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亚姆·奥康纳选了一家远离市中心的酒吧。
这地方在卡姆登港区，周围全是废弃的仓库和生锈的集装箱吊机，海风裹着铁锈和咸鱼的味道从破损的窗缝里灌进来。酒吧里只有三个客人，两个在角落低声交谈，一个在吧台边对着啤酒杯发呆。利亚姆坐在最里面的卡座，背靠墙，面前放着一杯没动过的威士忌。他三十出头，穿着便装，但那种挺直脊背的坐姿出卖了他的职业——执法人员的肌肉记忆不会因为脱了制服就消失。
诺拉在他对面坐下，注意到他眼睛下面有明显的青黑色，像是几天没睡好。
“你不该卷进这件事。”利亚姆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劝阻。
“我弟弟死了。”
“正因为你弟弟死了，你才更不该卷进来。”利亚姆把威士忌往前推了半寸，又拉回来，“你知道预罪局内部怎么称呼那些被系统标记后清除的人吗？‘附带误差’。误差不会有人追责，误差不会被翻案，误差不会得到道歉。你最好的结局是成为他们统计表里的另一个误差。”
诺拉从包里取出艾琳给她的平板，调出那张“增强权重关键词样本列表”，推到利亚姆面前。“你见过这个吗？”
利亚姆扫了一眼，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诺拉注意到他的右手食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三下——这是压力反应，她在无数次采访中见过这种细微的身体语言。
“我没见过具体这份文件，”利亚姆压低了声音，“但我知道这些词。在系统后台的威胁评估面板上，每一个公民的名字旁边都有一串标签。你以为标签是系统自己生成的，但实际上，这些标签的来源是被标注过的训练数据。你知道谁在标注这些数据吗？”
“谁？”
“外包公司。奥米尼昂把标注任务分包给了三家境外数据标注公司，时薪两块五联邦元。那些标注员坐在另一个大陆的地下室里，看着从社交媒体抓取的截图，在‘正常’和‘可疑’之间做选择。他们从来没来过卡姆登，不知道什么叫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完全不懂伊斯兰教。但他们手里的那个按钮，最终会变成我们执法员手上那把枪的保险栓。”
诺拉沉默了几秒，然后问：“所以你那天收到了什么指令？”
利亚姆终于端起了那杯威士忌，一口喝完。冰已经化了，酒被冲得很淡。
“我不是那天行动的成员，”他说，“但我的搭档是。他叫雷·卡迈克尔，就是向亚当·哈桑开枪的那个人。”
诺拉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雷是个好人。”利亚姆继续说道，声音里有一种压抑的疲惫，“至少我一直这么以为。他在预罪响应部队干了六年，从来没开过枪。每次行动回来，他都会在停车场坐十分钟，双手握方向盘，盯着挡风玻璃发呆。他跟我说过，他害怕有一天系统会出错，害怕自己会成为那个按下按钮的傻瓜。”
“但他还是开了枪。”
“对，他开了枪。”利亚姆的拳头在桌上微微收紧，“行动前一天晚上，他给我打过电话。他说最近系统推送的高危预警越来越离谱——一个在超市买了五袋面粉的家庭主妇被标记为‘潜在化学袭击者’，一个每周给也门家人汇两百块钱的出租车司机被标为‘资助境外极端组织’。他说他受够了这些荒唐的标签，打算写内部报告。”
“报告？”
“对，向预罪局内部监察办公室提交的正式报告，质疑系统的误报率和偏见倾向。”利亚姆停顿了一下，“第二天早上他被派去卡姆登广场执行清除任务。他开枪的时候，手在发抖。从执法记录仪的画面看，他扣扳机前迟疑了整整三秒。”
诺拉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三秒钟的迟疑——这在你们的行动规程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主观上不想开枪。”利亚姆直视着她的眼睛，“一个不想开枪的人最后还是开了枪。你告诉我，是什么让他扣下了扳机？”
“系统指令。”
“不只是系统指令。”利亚姆向前倾了倾身体，“雷的执法记录仪还录下了行动前他在通讯频道里收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不在事后公布的通话记录里，被剪辑掉了。但我听到过原始音频，因为我当时在调度室。那句话是——‘目标已被确认为高价值清除对象，无需现场评估，直接执行’。”
无需现场评估。直接执行。
诺拉把手从桌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她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一种她太久没有感受过的情绪——愤怒。纯粹的、冰冷的、需要一个出口的愤怒。
“谁说的那句话？”
“不知道。通讯频道里的声音经过了变声处理，听起来像是合成语音。但发送指令的权限级别非常高，高到只有不超过十个人能发出这种级别的行动指令。”
“雷·卡迈克尔现在在哪里？”
利亚姆没有立即回答。他示意酒保再来一杯威士忌，酒保慢吞吞地倒了半杯端过来。利亚姆盯着杯中的琥珀色液体，仿佛在寻找什么沉在杯底的东西。
“行动之后，雷被安排了行政休假——标准程序。但休假的第三天，他突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只有五个字。”
“什么字？”
“‘它在看着我们’。”利亚姆一字一顿地重复，“‘它在看着我们’。我立刻回拨过去，没人接。我开车去了他的公寓，门锁着，灯黑着，车还在车库里。他失踪了。到现在已经四天，预罪局内部通报说他是‘因病请假’，但没有一个人能联系上他。”
诺拉打开笔记本，快速记下了几个关键信息。她抬起头时，注意到利亚姆的表情变了——他盯着她身后的方向，右手本能地移向了腰间，然后停在半空中，因为他穿着便装，没带配枪。
诺拉回头看去。酒吧门口站着一个穿深灰色风衣的男人，光头，身材魁梧，正在用手机对着他们的方向。男人意识到自己被发现了，迅速收起手机，转身推门离开。门铃响了一声，海风又灌进来，带着铁锈和盐的味道。
“你认识他？”诺拉问。
“不认识。但这件风衣的款式，和联邦预罪局内部安全调查科的人穿的几乎一模一样。”利亚姆站起来，把一张钞票放在桌上，“我们得分头走。你先从后门离开，五分钟之后我再出去。诺拉——”他叫住她，“不要再联系我。至少短期内不要。如果你的调查需要我给你一个名字，记住这个名字就够了——维克多·克劳斯。”
诺拉已经听过这个名字。艾琳·沃斯在咖啡馆里提到过他——奥米尼昂算法架构部门主管，那个驳回了偏见审计报告的人。
她从后门离开，穿过一条堆满空啤酒桶的窄巷，绕了两条街才回到主路上。正午的卡姆登街道车水马龙，人们走在阳光下，拿着咖啡杯，讲着电话，推着婴儿车，钻进地铁站。诺拉站在街角，看着这些毫无察觉的人，忽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在这座城市里，每时每刻都有一台机器在给每个人打分，而那些分数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或者选择了一无所知。
她的手机响了。
不是电话，而是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是一个加密地址，主题栏写着：“致哈桑小姐，关于令弟之死——你不该知道的事情。”
诺拉点开邮件。正文很简短，只有一段话：
“哈桑小姐，如果你想了解令弟死亡背后真正的原因，明天下午三点到蓝橡树公园的旧天文台来。一个人来，不要带电子设备。我会告诉你一个关于影子政府和偏见代码的故事，这个故事比你想象的要长得多。”
署名是“渡鸦”。
诺拉盯着屏幕上的这个名字，想起了昨天在“透明线人”论坛上收到的私信。同一个名字，同一个约定地点。但发邮件的人，和昨天在论坛上给她发私信的人，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她抬头望了一眼联邦预罪局总部大楼的方向。那栋灰色建筑在下午的阳光下反射着冷硬的光，像一块竖在卡姆登市中心的大理石墓碑。窗玻璃后面的每一盏灯都亮着，每一盏灯后面都可能坐着一个正在阅读邮件的人，一个正在分析数据的人，一个正在输入下一个“清除”指令的人。
利亚姆说过的那句话突然浮上她的心头，像是从深水里升上来的气泡。
“它在看着我们。”
诺拉收起手机，拐进最近的地铁站入口。在通往月台的扶梯上，她与一个穿灰色风衣的男人擦肩而过。她没有回头，但能感觉到那人的目光落在她后背上，像一只看不见的手。
地铁进站，风从隧道深处涌上来，吹乱了她的头发。她登上车厢，站在人群中，和所有人一样面朝同一个方向。没有人知道她口袋里那块冰冷的平板里装着三百一十二条生命的秘密，而其中一条，是她弟弟的命。
车窗外，隧道的光带快速掠过，像代码在黑色屏幕上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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