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康斯顿镇的第三天，莱纳斯在事务所的门口发现了一封信。
信是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没有邮票，没有邮戳，信封上只用铅笔写着“艾尔德”三个字母。莱纳斯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对折的便条纸，上面用打字机打着一行字：
“克劳不是一个人。去州府查他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小心。”
字体是标准的安德伍德打字机字型，纸张是随处可买的廉价信纸，没有任何可追溯的特征。莱纳斯将便条翻过来看了两遍，背面是空白的。他把信递给玛格丽特，她读完后沉默了许久。
“佩里。”她终于说。
“你觉得是他？”
“除了他，还有谁会知道我们在查克劳？又有谁会提醒我们‘小心’？”
莱纳斯没有反驳。自从上次在法院门口分别后，他们就没有再见过佩里。那个被停职的年轻警探像是从这个镇上蒸发了一样——警局的人说他搬出了原来的公寓，寄往他老家艾尔顿镇的信件也被退回，理由是查无此人。但显然他并没有走远。他只是在用一种更隐蔽的方式继续关注着这个案子，像一盏被调暗了但从未熄灭的灯。
州府布莱克伍德市距离康斯顿镇将近两百英里。莱纳斯和玛格丽特将艾莉丝再次托付给镇上的学校，天不亮就驾车上路。这次上路的心情与前几次截然不同。去松谷的时候，他们心中装的是对真相的渴望和对逮捕令的忐忑。去养老院的时候，他们装着愤怒和质问。而这一次，他们的心中装的是一种更冷静、更沉郁的东西——猎人在追踪猎物足迹时的那种专注。那封信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他们此前从未想过要推的门。
布莱克伍德市是诺兰德合众国中部最大的城市，拥有将近二十万人口，高楼林立，电车穿梭，与康斯顿镇那种灰扑扑的乡村景象截然是两个世界。市政府大楼是一栋花岗岩筑成的庞然大物，顶部的钟楼在冬日的阳光下投下巨大的阴影。州律师协会的办公地点就在市政府大楼的第十六层。
莱纳斯穿着他唯一一套还算体面的深色西装，玛格丽特换上了一条在旧货商店买的素色连衣裙，外面罩着那件领口已经磨得起毛的黑大衣。他们走进那扇旋转门的时候，大厅里的暖气扑面而来，混合着地板蜡和打字机油墨的气味。一个穿着制服的前台接待员问他们找谁，莱纳斯按照玛格丽特事先编好的话说：“我们是来自诺兰德中西部农民权益促进会的代表，想查阅一些关于州内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事务所的公开注册信息，做一个关于法律援助资源分布的报告。”
这是玛格丽特想到的借口。她在事务所六年与各种官僚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会了一件事：没人会拒绝一个听起来足够枯燥的社会调查请求。果然，接待员懒洋洋地指了指走廊尽头的公共档案室。
档案室的管理员是个戴着厚镜片、头发稀疏的中年人，名叫格里森。他不情不愿地从铁架子上搬出几本厚重的注册登记册，拍了拍上面的灰。“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注册信息是公开的，但每一页都必须在本室内查阅，不能带走，不能拍照。你们要找什么？”
“塞巴斯蒂安·克劳。”莱纳斯说。
格里森的动作停了一瞬。他推了推鼻梁上滑落的眼镜，眼神里闪过一丝奇怪的东西，但很快消退了。他将登记册翻到某一页，推过桌面。登记册上记载着克劳执业生涯的全部公开信息：1920年通过州律师资格考试，1921年在布莱克伍德市注册执业，1925年与另外两名律师合伙创办了“克劳-范霍恩-梅里特律师事务所”，办公地址在布莱克伍德市中心的商业区。合伙人一栏写着两个名字：卡斯帕·范霍恩，朱利叶斯·梅里特。注册资金一栏的数字远超一家普通律师事务所的规模。
“范霍恩。”玛格丽特低声重复这个名字。她将登记册往前翻了几页，找到了更早的记录——范霍恩在加入克劳的事务所之前，曾经在州东部的阿什维尔市独立执业，更早之前，他曾是州司法部的一名检察官助理。再往前翻，关于他的记录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模糊。
莱纳斯在一本按字母排序的律师注册表上找到了朱利叶斯·梅里特的条目。此人的执业记录简短得不像话——1924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次年即成为克劳的合伙人，没有任何法院出庭记录，没有任何论文或专业出版物，甚至没有任何一张律协会员费缴纳的收据。像是一个在法律界几乎不存在的人，却在一家资金雄厚的律师事务所里占据着三分之一的名字。
“这个梅里特，”莱纳斯指着那行简短的记录，“他没有客户，没有案子，没有出庭记录。他是做什么的？”
格里森耸了耸肩，但莱纳斯注意到他的肩膀绷得很紧。“注册信息只记录律师的基本资料。至于他在事务所里具体做什么——那不是我们管的事。”
玛格丽特合上登记册，平静地看着格里森。“格里森先生，您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十八年。”他回答时下意识地挺了挺胸，但随即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暗含某种意义，表情变得谨慎起来。
“十八年。那您一定见过很多人。听说过很多事。关于克劳的事务所——坊间有没有什么传闻？”
档案室里沉默了很长时间。一只壁钟在墙上发出单调的嘀嗒声。格里森摘下眼镜，用一块皱巴巴的手帕擦拭镜片，这个动作让莱纳斯想起了养老院里的威尔伯。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格里森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几乎被壁钟的声音盖过，“你们说的什么农民权益促进会，我不太相信。但我见过你们这样的人——来找某个律师的资料，表情认真，措辞礼貌，眼底藏着什么东西。看你们的样子，应该是小地方来的。也许你们是受害者。也许你们是来找公道的。所以我只说一句：离那家事务所远一点。”
“为什么？”
格里森将擦拭干净的眼镜架回鼻梁上，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他们，那目光里有一种过来人对不知深浅者的怜悯。“因为克劳在州最高法院打赢的那三场证据排除官司，对手都是同一个检察官——一个叫雷蒙德·科尔的人。三战三败。科尔后来被调去了一个偏远的县法院做法官，等于是被发配了。而接替他位置的检察官，再也没有动过克劳接手的案子。你们可以自己想想这其中的道理。”
他重新拿起一份报纸，在他们面前展开，以表明谈话到此为止。莱纳斯和玛格丽特走出档案室时，大厅的旋转门正涌进来一批刚从午休回来的职员。他们在人群中逆流而行，谁也没有说话。但两个人都知道，他们听到的东西远比他们来之前预期的要多。
按照档案上的地址，他们找到了位于布莱克伍德市商业区的克劳-范霍恩-梅里特律师事务所。那是一栋装饰艺术风格的五层建筑，外墙贴着抛光的灰色大理石，大门上方是一排金色的字母，每一个都擦得锃亮。透过一楼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穿着笔挺西装的律师助理们在大理石走廊上来回穿梭，每个人胳膊下都夹着一摞文件，表情忙碌而高傲。
莱纳斯没有进去。他知道进去也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这样的事务所不会让两个衣着寒酸的乡下人见到合伙人的。他和玛格丽特在对街的一家廉价咖啡馆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各点了一杯苦涩的黑咖啡。透过咖啡馆的玻璃窗，他们可以看到律师事务所的大门，每一个进出的人都在他们的视线之中。
他们等了将近三个小时。
下午四点左右，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事务所门口。从后座下来的人正是塞巴斯蒂安·克劳。他今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厚呢大衣，手里提着一个皮革公文包，与身边的人说说笑笑。但让玛格丽特心跳漏了一拍的，不是克劳——而是从驾驶座上走下来的司机。
那个人穿着黑色制服，身形不高不矮，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眼睛。但当他在转身拉开车门的一刹那，帽檐被风掀了起来，露出了半张脸。
莱纳斯猛地攥紧了咖啡杯。
那个人的一只眼睛是棕色的，另一只眼睛是蓝色的。
蓝眼睛。
圣约瑟夫养老院的房间里，威尔伯用颤抖的声音说出的那三个字，此刻从记忆的深渊骤然浮到了现实的地面上。一个棕色眼睛和一个蓝色眼睛的人，在1928年的康斯顿法院，站在格罗夫纳法官和弗林特的律师身后，沉默地看着一切发生。而现在，他穿着司机制服，为克劳拉开了车门，仿佛只是这个华丽法律机器上一个不起眼的零件。
玛格丽特将咖啡杯缓缓放在碟子上，动作极慢，极稳，像在放下一件易碎的瓷器。她的眼睛没有离开那个蓝眼睛司机。那个人在克劳进入大楼后重新回到驾驶座上，将车缓缓开到街角的专用停车位，然后从车里取出一份报纸，靠在车门上开始阅读。一切都显得如此正常，正常得让人不寒而栗。
“他不是司机。”玛格丽特说。
“你怎么确定？”
“司机不会在大楼前等了三个小时后正好出现在门口。他停车的位置是预留的——最好的视角，能看到事务所的正门和整条街的两端。他刚才的视线在扫街。不是漫无目的地看，是扫。从左到右，从前到后，每一扇窗户，每一个角落，像在检查什么。”
莱纳斯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看到那个蓝眼睛男人靠着车门翻动报纸，姿态悠闲，但那双异色的眼睛确实每隔几秒钟就会从报纸上方抬起，扫视一次街道。
他们付了咖啡钱，装作只是两个路过的外乡人，绕道走回了停车场。当天晚上，他们在布莱克伍德市郊的一家廉价汽车旅馆住下。房间的暖气片嗡嗡作响，墙壁上贴着褪色的花卉图案壁纸。玛格丽特将他们在律师事务所门口观察到的所有细节，连同从档案室里摘抄的资料，一并摊在窄小的床铺上。
“这个律师事务所不只是替弗林特打一场证据排除官司。”她说，手指点在那两个合伙人的名字上，“范霍恩以前在州司法部做过检察官助理。他知道体制内部的运作方式，知道怎么找到藏在档案深处的漏洞。而梅里特——他几乎没有记录。没有案子，没有出庭，没有论文。一个在法律界没有任何痕迹的人，为什么会在这么一家资金充足的事务所里做合伙人？”
“因为他做的事不是法律。”莱纳斯说。
玛格丽特点了点头。她从那堆资料中抽出一张纸——那是她在档案室里手抄下来的，克劳事务所注册信息的总览。她的手指沿着那行注册资金数字划过去，停在了一个旁注上。
“注册资金的主要来源，”她读出那个旁注，“是一个名为‘诺兰德中部社区发展基金会’的匿名信托。基金会不对外公开资金来源。”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个匿名信托。一个没有公开资金来源的基金会。一个没有案子的律师。一个被收买的老书记官。一个负责看风的蓝眼睛司机。这些碎片单独放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引起注意，但它们正在被慢慢地拼在一起。
“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弗林特的问题了。”莱纳斯的声音很低沉，像一个刚从矿井里爬出来的工人，看到了地面上从未见过的景象，“弗林特是猎物。他是他们提供给猎物的对象，用程序漏洞让猎物逃脱惩罚，然后猎物的家属、受害者的家属——”
“就成了客户。”玛格丽特接过他的话。她的声音同样低沉，但多了一层愤怒的冷光，“被释放的嫌疑人欠他们一条命。这笔债，总要用某种方式偿还。钱、信息、服务、沉默——什么都行。他们是法律专家。他们知道怎么在程序的缝隙里做事，既完全合法，又绝对邪恶。”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的一角。汽车旅馆窗外是布莱克伍德市的夜景，城市灯火绵延到看不见的远方。在这座城市某个光鲜亮丽的办公室里，塞巴斯蒂安·克劳大概正坐在真皮转椅上审阅下一份证据排除动议，他的蓝眼睛司机在楼下喝茶等候下一次任务，而那家律师事务所的注册文件被安全地锁在州律师协会的档案室里，等着被下一次遗忘。
“我们必须找到能打破这个局面的东西。”玛格丽特说，背对着莱纳斯，对着窗外的城市夜景像在自言自语，“弗林特被放走了。法律已经给了他最后的答案。要让他再也不可能逃脱，我们需要新的东西。不是1928年的那张逮捕令，不是程序上被污染的物证，而是新的。克劳拦不住的新证据。”
莱纳斯从床边站起来，走到她身旁。夜空中开始飘起雪花，一片一片落在这座陌生城市湿漉漉的街道上。他思考了很久，然后说出了他白天在档案室里就开始酝酿的想法。
“那个小屋。”他说。
“什么？”
“松谷的那间猎人小屋。我们只在里面搜了一次，带走了一个铁盒。如果弗林特这么确定小屋里的东西不会牵出更多证据，他出狱后为什么没有回去？他现在人在哪里？”
玛格丽特的眼神猛然亮了一下。她懂了。弗林特被释放已经将近两个月了。按照佩里此前调查到的租约信息，那间猎人小屋的租期要到十月份才结束。如果弗林特确信自己已经完全安全，他完全有理由返回小屋取回自己的东西——或者销毁什么他还来不及销毁的东西。
“如果他现在正在那里，”玛格丽特缓缓说，每一个字都像一粒火药，“那我们就能在不依赖那张废逮捕令的情况下，重新建立一切。”
窗外的雪越下越密。莱纳斯关上了窗帘，转过身从旅行箱里取出佩里留给他的那张旧地图——松谷镇北部林地的详细地形图。地图已经揉得起了毛边，但上面用铅笔标注的小屋位置依然清晰可辨。
他将地图摊在床上。玛格丽特在床的另一侧坐下来，两人膝盖之间隔着那张画满线条的图纸，像两个将军在发动一场战役前最后一次核对阵地。
窗外，这座陌生的城市在雪幕中安然沉睡。两个来自小镇的失孤父母，在一盏昏黄的台灯下，安静地、沉默地，开始绘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这一次，不会有逮捕令。
不会有法官。
不会有任何法律程序让另一个人用一份被遗忘的旧文件推翻他们的成果。
这一次，他们要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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