,右侧则标记着族裔编码。林远的目光顺着排列滑下去,直到他看见了一个名字。

他的母亲。

申请年份:二十五年前。录取结果:不通过。族裔编码那一栏,用红色墨水写着一个数字:3。数字旁边有一行手写的备注,笔迹潦草却充满权威:“族裔配额已满。建议以非裔申请人递补。”

林远拿着档案夹的手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愤怒——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情感,像是用二十五年时间才抵达目的地的箭头,终于在这一刻射中了靶心。

他的手无意间翻到了档案夹的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张便签,纸张已经泛黄,黏贴着八十年代特有的透明胶带。

便签上只有一句话,用和备注相同的笔迹写成:

“配额制不是科学,它只是让牺牲看起来像是一种公平。”

签名是马库斯·哈特。

林远站在原地,手电筒的光束在档案夹上凝固不动。身后传来其他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但他没有回头。

他在想,那个杀人凶手坐在路边等待警察的时候,是否也见过这份档案。是否也知道,在他儿子收到拒录信的同时,有一支红笔,在某个人的申请表上划下了一道不可更改的横线。

而执笔的那个人,已经在三年前死了。

死在了另一个人手里。

刀和拆信刀之间,原来只有一段从地下档案室到街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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