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罗梅罗的拼图

艾琳·罗梅罗已经连续第三天在办公室待到凌晨了。

窗外普拉亚维德市的夜景乏善可陈——几排昏黄的路灯，一座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加油站，以及远处边境隔离栏上永不停歇的探照灯光束。她把百叶窗拉下来，给自己倒了今天第四杯咖啡，然后重新坐回办公桌前。桌面上摊着七份案发现场的法医报告，每一份都用彩色标签标注了关键段落，旁边是一叠从生物危害清理公司调来的合同复印件，以及一份她自己整理的、长达十七页的交叉比对表格。

她正在找一条线。

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线——比如指纹、DNA、监控录像里的车牌号。情书杀手不会犯那种错误。他戴手套，他避开摄像头，他用的胰岛素笔是通用型号，在任何一个药店都能买到。他留下的唯一物证是那些信，而那些信纸是普通办公耗材，打印机墨粉的成分和市面上销售的几十个品牌完全一致。他是一个懂得如何让自己消失在数据噪音里的人。

但没有人能完全消失。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留下痕迹——消费习惯、职业轨迹、居住地址、家庭结构。罗梅罗相信，只要把这些看似无关的数据叠加在一起，就能找到一个轮廓。一个只有符合所有条件的人才能呈现出的轮廓。

她的突破口来自现场的清洁痕迹。

这是她在复查托马斯·埃斯特拉达案的现场照片时忽然注意到的。卧室墙壁上的血迹被清理过——不是凶手清理的，而是案发后负责现场善后的清洁公司清理的。通常来说，这种清洁工作不会引起调查人员的特别注意，因为它是合法的、程序性的、有合同和发票记录的。但罗梅罗在翻看照片时，注意到一个细节：清洁人员使用的高压冲洗枪在墙面上留下的水流痕迹异常工整，每一条冲刷带的宽度几乎完全一致，重叠区域精确到毫米级。这种程度的精确不是培训出来的，而是一种个人强迫症般的行为特征。

她对法医鉴定单位提供的四起哥伦比亚联邦境内命案现场照片进行仔细复核后，发现三起案件——牙医托马斯、保险经纪人卡斯特罗和二手车商索托的案发寓所，都出现了同样特点的清洁痕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承接这三起案件清洁工作的公司，可能派了同一个人去现场。或者，承接公司的员工名单中，有某个人具备这种独特的、几乎偏执的清洁习惯。

罗梅罗拨通了普拉亚维德市警察局凶杀组安吉拉·弗洛雷斯的电话，时间是凌晨一点二十分。弗洛雷斯接电话的声音沙哑而警觉，明显是从睡梦中被吵醒的，但听到罗梅罗说出“我可能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之后，她的语气立刻变得清醒了。

“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件事，”罗梅罗说，“托马斯·埃斯特拉达、罗伯特·卡斯特罗和拉蒙·索托——这三起案件的事后现场清洁，分别外包给了哪家公司？”

弗洛雷斯沉默了几秒。电话那头传来翻找纸张的声音，然后是键盘敲击声。“埃斯特拉达案是保险公司外包的，承包商叫‘洁净世界生物危害清理公司’，地址在普拉亚维德市工业区。卡斯特罗案也是同一家。索托案——等一下——对，同一家。‘洁净世界’。三次都是他们。”

罗梅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洁净世界。她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但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个公司名字出现在三起命案的善后名单里，不可能是巧合。连环杀手有时候会渗透进与自己的作案现场相关的行业——急救员、殡仪馆工作人员、犯罪现场清洁员。这些职业让他可以合法地接近死亡现场，满足他对死亡仪式的沉迷，同时也能让他第一时间了解警方的调查进展。

“把这家公司所有员工的名单发给我，”罗梅罗说，“包括过去五年内离职的。我要每个人的全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和紧急联系人信息。”

弗洛雷斯答应了一声，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上午九点，名单通过加密邮件传到了罗梅罗的电脑上。洁净世界公司规模不大，在职和离职员工加在一起只有二十三个人。其中二十一个是男性，十九个年龄在二十到四十岁之间。罗梅罗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逐一核查每个人的背景资料——犯罪记录、信用报告、教育背景、家庭结构。大多数人没有犯罪记录，家庭背景也相对普通。

然后她看到了艾伦·克劳斯的名字。

艾伦·克劳斯，二十二岁，出生在阿雷纳德尔里奥，社区大学生物学副学士学位，两年前加入洁净世界公司，目前在维克多·黄名下担任现场清理技术员。无犯罪记录。信用评分中等偏上。紧急联系人一栏写着“尼古拉斯·克劳斯（父亲），阿雷纳德尔里奥落日余晖疗养院七号病房”。

罗梅罗停了下来。

尼古拉斯·克劳斯。这个名字她认识。不是从这起案件的资料里认识的，而是从更早的档案里。十二年前边境枪击案的涉事巡逻员。最高法院豁免权判例的核心当事人。那个在河床边开枪打死了一个扔石头的十二岁男孩，然后被裁定“合法使用致命武力”的男人。

她迅速打开联邦执法数据库，输入尼古拉斯·克劳斯的名字。弹出来的档案有几十页，大部分是当年枪击案的调查记录和媒体报道。她快速浏览到家庭信息那一栏：配偶——埃琳娜·克劳斯（已故）。子——艾伦·克劳斯。埃琳娜·克劳斯的死亡记录附在档案末尾，日期是枪击案后大约两年。死亡原因：意外跌落。结案机构：阿雷纳德尔里奥警局。结案结论：无明显他杀迹象。

罗梅罗把这一页反复读了四遍。每一次重读，她都能感觉到自己后颈的汗毛在微微竖立。不是意外。这个念头像一颗深水炸弹在她脑海中炸开。一个母亲在父亲被卷入全国性争议两年后“意外跌落”死亡。一个儿子在社区大学读生物危害控制，毕业后进入犯罪现场清洁行业。这个儿子每周去疗养院探望瘫痪的父亲——他六年前清理过的三个案发现场，全部由同一家公司负责善后。

她拿起桌上的座机，拨通了卡茨的号码。

“卡茨，我需要你过来一趟。现在。”

卡茨在六分钟后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半块没吃完的三明治。他看了罗梅罗一眼，然后把三明治放在桌上，坐了下来。他认识她一年半了，从没见过她脸上的这种表情——不是兴奋，不是焦虑，而是一种介于惊骇和确认之间的东西，像一个科学家在显微镜下看到了一个自己一直在预测但从未真正见过的样本。

罗梅罗把艾伦·克劳斯的档案和相关资料全部摊在卡茨面前，用十分钟时间把自己的发现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卡茨听完之后沉默了大概三十秒。

“你是说，我们的首要嫌疑人，是十二年前那起边境枪击案枪手的儿子。”他说这句话的语速很慢，像是在法庭上宣读一份证词。

“不仅是枪手的儿子。他母亲在他十岁时因‘意外’死亡，父亲的执法记录血腥且备受争议。他从小在父亲枪杀一个对岸男孩的阴影里长大。他大学专业是生物危害控制，研究过病原体处理。他在一家清洁公司工作了两年。而七起命案中，至少三起的现场清洁是由他的公司承包的，而且从现场记录看，这些清洁行为都显示出同一个人的操作特征。他有获取大量专业级清洁剂、去污剂以及消毒用品的渠道。而且，卡茨——法医确认的死亡原因是过量胰岛素注射。胰岛素是医院最常用、也最容易获取的药物之一，而他女朋友，或者说前女友，是护理专业在读学生，曾在市立医院实习。他们有交集。”

罗梅罗把手里最后一张纸放下，指尖按在艾伦·克劳斯的证件照上。那张照片是洁净世界公司入职档案里的，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衫，表情平淡，眼神没有任何多余的情感。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普通人。但正是这种完全不起眼的普通感，让罗梅罗感到一阵冰冷的战栗。

“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卡茨说，他的声音很平静，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和罗梅罗的习惯一模一样，这是专案组长期共事之后互相传染的，“直接申请搜查令还为时过早。他目前仍然只是一个符合侧写的可疑人物。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情书杀手，他会精准地知道怎么做能避开法律追查——他从小看着他父亲怎么做的。我们不能犯任何程序错误。”

“我知道。”罗梅罗说，“但我们可以开始监视他。”

卡茨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那上面七张受害者照片还是以之前的方式排列着，但他在右下角的空白处用黑色记号笔画了一个圆圈，圆圈里写了一个名字——艾伦·克劳斯。然后他在这个名字和七张照片之间画了一道虚线，虚线上方打了一个问号。

“从现在开始，这个案子有第八个人。”卡茨说，“他不是受害者，但目前也不是罪犯。他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他转身看向罗梅罗。

“你去申请对艾伦·克劳斯的二十四小时监视许可。车辆追踪、通讯记录、网络活动。全方位，但保持隐蔽。如果他是清白的，我们很快就会排除嫌疑。如果他不是——”

“他会写信。”罗梅罗接上了这句话，“第八封信正在路上，而我们都知道，第八封信的收件人迟早会出现。也许就在这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