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培的记者会结束后不到两个小时,第七件作品的消息传来了。不是通过报社,不是通过报警电话,而是通过明川市每一块正在播放晚间新闻的屏幕。
晚上九点十五分,法务省新闻发布厅的直播信号突然被劫持。画面从新闻主播的脸切换成了一段预先录制好的视频。视频的画质粗糙,背景是一片灰白色的墙壁,没有窗户,无法判断地点。画面正中央放着一把空椅子,椅子上摊开着一本书——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海东语译本,封面已经磨损得露出了白色的纸底。
一个经过变声处理的女声从视频里传出来,语调平稳,像是在朗读一篇学术论文。
“林正培次长在刚才的记者会上说,这些谋杀不是文学,只是谋杀。他说对了一半。它们确实是谋杀,但它们也是文学。因为在这个国家的难民认定制度里,每一次驳回都是一次谋杀——不是在身体上,而是在身份上。你杀死了一个人的名字,杀死了他的过去,杀死了他在这个世界上被承认的权利。然后你用行政裁量的专业术语把尸体包装成‘不符合法定要件’。林次长,你的完美假象是程序正义。而我的拆开方式——就是让你自己走进你自己的程序。”
视频到此中断,画面切回了新闻直播间。主播愣了两秒钟才重新开始说话,但整个明川市已经炸了锅。
姜太雄站在警视厅刑事部的监控室里,把这段视频反复看了四遍。技术科的分析同步进行:视频的编码格式显示是用一台三年前的旧款手机拍摄的,背景声音里检测到了极其微弱的低频噪音——频率和东海收容所通风管道发出的噪音一致。拍摄地点极有可能是收容所内部的某个房间。
“河娜不可能在收容所内部拍摄视频。”尹秀赫说,“收容所每一寸地方都有监控。”
“除非她不是从外面进去的。”姜太雄站起来,“查一下过去三个月内,东海收容所所有女性工作人员、访客、志愿者的出入记录。河娜如果能在收容所内部的房间里拍摄视频,说明她要么有内应,要么——她已经进去了。”
他的手机响了。是林正培办公室的直线号码。
“姜刑警。”林正培的声音不像在记者会上那么平稳了,但也没有慌乱。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奇怪的冷静,像是某件他等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刚才的视频你看到了。那个在视频里被摊开的《嫌疑人X的献身》,是明川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我刚让人查了借阅记录——和《金阁寺》是同一个借阅者。”
“尹河娜。”
“是她。她在视频里点了我的名。但我给你打电话不是因为这件事。”林正培停顿了一下,“今天下午有人用内部权限调阅了我五年前写的一份内部调查报告。调阅申请是从警视厅刑事部发出的,申请人是你。你需要知道,那份报告被调出后不到三个小时,我的私人邮箱里就收到了视频的完整版——比电视台收到的版本长了四分半钟。在这个完整版里,她逐条念出了那份报告的原文。所以你现在有了两个事实:第一,你调阅档案的事情被人泄露了;第二,泄密的人把档案内容给了河娜。”
姜太雄握紧了手机。调阅档案的事情只有他和档案管理员知道。除非——
“档案管理员。”
“他是法务省的人。”林正培说,“而他很有可能和河娜有关系。如果你去查他的背景,你会发现他二十三岁的女儿三年前在明川港做志愿者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挂断电话后,姜太雄在走廊里站了很久。那个戴厚框眼镜的中年男人,在把档案交给他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把档案递给姜太雄的同时,可能已经把内容拍照发给了河娜。而姜太雄从头到尾都没有注意到。
他不只是在追捕一个连环杀手。他处在一张远比想象中更复杂的网里。这张网的每一根线都连着入管制度的缝隙——被驳回的申请人、被注销身份的人、失踪的志愿者家属、在收容所里绝食的囚徒。而河娜不是这张网的中心,她只是其中一个节点,一个有能力把所有人的愤怒编织成叙事的人。
第二天一早,韩秀雅带着补充证据材料走进明川地方法院。吉田法官的书记官接过她递交的文件时,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安。那份林正培五年前的调查报告被列为补充证据第三号,附在后面的还有姜太雄从法务省档案室调出的全部原始页面复印件。
“申请人一方请求法庭注意,”韩秀雅在提交说明中写道,“法务省代理人林正培次长在本案中并非中立立场。早在申请人提交第一次难民申请之前,林次长已将申请人列为‘需特别关注的叙事能力者’,并对审查官做出过倾向性指引。这一事实直接关系到法务省在历次不认定决定中是否存在预设立场。”
吉田法官在收到材料后宣布进行书面审查,不再开庭。这意味着最终裁定将以书面形式做出,时间可能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
韩秀雅走出法院时,天空下起了小雨。她撑开伞,正准备走向停车场,手机响了。是朴珠妍——东海收容所那个年轻的女警卫。
“韩律师,李先生今天上午被转移到明川市立中央医院了。按照裁定书的命令,要在医院做全面检查。但是在转移过程中——在救护车离开收容所之后、到达医院之前——有大概四分钟的时间里,护送车队的行车记录仪全部黑屏了。”
“黑屏?”
“不是故障。行车记录仪的存储卡被人拔掉了,然后又插了回去。技术员说拔插间隔是四分钟。在这四分钟里,护送车队在明川港第三码头附近的旧仓库区域停了一次车。司机说是收到了调度中心的指令,指令上写着‘临时改道等候进一步通知’。但调度中心说他们从未发出过这条指令。有人伪造了调度信号。”
“那四分钟里,李真在救护车里?”
“对。负责护送的警员说李先生一直躺在担架上,输液管没有断开,生命体征监测仪一直开着。看上去一切正常。但到了医院之后,护士在他的病号服口袋里发现了一部手机。”
“手机里有什么?”
“空的。只有一条已发送的短信。发送时间是今天凌晨两点,收件人是一个无法追踪的号码。短信内容只有四个字——白夜行尽。”
韩秀雅站在雨中,伞从手里滑落,掉在积水的路面上。白夜行尽。东野圭吾的《白夜行》——那是河娜所列的小说清单,但她把书的标题写错了,《白夜行》不是《嫌疑人X的献身》的别名。除非河娜想说的不是一本小说,而是一个信号。《白夜行》里的亮司和雪穗,在白天和黑夜里交替行动,从未被同时看见——因为他们是一对在暗中配合了二十年的共犯,一方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替另一方完成所有的脏活。
被收容的人从未离开过收容所。他的不在场证明一直完美无缺。但也许从一开始,这个不在场证明就不是为了证明他无罪——而恰恰是为了证明,有人在替他执行他无法亲手完成的事。
当天傍晚,姜太雄带着技侦科的人进入了东海收容所。他们重新调取了李真被收容三年期间的全部监控记录,用快进的方式从头到尾筛了一遍。在第三遍筛查时,尹秀赫发现了一个之前被所有人忽略的细节。
每周二和周四下午,金瑞英来收容所做志愿心理辅导的时候,会见室的监控录像会短暂地发生信号干扰,每次持续大约九十秒。干扰的模式是固定的:画面没有中断,但画质会突然变得模糊,像是被一层极薄的雾罩住,然后恢复正常。技侦分析,这可能是一种定向屏蔽器发出的电磁干扰,有效范围很小,只够覆盖会见室里一个特定角度——那个角度的监控摄像头正对着李真和金瑞英之间的位置。
信号干扰的时间间隔意味着在这九十秒里,监控没有清晰记录到这两个人之间传递了什么。但李真和金瑞英每一次会见结束之后,收容所内部的局域网都会产生短暂的异常流量。流量数值很小,没有向外网传输的痕迹,因此从未触发过安全警报。技侦分析认为,这种异常流量可能是一种内网隐蔽信道的传输方式——把信息编码成看似正常的网络数据包,在收容所内部网络中跳转,然后在某个连接到内网的终端上被解码。
那个终端,是收容所图书室的公共电脑。任何被收容的人都可以在每天下午自由使用图书室的电脑,登录仅限于收容所内部网络的电子资源库,没有外网权限。但内网信道足以让被编码的信息从会见室传输到图书室,然后在图书室的电脑上显示为一条普通的电子书借阅记录。
“所以整个链条是完整的。”姜太雄站在图书室里,看着那台老旧的电脑屏幕,“李真在金瑞英的会见时间里,用隐蔽信道把信息传出去,信息在图书室被解码。但谁在这里接收?他不被允许使用电脑——”
他突然停住了。收容所允许被收容的人使用图书室,当然包括李真。而一个人可以在图书室里用电脑查询内网资源,同时自然地看到那些被编码成借阅记录的隐藏信息。
“但即便是这样,信息是怎么从收容所传到外面去的?”
尹秀赫从图书室书架上抽出一本硬壳精装书,翻开扉页——上面盖着收容所图书室的印章,但扉页上还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高桥静江每周四来公益食堂帮忙,食堂和图书室在同一条走廊。她把拉面端给饥饿的人,顺便把夹在餐巾纸里的信息带进带出。那个戴厚框眼镜的档案管理员,他的女儿在港口做志愿者时失踪,他把档案内容泄露给河娜,因为他也曾经在公益食堂吃过静江做的红豆糯米团。
韩秀雅在办公室里接完姜太雄的电话后,收到了一条来自林正培的邮件——不是私人邮箱,而是她律师事务所对外公开的业务邮箱。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话:贵方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已收悉。关于第五号证据所指称的内容,我愿意当面做出完整陈述。时间是明天上午九点,地点由你决定。
她盯着这行字,把它和姜太雄刚刚告诉她的所有情况放在一起。林正培愿意做完整陈述。他是在主动出击,还是知道河娜一定会来找他,所以选择先进入可控程序?无论如何,七件作品,《嫌疑人X的献身》还没有完成。林正培还活着。河娜的视频预告了拆穿,但真正的作品——那场献身——还没有发生。
她回了一条邮件:明川地方法院,三号会议室。上午九点,我会邀请吉田法官作为见证人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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