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张鸦九是被冻醒的。
恒州城的正月冷得不像人间。窗纸上结了一层薄霜，把外面的天光滤成浑浊的灰白色。他躺在客栈的硬板床上，盯着头顶那根被烟熏得发黑的房梁，花了大约五息的功夫才想起来自己是谁——不是想起，是确认。确认自己现在叫沈仲昌，是恒州城里一个做粮食买卖的生意人，有一匹马，有几口寄存在渡口的陶瓮，有两本账册，有七封信，还有一把不知开哪把锁的铜钥匙。
他从床上坐起来，把昨晚摊了一床的东西重新归拢好。账册塞进包袱最底下，信札用油纸包了揣在怀里，那把铜钥匙他想了想，用一根细麻绳穿了挂在脖子上，贴着皮肉藏进衣领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把钥匙重要，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谨慎。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秘密都是有重量的，钥匙尤其如此。
洗漱的时候他用了沈仲昌包袱里的青盐和柳枝。青盐磨得极细，沾在柳枝上擦牙的时候发出沙沙的声响。他对着铜镜把这套功夫做了一遍，觉得生疏，又做了一遍。然后他穿好那件靛蓝色的锦袍，把腰带系成和昨天沈仲昌一模一样的结法——他昨天特意记了那个结的走向，左绕两道，右穿一道，尾端留出三寸。
一切妥当之后，他推开房门，以一个粮商该有的步态走下楼梯。不急，不慢，脚步落在楼梯板上发出均匀的笃笃声。客栈掌柜正趴在柜台上拨算盘，听见声音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不到一息就移开了。张鸦九心里暗暗松了口气——一个能让掌柜多看一眼的人，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一个被掌柜扫一眼就忽略的人，说明他穿这身衣裳穿对了。
他在客栈对面的烧饼铺子里吃了早饭。一碗粟米粥，两张胡麻饼，一碟腌萝卜。吃的时候他把沈仲昌的账册摊在桌上，一边嚼饼一边翻看。账册上记着沈仲昌去年秋天在恒州周边几个县收粮的明细：获鹿县收粟米二百石，井陉收麦一百五十石，真定收豆八十石。每一笔都标了日期、进价、运费的明细，字迹工整得几乎病态，横平竖直，每一个“石”字的那一撇都撇得一模一样，像是用模子印出来的。
张鸦九盯着那些字看了很久，饼都凉了也没再咬一口。
他认字。这是他身上为数不多能拿得出手的本事。他小时候在魏州一户读书人家里当过书童，跟着少爷旁听了几年私塾，认得千把个字，也能写几笔勉强工整的字。但他的字和沈仲昌的字是两回事。沈仲昌的字是刻在骨头上的规矩，每一笔都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而他的字——他想了想，发现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写过字了。上一次提笔是什么时候？也许是三年前，在魏州给东家写一张收条，东家看了之后皱眉头，说了句“你这字写得像鸡刨的”。
现在他要用沈仲昌的手写字。每一笔都不能像鸡刨的。
他回到客栈，问掌柜借了笔墨和几张废纸。掌柜从柜台底下翻出一方缺了角的砚台和一支秃了尖的笔，墨也不是好墨，是那种掺了锅底灰的杂墨，研出来的汁水发灰，写在纸上洇得一塌糊涂。张鸦九没计较，端了这些东西上楼，关上门，开始临摹沈仲昌的字。
他从账册里挑了一页记得最密的，摊在左手边，右手提笔，一笔一画照着描。头一个字是“获”，他描了十几遍，每一遍都不像。不是横长了就是竖歪了，沈仲昌那一撇收得极干脆，到他手里就拖泥带水，像扫帚尾巴。第二个字是“鹿”，更难，下面那个“比”的两竖要齐平，他写了二十遍，只有一遍勉强能看。
练到第三十个字的时候他的手腕开始发酸。练到第五十个字的时候他的食指指尖被笔杆磨出了水泡。练到第八十个字的时候水泡破了，血珠子洇在纸上，把刚写好的半个“石”字染成了暗红色。他把那张纸团了扔在一边，撕了一截布条缠住手指，继续写。
写到一百个字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手感。
那不是一种突然开窍的通透，而是一种缓慢的、不知不觉的浸入。他的呼吸慢慢变得平缓，肩膀不再耸着，手腕的僵硬在一点一点消融。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从一开始的磕磕绊绊，变得越来越均匀，越来越流畅。他不再需要盯着一笔描一笔，而是可以看着沈仲昌的一个字，然后在自己的纸上写出来，再对照，再调整。那些横平竖直的规矩开始渗进他的肌肉里，变成手指的记忆。
写到两百个字的时候，他停下笔，把自己写的一张纸和沈仲昌的账册并排放在一起，退后一步看。
不像。
但也不完全不像是另一个人写的了。如果说沈仲昌的字是一棵修剪得无可挑剔的松柏，他的字就像同一棵树在浑水里的倒影——轮廓相似，细节模糊，风一吹就会碎。但如果不仔细看，如果没有原件在旁边对照，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他收拾好笔墨，把练字的废纸全部丢进火盆里烧掉。火舌舔着那些歪歪扭扭的笔画，把“获鹿”、“井陉”、“真定”一个一个吞进肚子里。灰烬打着旋往上升，像一群黑色的蝴蝶。
做完这些，天已经过了午时。他决定出趟门。
沈仲昌是个粮商，粮商不可能在客栈里闷一整天不出门。他需要露面，需要在恒州城的街面上走动，需要让那些可能认识沈仲昌的人看见他——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摸清沈仲昌在这座城里的活动范围。
他出了客栈，沿着南大街往东走。恒州是成德镇的治所，城不算大，但格局方正，四街八巷横平竖直，像个棋盘。南大街是城里最热闹的一条街，两旁开着粮铺、布庄、铁匠铺、药铺和两家当铺，临街的屋檐下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招牌幌子。正月里生意冷清，但街面上也不算空荡，时不时有赶着骡车的贩夫走过，挑着担子的货郎扯着嗓子叫卖针头线脑，几个半大孩子在街角拿石子当棋子下棋。远处隐约有座巍峨的宅邸，青砖黑瓦，门前立着两尊石兽，虽看不清匾额，但从规制来看，应是成德镇节度的府衙。
张鸦九一边走一边暗暗记路。他记住了粮铺的位置——那是沈仲昌最有可能打过交道的地方；他记住了茶馆的位置——那是打探消息的好去处；他还注意到街尾有一家挂着“卢记”招牌的铁匠铺，门口蹲着一个五十来岁的铁匠，光着膀子在磨刀石上磨一把横刀，臂膀上的肌肉随着动作一鼓一鼓的。那铁匠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继续磨刀。张鸦九被这一眼看得心里紧了一下，但脚步没停，继续往前走。
他走进沈仲昌账册上提到过的那家粮铺。铺子门面不大，但纵深很深，里面码着一袋袋粟米和麦子，空气里弥漫着谷物干燥后的清香。掌柜的是个花白胡子的老头，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算盘，看见有人进来，摘下老花镜眯着眼打量了一下。
“呦，沈掌柜。”老头说。
张鸦九的心跳在那一瞬间停了一下，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他学着沈仲昌那种不紧不慢的语调，点了点头，说了句：“生意如何。”
“正月里哪有什么生意。”老头摇了摇头，“你去年存在我这里的那批货，要不要趁早盘出去？过了二月二龙抬头，南边的粮价怕是还要往下掉。”
张鸦九不知道那批货有多少，存在哪里，进价多少。但他没慌。他记得沈仲昌的账册里有一笔“存恒州东街冯记粮行粟米六十石”，日期是去年腊月初三。他不动声色地说了句：“不急，我自有计较。”
老头见他这么说，也没再追问，转而说起今年冬天雪少，恐怕春耕时墒情不足，麦子收成又要打折。张鸦九陪着他聊了一炷香的功夫，从天气聊到粮价，从粮价聊到朝廷的赋税，每说一句话他都在心里掂量三遍，确保不出破绽。好在一个粮商该知道的事他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从前在魏州当伙计的那些年，东家谈生意他都在旁边听着，谷物的品级、行市的起落、运输的路数与关卡，这些他并非一无所知。他用的是沈仲昌的语调和身份，但填充在话语里的那些真实的生意经，却是他自己的。所以他讲话不心虚，甚至有那么一刻，他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就是一个粮商，正站在自己的粮铺里跟掌柜的闲扯今年的收成。
离开粮铺的时候天色已经擦黑了。张鸦九站在街角，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腊月的冷气从鼻孔里灌进来，带着烧柴火的焦糊味。他把今天下午做的每一件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练字、逛街、去粮铺、和冯掌柜聊天。没有纰漏。至少目前没有。
他沿着原路往回走，经过那家铁匠铺的时候，铺子已经收了摊，门口空荡荡的，只剩下磨刀石上的一滩水渍在冷风里结成了冰。
他低头看着那滩冰，忽然停下了脚步。
铁匠铺的磨刀石搁在一个粗木架子上，架子旁边有一口淬火用的水缸。水缸是陶的，缸沿上刻着几个字。不是店名，不是姓氏，而是——
他蹲下来，凑近去看。
缸沿上刻着两个端正的小字：“沈记”。
张鸦九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下来，字迹融进夜色里再也看不清。他站起来，转过身，朝客栈的方向走去。
他的脚步和来的时候一样稳，但他把脖子上的铜钥匙攥在了手心里，攥得很紧，指甲掐进肉里，印出四个深紫色的月牙。他口袋里还揣着一张纸——今天在粮铺，他趁冯掌柜转身倒茶的功夫，从柜台上一本摊开的账簿上撕下来的一页。那页纸上写满了字，他本来想拿回来对照临摹沈仲昌笔迹的。但此刻他才看清，纸背还有一行蝇头小楷，墨迹比正面淡了许多，像是无意间印上去的——
“腊月十七，沈仲昌代舅父卢俶赴宴，献礼节度府。”
张鸦九的瞳孔猛地收缩。他将纸攥成一团，塞进怀中，加快了步子。
他认得这句话里的那个名字。
卢俶。裨将卢俶。在沈仲昌那封落款为“父”的家书里，在账册末尾感恩戴德的小字间，这个名字曾反复出现。原来这就是沈仲昌背后那张看不见的网——一个戍边的舅父，一封早已寄出的信，一场逾期未赴的宴会。
他在黑暗中咬紧了牙关。他本以为偷来的只是一个富商的钱财和体面。但现在他明白了，他偷来的还包括一场迟到的宴席，和一个自己从未见过面的舅父。明天，或者后天，那个舅父随时可能出现，拍着他的肩膀喊一声“仲昌吾甥”。
而他必须答应。必须认得他。必须在那一刻到来之前，把沈仲昌这个人的一切——每一个亲人、每一段往事、每一次宴席与馈赠——全部吞进肚子里。
否则，死的就不只是沈仲昌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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