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最高院的传票

克伦威尔市北区的拖车公园藏在一条被废弃的铁路支线后面,从主路上几乎看不见。杰克·哈珀把车停在碎石铺的临时停车场里,熄了引擎,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挡风玻璃外,十几辆生了锈的拖车歪歪扭扭地排成两排,晾衣绳上挂着冻硬的衣物,一辆被卸了轮子的旧皮卡趴在泥地里,车身覆满了涂鸦。

他核对了一下地址,然后推开车门。十二月的冷风裹着铁路边特有的铁锈和机油味迎面扑来。

罗莎·韦伯的拖车在最里面那一排。拖车是七十年代的老款银铝外壳,接缝处打了灰色的密封胶,门口铺着一块褪色的编织地毯,上面印着“欢迎”两个字——字母W已经磨掉了。哈珀在铁皮门上敲了三下,听到里面传来一阵缓慢的脚步声。

门开了。一个女人站在门口,大约五十岁,灰褐色的头发用塑料夹子别在脑后。她穿着男款的厚法兰绒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手指上沾着洗洁精的泡沫。她的脸和韦伯有几分相似——同样的深眼窝,同样的薄嘴唇,但她的眼神比她弟弟更硬。像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见过足够多的糟糕事,从此不再为任何事大惊小怪。

“罗莎·韦伯?”

“是我。”她的声音带着长期吸烟造成的沙哑。“你是那个联邦调查局的人。”

“杰克·哈珀。”他把证件亮了一下。“我打过电话。”

罗莎在围裙上擦了擦手,退后一步让他进来。拖车内部比外面看起来更狭窄,但收拾得很干净。小客厅里有一张用胶带修补过的布面沙发,一台搁在牛奶箱上的老式显像管电视,墙角堆着几个塑料收纳箱。唯一的装饰品是电视上方挂着的一幅圣心像,画框边上别着几张褪色的照片。

罗莎指了指沙发,自己拖了一把折叠椅坐在对面。她从茶几上拿起一包薄荷烟,抽出一根,没有点。

“马库斯告诉我你可能来找我。”她说。“他说你想知道关于那个死了的女人的事。”

“她没死,”哈珀说,“她在ICU里活了十一天,然后康复了。”

罗莎把没点的烟夹在指间,转了两圈。“对马库斯来说,死了和活了有时候是一样的。他在意的是她差一点死掉。他在意的是没有人愿意在记录上写他救过她。”

哈珀从大衣内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皮面笔记本,翻开,放在膝盖上。他没有马上提问,而是用目光扫了一遍墙上的照片。那些照片大多数是罗莎和一个年轻男人的合影——在河边,在教堂门口,在拖车公园的烧烤架前。年轻男人瘦高,眼神温和,笑容有些腼腆。

“那是谁?”哈珀指了指其中一张照片。

罗莎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手里的烟停止了转动。“我弟弟。不是马库斯——另一个弟弟。埃迪。三年前死的。白血病。”

哈珀把目光从照片上收回来,落在罗莎的脸上。她的表情没有明显的变化,但烟卷被她捏出了细微的凹痕。

“埃迪生病的时候,我在。”罗莎说。她把烟放在茶几上,双手交握在膝盖上。“我看着他化疗、掉头发、瘦成一把骨头。到最后几天,他拉着我的手说——‘罗莎,我不是怕死,我是怕自己被忘掉。’”

她顿了一下。拖车的铁皮墙被冷风吹得轻轻颤动。

“所以你明白我为什么愿意跟你说话吗?”她抬起眼睛看着哈珀。“马库斯把那个女孩从鬼门关拉回来,然后有人把他的名字从记录上抹掉了。不是杀了他,但和杀了他差不多。埃迪要是知道这种事发生在马库斯身上,他在坟墓里都会翻身。”

哈珀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把钢笔帽拧开。“罗莎,我需要知道三月中旬那天晚上你弟弟给你打电话时说了什么。”

罗莎没有马上回答。她站起来,走到小厨房的炉子边上,把水壶放在炉盘上拧开火。水壶底发出轻微的咝咝声。她背对着哈珀,肩膀的线条在法兰绒衬衫下显得又窄又硬。

“马库斯那天晚上打了两个电话。”她终于开口,声音被水壶的噪音衬得有些模糊。“第一个打给圣心医院急诊科。他告诉接电话的护士,他手上有一个服用米索莉亚后大出血的患者,需要立即转诊,他已经联系了急诊科的桑切斯医生,患者正在路上。通话大概四分多钟。”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因为第二个电话打给了我。”罗莎转过身,靠在炉台边上,手臂交叉在胸前。“马库斯从来不在晚上十点以后给我打电话,除非出了事。那天是晚上十一点二十三分。我接起来,他声音很急,说——‘罗莎,我转了一个米索莉亚并发症的患者去圣心,你记一下时间。我怕将来有人问起来说不清楚。’”

哈珀的笔在纸上快速移动,但他没有低头看笔记本。他的眼睛始终看着罗莎。

“他怕什么?”

“怕米索莉亚。”罗莎说。“那东西当时刚被联邦医药局批准,但马库斯在社区里已经见过好几例不良反应了。他一直在记录这些病例,想写一份报告交给州卫生局。他觉得医药局把米索莉亚推上市场太快了,副作用数据不够完整。”

“所以他反对米索莉亚?”

“不。他不是反对。”罗莎把水壶从炉子上拎下来,倒了一杯热水递给哈珀。杯子是搪瓷的,杯口磕掉了一小块瓷,露出底下的铁锈色。“马库斯从来不说要禁止什么。他只是觉得,如果一种药可能导致并发症,那么接诊这些并发症的医生应该被写在记录里。不是被藏起来。”

哈珀接过搪瓷杯,双手捧着。热水透过搪瓷壁烫着他的掌心,但他没有放下。

“第二天发生了什么?”

“突击检查。”罗莎重新坐回折叠椅上,这次她终于把薄荷烟点着了,深吸一口,蓝色的烟雾在拖车逼仄的空间里散开。“州卫生局的人一早就来了,把诊所翻了个底朝天。说是因为审核员受贿案,所有和那个审核员有过业务往来的医生都要接受调查。马库斯之前给审核员提交过一份关于米索莉亚副作用的数据,就因为这个。”

“转诊手续呢?”

“来不及补了。马库斯的诊所在检查后被暂停执业。他的档案、病历、空白处方本全被收走。他试图跟调查组解释那个转诊病例,但没人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他有没有收钱。他没有,但他还是被停职了,因为程序上——任何和受贿审核员有关联的医生都要停职等待审查结果。”

她把烟灰弹进一个空的可乐罐里。水壶在炉子上已经凉了。窗外,拖车公园的老式路灯亮了起来,橘黄色的光照进窗户,把罗莎的侧脸切成明暗两半。

“所以病历上没有他的名字。”哈珀说。

“不是他的错。”

“我知道。”

“但有人利用了这个。”罗莎把烟头按灭在可乐罐里,身体前倾,双手撑在膝盖上,第一次直直地盯着哈珀的脸。“那个律师——莫里斯——他在法庭上说桑切斯医生是唯一的首诊医生。他说那个患者从始至终没有经过任何其他医生的手。他用马库斯救回来的人,来证明一种马库斯自己可能都不支持的立场。”

哈珀把搪瓷杯放在茶几上,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那台便携录音机。他把它放在茶几中央,红色的录音指示灯在昏暗的房间里微微发光。

“罗莎,”他的声音很低很稳,“你愿意把你刚才说的话正式录下来吗?作为书面证词的一部分?”

罗莎看着那台录音机。塑料外壳上有划痕,品牌标志已经磨掉了,录音键旁边的红色指示灯有节奏地闪烁着。她沉默了很久,久到哈珀以为她要拒绝。

“你不明白一件事。”她最后说,声音变得很轻。“马库斯是那种——一辈子都在替别人填表格的人。他替没有医保的病人填慈善救助申请表,替不识字的移民孕妇填出生证明,替桥下的流浪汉填免费体检登记。他填过的表格能把这张桌子堆满。但这一次,轮到他自己需要被填进记录里的时候——有人故意把那个格子空着。”

她伸手按下录音键。

“说吧,哈珀先生。告诉我你需要我说什么。”

录音机里磁带转动的细微沙沙声填满了沉默的间隙。罗莎重新点了一根烟,对着录音机开始陈述。她的声音很平稳,像是在背一段已经反复在心里默念了很多遍的证词。从马库斯给她打的那通电话开始——时间、地点、通话时长、他声音里的急促——到第二天突击检查的细节,再到后来她旁听到的桑切斯医生在电话里对她弟弟说的那句“我很抱歉”。

录音机转了将近四十分钟。哈珀只在极少的时候插入简短的问题,大多数时间他只是坐着,笔在本子上移动,偶尔抬头看看墙上的照片——埃迪在河边大笑的样子,马库斯穿着白大褂站在诊所门口的样子,两兄弟和一个已经不在了的母亲在一辆旧车前合影的样子。

当罗莎说完最后一句话,哈珀按下停止键。磁带咔嗒一声停住了。

“还有一个问题。”哈珀合上笔记本。“你有没有尝试过联系伊桑·莫里斯本人?”

罗莎掐灭第二根烟。“我打了三次电话到卡斯特罗律师事务所。三次。第一次前台说他在开会。第二次说他在出庭。第三次直接挂断了。”

“你留了名字吗?”

“留了。我告诉他我是马库斯·韦伯的姐姐。”她笑了一下,笑容很苦。“一个小时候住在拖车公园里的女人打来的电话,一个上流律所的大律师当然不会回。”

哈珀把录音机和笔记本都收进大衣口袋里。他站起来,从茶几上拿起罗莎给他倒的那杯水,喝完了最后一口。搪瓷杯底沉着几片极小的水垢。

“罗莎,你弟弟是个好医生。”他说。

罗莎没有回答。她把脸转向窗外的路灯,橘黄色的光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忽然湿了,但眼泪没有掉下来。

哈珀走出拖车时,天已经全黑了。冷风比下午更猛烈,吹得铁丝网围栏呜呜作响。他坐进车里,把录音机从口袋掏出来,放在副驾驶座上。磁带在里面安静地转动了一小段空白,然后自动停止。

他没有马上发动引擎。他在黑暗中坐了很久,整理笔记本上潦草的记录。罗莎的声音还在他耳朵里——那个关于埃迪的故事,那句“他不是怕死,他是怕被忘掉”。哈珀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在顶端写了一行字:伊桑·莫里斯——背景调查。

然后他在下面写了三个字:铁桥区。

他发动引擎,打开车灯。车灯照出碎石路尽头的铁丝网和荒草,远处铁路货场的信号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他转动方向盘,车子驶出拖车公园,朝维斯顿市方向开去。

上了州际公路之后,哈珀掏出手机,按下了伊桑·莫里斯的号码。那是他从律所公开信息里查到的,存在联系人列表里已经好几天了。

电话响了六声。哈珀以为要转进语音信箱了。但第七声的时候,对方接了起来。

“我是莫里斯。”那个年轻律师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丝警惕。

哈珀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左手扶着方向盘,右手把录音机放在仪表盘上。

“莫里斯先生,我是联邦调查局反医疗欺诈办公室的调查员杰克·哈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不长,但足够让一个老调查员读出一百种信息。

“我知道你是谁。”伊桑说。

“那就好。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哈珀的语调没有起伏,像在宣读一份天气预报。“我今天在克伦威尔市和一个叫罗莎·韦伯的女人谈过话。她是马库斯·韦伯的姐姐。她把三月中旬晚上的事都告诉了我。转诊电话、患者、桑切斯。全部细节。”

电话那头的沉默更深了。哈珀能听到细微的呼吸声,以及远处传来的一种空洞的城市背景噪音。

“你应该知道,桑切斯医生的证词和这些细节之间存在差异。”哈珀继续说。“我手里有电话记录、韦伯的手写信、罗莎的录音证词。我还没有决定怎么用这些东西。但在我决定之前,我想先和你谈谈。”

“谈什么?”伊桑的声音依然很稳,但哈珀听出那是一种用极大的力气维持的平稳。

“谈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哈珀把烟叼在嘴里,单手划了一根火柴,点着。“谈谈铁桥区和那些活着的、死去的人。谈谈你母亲。”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很久很久。长到哈珀以为对方已经挂了。然后伊桑的声音传过来,低得几乎听不见:

“你什么都不知道,哈珀。你不知道。”

哈珀吐出一口烟,看着它在挡风玻璃上散开。

“那就告诉我。”他说。

电话断了。仪表盘上录音机的红色指示灯还在闪,磁带还在转,记录着这通电话最后那段漫长的沉默。车窗外,州际公路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后退,像某种正在倒计时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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