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婆的陶罐里装着半罐温水，是从山坡上的泉眼里接来的。她把水凑到那个垂死的人嘴边，手抖得厉害，水洒了一半，沿着那人干裂的嘴唇淌下来，在脸上冲出一道白印子。
“阿弥利利——”她嘴里反复念着这几个字，念了一辈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从庙里老尼姑那儿学来的，能镇邪。
那人咽下去几口水，忽然睁大了眼，喉咙里发出一种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又突然通开了的声音。他猛地抓住黄婆的手腕，力气大得不像一个垂死之人。
“哑巴——一个哑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哑巴？”
黄婆吓得差点把陶罐摔了。她听不懂什么哑巴不哑巴，只是拼命摇头，把手指向山坡的方向，意思是让她回去。那人松了手，身体像被抽去了骨头一般倒回沙滩上，闭着眼，胸膛起伏得很急促。
然后远处传来了一声喊。
那声音不像是人能发出的——嘶哑、破裂，像是用残缺的声带硬生生从喉咙里撕出来的。
“啊——啊——”
刘濬猛地坐了起来。
他看见沙滩尽头有一个人影，正一瘸一拐地朝这边走来。那人浑身上下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脸上糊着泥沙和海草，头发里缠着碎渔网，走一步晃两步，但那双眼睛刘濬认得。
老焦。哑仆老焦。
他不会说话，但他活着。
老焦跌跌撞撞跑到刘濬跟前，双膝一软跪倒在沙子里，张开嘴，发出一连串破碎的音节。那不是语言，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明白——他在哭。
刘濬伸手按住他的肩膀。两个从死神手里爬回来的人，就那样跪在海滩上，谁也没有再发出声音。过了很久，老焦才缓过气来，用手指在沙子上歪歪扭扭地画了几个手势符号。他画得急，沙粒飞溅，有些笔画被风一吹就模糊了。但刘濬看懂了。
“两个。还有她。”
他猛地抬起头：“她还活着？在哪里？”
老焦指了指身后的沙滩。那是一片被潮水冲刷过的平滩，散落着各种杂物——碎木、断绳、泡胀的布帛、半个裂开的木桶。在这些杂乱的东西中间，躺着一个人。
青布斗篷已经不见了，只剩一件被海水泡得半透的素色单衣。她侧躺在沙子上，长头发像黑色的海藻一样铺散开来，半张脸埋在沙里，露出的那半张脸白得像纸，嘴唇是淡紫色的。
刘濬挣扎着站起来，腿一软又跪了下去。他咬着牙再站起来，一步步走过去，在她身旁蹲下，伸出手探了探她的鼻息。
有气。极微弱，像一根随时会断的蛛丝。但还在。
他把她翻过来，让她的头枕在自己膝上。她的额头滚烫，眉头紧锁，似乎昏迷中还在为什么事情焦虑。她的手攥得很紧，右手虎口处磨掉了一层皮，露出下面粉红色的嫩肉——那是长时间握笔的手，在水里拼命抓过什么东西时磨出来的。
刘濬试着掰开她的手指。她攥得太紧，像是把什么重要的东西握在掌心里，死也不肯松。刘濬没再勉强，只是把她挪到老焦铺好的一堆干海草上，然后环顾四周。
海滩上只有他们三个人。
没有兵士。没有船工。没有独孤晋。没有王氏。
他的妻子不在这里。
刘濬站在沙滩上，望着海面望了很久。海已经彻底平静了，浪花温柔地舔着沙滩边缘，像是昨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阳光照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金鳞。远处有海鸟在盘旋，偶尔俯冲下来，从浅滩上叼起一条被风暴翻搅上来的死鱼。
“王氏——”他喊了一声。
声音在海面上传不了多远就被风吹散了。没有回应。
老焦在他身后打了个手势——再去别处找。
他们在沿岸走了半个时辰。沙滩上到处都是风暴留下的痕迹：一棵被连根拔起的老榕树横在潮线上，根须朝天像一只垂死的章鱼；一条渔船的残骸搁浅在礁石间，船底穿了个大洞，里面灌满了沙子和碎贝壳；还有一块被浪撕下来的船舱门板，上面还能看见半个模糊的漆字——那是他们那艘船的名字。
但没有王氏的踪迹。
不是每个人都有幸被同一片海浪冲到同一片沙滩上。有些人被潮水带到了更远的地方，有些人沉入了海底，有些人被礁石间的暗流卷走了。那场飓风在海岸线上抛撒尸骸和残骸，像是掷了一把不均匀的骰子，落在哪里全凭天意。
刘濬最终放弃了。他回到黄婆的茅屋里，在门槛上坐了很久。黄婆烧了一锅粥，他喝了一碗，老焦喝了两碗。那个昏迷的女子被安置在黄婆唯一的一张竹床上，老妪把自己舍不得用的干净麻布给她铺上，又弄了一碗红糖姜水，用筷子撬开她的牙关灌了进去。
午后，里正来了。
里正姓陈，四十来岁，穿着打了补丁的皂衣，腰间挂着一块木牌，是县衙发的身份凭证。他带着两个后生，在黄婆的茅屋里看了三个幸存者，又把黄婆拉到门外问了半天话。再进来时，态度变得很复杂。
“你们是——官船上的人？”
刘濬点头。他没有力气说太多话。
“船上还有别人吗？”
“有。”刘濬说，“二十名兵士，三个船工，一个都尉，一个副尉。我的妻子。还有——”
他顿了顿。
“还有这位女子的一个仆妇。”
里正听完，脸色沉了下去。他让刘濬把船上的事从头说一遍——船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载了多少人，为什么载这些人。刘濬说得简略，没有提劝进表，没有提独孤晋的密令，没有提崔彦的死。他只说自己是流人，被押往岭南，途中遇上了飓风。
里正听完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他做里正做了二十年，知道有些事不该自己问的就不该问。他关心的是另一件事：这三个人现在该怎么办。
“这位娘子病得不轻。”他指了指竹床上的女子，“我们村里没有郎中，最近的郎中在二十里外的镇上，路被海水冲断了两截，一时半会儿过不去。”
“她不能死。”刘濬说。
他说得很平静，但里正听出了那平静底下的分量。
“我让人去镇上请。”里正说，“能不能请来，要看路什么时候修通。”
当天傍晚，广州都督府的人到了。
来的是一个参军，姓马，六品，骑着一匹瘦马，带着四个差役。他是接到沿岸各村的灾情呈报后过来勘察的，顺带核对生还者名册。马参军比里正更老练，他一句话都没有多问，只是让人把刘濬带过来，打开一卷被水泡过又被太阳晒干的文书，对着上面的名字一个个看。
“刘濬。太子中舍人，长流岭南。”
他念完了，抬起眼皮看着刘濬。
“你还活着。”
“是。”
“船上其余人呢？”
“死的死，散的散。”刘濬说，“都尉独孤晋和副尉崔彦，不知下落。”
他在“崔彦”两个字上没有停顿，没有露出任何异样。他决定先不提崔彦被毒杀的事——说了又能怎样？尸体已经沉入了南海，毒药已经溶解在海水中，现场已经不存在了。他说出来，无非是给自己招来更多麻烦。在这个被自然力彻底重置了一切证据的时刻，任何指控都像是疯子的呓语。
马参军合上文册，往海面上看了一眼。那片海在夕阳下泛着金光，美得让人心碎。
“覆舟失囚，疑皆溺毙。”他说，“这呈文便这么写了。”
刘濬没有接话。他知道这四个字的分量——“覆舟失囚”，意味着所有失踪者都被默认死亡；“疑皆溺毙”，意味着没有人需要为这桩死亡负责。一场百年不遇的飓风，就是一张最大的免责文书。
马参军让人把那女子也登记了。问到姓名时，刘濬说不知。问到身份时，刘濬说不知。问到为何在船上时，刘濬还是说不知。
马参军沉默了一会儿。他不是第一天做官，他知道有些“不知”是真的不知，有些“不知”是不能说。他没有追问，只是在名册上写了一个含糊的条目——“随船女眷一名，姓氏未详”。
“这女子怎么办？”里正问。
马参军看了刘濬一眼，说：“既然是随船之人，便暂由流人刘濬照管。待禀明都督府，再作安排。”
入夜，黄婆的茅屋里只剩下一盏油灯。老焦守在门外，黄婆在灶间打盹。刘濬坐在竹床边，看着那个昏迷的女子。
她的眉头还是紧锁着，昏迷中偶尔会发出一两声呓语，声音极轻极碎，像是被噩梦困住了。刘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能偶尔捕捉到一两个字——柱子、尺、火。
这些词放在一起，没有任何意义。但刘濬知道，它们来自密室矮几上那些被他看过一眼的纸张。那些数字，那些工程预算，那四个字——“明堂西北”。
她是谁？她为什么被藏在船上？她在画的那些图，跟明堂有什么关系？谁把她从宫里弄出来的？又要把她送到哪里去？
这些问题在刘濬脑子里转了一夜，像磨盘一样碾来碾去，却一粒碎屑都碾不出来。
天快亮的时候，女子忽然睁开了眼。
没有任何预兆。她的睫毛抖了抖，然后眼睑忽然翻开，露出底下一双极黑极亮的瞳仁。那目光不像一个刚从昏迷中醒来的人——太清醒了，太锐利了，像是意识从未真正离开过，只是在某个角落里蛰伏着，等待一个醒来的时机。
她看着刘濬，看了很久。
然后她说话了。声音沙哑，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你是谁？”
“刘濬。”
“刘濬，”她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像是在记忆里搜索什么，然后说，“你是那个——不写劝进表的人。”
这不是问句。她知道他是谁。
“你是谁？”刘濬问。
女子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天正在慢慢变亮，第一缕灰白的晨光透过竹帘的缝隙，落在她苍白的脸上。她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复杂的东西。
“我叫沈含章。”她说，“宫中尚方监，营造司，第七等算师。”
刘濬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
尚方监。那是掌管宫室营建的机构，太后的万象神宫和那座直插云霄的明堂，都是由尚方监营造的。而一个算师——一个专门计算木石数量的最基层宫官——为什么会被用金吾卫兵士秘密押送，藏在船底密室之中？
“你知道多少？”她问。
“不多，”刘濬说，“只看到了一行字——明堂西北。”
沈含章闭上了眼。她的手指抓住了身下的麻布，指甲发白。当她再次睁眼时，眼睛里的锐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刘濬从未在任何人脸上见过的疲惫——不是身体的疲惫，而是那种藏着一个秘密太久、快要被秘密的重量压垮的人才会有的疲惫。
“刘舍人，”她说，声音轻得像一片落进深井的羽毛，“你不想知道崔彦是谁杀的吗？”
屋外，天彻底亮了。
远处海面上，一艘官船正在靠岸。船头站着一个人，左臂吊着布带，右手按在刀柄上。
独孤晋还活着。
他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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