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杰·考尔说完最后一句话之后，集装箱办公室里陷入了一种奇特的安静。不是那种被震惊后的沉默，而是一种更接近疲惫的、被真相一层一层剥开之后剩下的空洞。窗外电弧焊的闪光每隔几秒就把房间里四个人的影子投在铁壁上，拉得很长，然后又缩回去。
阿琼最先开口。“你说你看到了另一个拎着布口袋的人。女人。深褐色麻布口袋。在候车通道的拐角。你和她对视了。”
“对。”
“你记得她长什么样吗？”
拉杰把烟盒在桌上翻了个面，没有打开。他的眼睛盯着墙上那本翻到圣沐节那一页的挂历，但视线显然不在挂历上。“她的脸被罩袍的帽子遮住了一半。但她的眼睛——我看得很清楚。她和我对视的时候，没有躲。一般人做了亏心事被人撞见，第一反应是低头或者转身。她没有。她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做她的事。”
“什么样的事？”萨蒂什问。
“她蹲下来，把布口袋放在地上，解开袋口的绳子。然后她站起来，把口袋倒过来。里面的东西掉在地上，开始扑腾。然后她转身走了。整个过程不超过十秒。没有跑，没有慌，就像在站台上做一件每天都会做的事。”
萨蒂什把笔记本电脑打开，重新播放那段全景监控视频。他把进度条拖到值班室门口那个黑色物体出现的位置，然后按下暂停键。画面定格在那只模糊的手和那个深色物体上。他把屏幕转向拉杰。
“你看看这个口袋。是不是你看到的那个？”
拉杰凑近屏幕，眯起眼睛。监控画面的分辨率不高，但那个物体的轮廓还是可以辨认——一个小小的深色布袋，袋口已经松开了，袋身上有几道模糊的竖条纹，恰好是深褐色麻布在低像素画面里会呈现出的那种纹理。袋子的旁边是一个正在挣扎的物体，翅膀展开了一半，模糊成一团灰色的光斑。
“是这个。”拉杰的声音变得很轻。“就是这个。不是我带的那只白麻布袋。这个是深褐色的，带条纹的。和我在她手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米拉站起来，走到拉杰面前。她的罩袍帽子已经放了下来，灯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眼眶下面的阴影照得很深。她已经连续两天没有睡觉，但她的眼睛仍然保持着那种不发抖的锐利。她看着拉杰，问道：“除了那只口袋，她还拿着什么？”
拉杰愣了一下。“你为什么会问这个？”
“因为你刚才说她放下口袋、解开绳子、倒出里面的东西。她在做这些动作之前，口袋是拎在手里的。在她拎口袋的同时，她的另一只手有没有拿着什么？”
拉杰皱起眉头，努力回忆。他的眼睛在眼眶里缓慢地移动，像是在一格一格地回放记忆中的画面。然后他的表情突然变了——不是惊恐，而是某种更接近于困惑的震惊。
“她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东西。长长的，细的，像是棍子。我以为是手杖，或者雨伞——但那天没有下雨。我当时没多想，因为我的注意力全在她手里的口袋上。但现在你问起来……那根棍子的顶端有一个弯头。像是……”
“像是调度员用的手摇信号灯杆。”萨蒂什接过了他的话。
拉杰猛地转向萨蒂什，眼神里闪过一丝惊骇。他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但不需要他说——在场的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个细节意味着什么。调度员的手摇信号灯杆是铁路系统内部使用的专用工具，平时存放在调度室和信号控制室里，非工作人员根本无法接触到。它能当短棍用，也能钩高处的道岔锁柄，是每个调度员随身携带的标配物件之一。
“那个女人有铁路系统的内部权限。”阿琼一字一顿地说。“她能进入调度室或者信号控制室，能拿到手摇信号灯杆，知道当晚哪些摄像头被关掉了，知道第十三号楼梯是人群最密集的瓶颈点。她不是被开除的前员工。她是当时还在系统里的内部人员。”
萨蒂什已经在笔记本电脑上调出了另一个文件——那是哈桑在他们临行前提供的普拉亚中央车站当晚值班人员名单的复印件。名单上列出了所有在圣沐节当晚在岗的铁路员工，按部门分类，总共六十三人。其中男性四十八人，女性十五人。他用手指在女性员工的名单上逐一下滑，每经过一个名字就在旁边画一个小点。
“十五个在岗女性。”他说。“这个数字不算大。但这里面还不包括调班和替班的人。德夫说过，那天晚上有不少临时调班，因为圣沐节是加班高峰期。”
“我们需要回去找德夫。”米拉说。她说完之后才意识到这句话的荒谬——德夫已经死了，煤气泄漏，在一间被遗弃的小屋里静静腐烂。但他的遗物或许还在。
“哈桑。”萨蒂什说。“德夫在圣沐节前夜的出勤表是唯一能找到排班原档的线索。哈桑和德夫在同一班岗。他可能记得那天晚上有哪个女调度员临时换班。”
阿琼已经在拨哈桑的电话。电话响了七声，第八声的时候被接起来了。电话那头传来哈桑沙哑的声音，背景里是货运列车经过的轰隆声。阿琼把拉杰交代的内容简短地对哈桑说了一遍——不是鸽子，是另一个女人，她拎着深褐色麻布口袋，拿着手摇信号灯杆，在同一时间完成了拉杰没有完成的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列车的声音渐渐远去，然后哈桑的声音重新响起，这一次他的语气不再沙哑和犹豫。他的每一个字都很清晰，像是被某种迟来的紧迫感打磨过。
“那天晚上本来值班的女调度员有两个人。一个是负责第十三号楼梯区域的信号协调，叫拉蒂卡·夏尔马，四十二岁，干了十六年。另一个是备用调度员，叫阿米塔·奈尔，三十五岁，主要负责货运转运。当天晚上六点左右——也就是事故发生前不到一小时——拉蒂卡突然向值班主管请了病假，说肚子疼得厉害，无法站立。她的岗位由阿米塔临时接替。但奇怪的是，事后我们在监控里一直没有找到拉蒂卡离开车站的画面。她请了病假，打卡记录显示她在六点零七分刷了员工通道出口，但她本人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出口的监控里。调查组当时的结论是监控疏漏。我们调阅过录像的人都知道，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女职工就算再不起眼，也不至于在所有出口同时消失。”
阿琼听到这里，把哈桑的话对萨蒂什和米拉重述了一遍。萨蒂什已经在名单上找到了拉蒂卡·夏尔马这个名字——女性，四十二岁，信号调度员。他拿起桌上一支笔，在这个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阿米塔·奈尔的名字则划了一道虚线。
“拉蒂卡请假之后，她的制服去了哪里？”米拉问。
这个问题的精确性让阿琼和萨蒂什同时抬起了头。米拉没有接受过任何侦探训练，但她在纺织厂做了十年质检员，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关注一件事：物料和成品的出入库。如果拉蒂卡请了假但没有出现在出口，她可能把制服换给了别人。或者反过来——她穿着制服去了候车通道，然后把信号灯杆当短棍和布口袋一起带进去，没有人会拦一个穿着调度员制服的人。
“阿米塔·奈尔。”萨蒂什说。“她临时接替了拉蒂卡的岗位。如果拉蒂卡想找一个替身坐在调度室里，让自己能自由地在车站里走动，阿米塔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但还有一个地方也说得通——如果阿米塔自己就是那个出现在通道拐角的人，制服是她自己本来就穿在身上的，没人需要借，也没人需要消失。”
两个人都有可能。但在哈桑的叙述中，阿米塔是临时调度的被抽调方，也是最容易被调查组忽视的环节。
阿琼重新拿起电话，问哈桑：“阿米塔·奈尔现在还在铁路系统吗？”哈桑的回答很简短：“圣沐节事故之后第四周，她申请调离了普拉亚中央车站。目前的工作地点是巴哈尔布尔货运编组站，负责夜间货车的调度信号。她住的地方就在编组站旁边，距离你们现在的位置大约八公里。”
八公里。从第七号废铁巷到巴哈尔布尔货运编组站，沿着铁路货运支线步行大概需要一个小时。阿琼挂断电话后把这个信息告诉了萨蒂什和米拉。
拉杰从办公桌后面站了起来。他把烟盒装进口袋里，拿起桌上的钥匙，走到门口。“我带你们去。我有一辆旧货车，能走铁路服务通道，不用绕城。二十分钟就到。”
阿琼看着他。这个被开除的前铁路工人、预备实施报复却在最后一刻收手的人，现在正在主动提出带他们去找另一个可能真正完成了他未能完成的行动的人。这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对称，像是两枚脱落的纽扣在时隔大半年之后终于滚到了彼此面前。
“为什么？”米拉问。“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拉杰站在门口，电弧焊的光从他背后打进来，把他脸部的轮廓镶了一圈蓝白色的边。他没有转身，只是偏过头，露出那只被咬掉一角的耳朵。
“因为我把口袋拎回去之后的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打开电视，看到遇难者名单在屏幕下面一行一行地滚。我数了，九十四个人。然后我想，如果不是那个拎着同样口袋的女人，我会不会在最后一刻也把鸽子扔进去了。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我想了又想，我知道一件事——那个女人的口袋不是和我一样的巧合。她早就知道摄像头的事。她手里的信号灯杆不是捡来的。而我差点就成了她的同谋，只用了拎口袋这一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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