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玛丽儿童之家是一栋被工业废墟包围的维多利亚式红砖建筑，坐落在格里戈市东郊一条连名字都没有的死巷尽头。一百多年前，它属于一个靠纺织业发家的工厂主。工厂主在诺德兰经济大萧条时期破产，把宅邸卖给了教会。教会把它改成了孤儿院，在前院架起了一架秋千，在后院的马厩里摆了几张木板床。从那以后，这栋建筑的外观就没有再变过——红色的砖墙在格里戈漫长的雨季里被浸得发黑，铸铁栅栏上每隔几根就少一根，窗户的木框边缘长出了灰绿色的霉菌，圣母像的手指在多年前的一场雷暴中被劈掉了一截，至今没有人来修补。
凯恩推开铁栅栏门的时候注意到两件事。第一，门锁被人撬过，锁扣的断裂面很新，是最近十二个小时之内留下的。第二，街对面停着一辆深蓝色的越野车，引擎是熄火的，但排气管口还在往外冒着极淡的白烟，说明车里的人没有离开太久。
“有人比我们先到。”凯恩压低声音说。他的右手不自觉地移向腰间那把猎刀。刀尖部分在最高法院的台阶上被重新磨过，现在锋利得能划破一张悬空的纸。
埃拉已经拔出了配枪。西格绍尔P229的枪口指向地面，她的食指平放在扳机护圈上，拇指抵住保险。她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神在迅速扫过前院每一扇窗户的每一道缝隙。那是一种在猎场里独自潜伏了六个月才能练出来的目光——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只有对威胁位置的精确评估。
卢卡留在车里，引擎没有熄火。他的平板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两个活跃的信号源，距离他们所在的位置不到五百米。信号频段是潘神俱乐部猎人专用的加密短波，在自清程序启动后本应全部被关停。但现在它们还活着。像两只被砍断了主人的狗，在原地转了几圈之后，循着某种本能重新聚集在一起。
前厅的接待台后面坐着一个穿着灰色旧毛衣的修女。她大约六十岁，花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用一个木制的十字架发卡别住。工作台上摊着几本账簿、一串木质念珠，还有一只正在织了一半的毛线袜子。她看到埃拉的联邦调查局徽章时，眼神没有慌乱，也没有意外。她只是放下手里的毛线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然后用一种准备好了很久的语气开口说话。
“我叫玛格丽特。我是这所儿童之家的院长。你们是来找莱昂·瓦伦的。”
“你怎么知道？”埃拉把配枪收进枪套。
“因为昨天晚上也有人来找过他。两个男人，穿着深色西装，说话非常礼貌。他们自称是社会服务部的，说莱昂的外公去世了，需要核实他的监护权信息。我问他们要文件，他们拿出一份盖着格里戈市社会服务局公章的东西，看起来很正式。公章是真的，我检查了。但我没有让他们见孩子。”
“为什么？”
玛格丽特修女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白色的信封放在桌上。信封没有封口，信纸的边缘有些受潮发皱，上面的字迹是钢笔写的，墨水已经褪成淡棕色，但每一个字母都清晰而端正。那是奥古斯特·瓦伦的字迹——凯恩在格里戈第一联邦银行的保管库里见过一模一样的字迹。
修女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抚平信纸边缘，然后开始念。声音很低，低得像是教堂告解室里隔着雕花木格窗传来的低语。“亲爱的玛格丽特修女，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来找莱昂的人如果带着一枚潘神胸针，请把这封信交给他。如果来的人没有胸针，请无论如何不要让他们带走孩子。你的直觉会告诉你谁是真的。请告诉他，他的母亲和父亲非常爱他。请告诉他，他的外公在最后尝试过补救。”
她把信纸重新叠好，放回信封里。那只织了一半的毛线袜子从她膝盖上滑落，轻轻落在橡木地板上，发出了一声几乎听不到的闷响。
“瓦伦先生在半年前把这封信交给我。那时候莱昂的父母刚刚去世两个月。他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没有带行李箱，没有带任何玩具，只有一个布偶熊和这封信。他说他是宪法法院退休的大法官，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一点也不像是在说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他说他是来赎罪的。他说他的余生不够长，赎不完。”
“昨晚那两个人，”凯恩说，“他们走了吗？”
“没有走。”修女弯下腰捡起那只毛线袜子放回膝盖上，动作很慢，像是在弯腰的时候背在疼。“他们说要在这里等，直到莱昂出来为止。我说这里没有他们要找的孩子。他们笑了笑，把那份盖了章的文件收起来，然后走到街角上车等着。他们的车整夜没有熄火，我每隔一个小时往窗外看一眼，他们就停在同一个位置。今天早上我打开后门倒垃圾的时候，发现后墙下面有两个烟头，不是我们的修女抽的牌子。”
凯恩和埃拉交换了一个眼神。外围猎人。在自清程序中幸存下来的中层成员——他们不是核心，不掌握俱乐部的完整秘密，但他们知道足够多的信息来理解一件事：奥古斯特·瓦伦的外孙还活着，而那个孩子是瓦伦手稿中关于他女儿女婿死因记录的唯一活体。手稿可以烧掉，光盘可以砸碎，加密文件可以被强磁场抹除，但一个活着的孩子无法被格式化。只要他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瓦伦的证据就有一个法律上的继承者——一个在成年之后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剥夺莫里斯和俱乐部残余资产的继承人。
“他现在在哪儿？”埃拉问。
玛格丽特修女领着他们穿过一条窄长走廊，木质地板在脚下发出吱嘎的呻吟，经过挂着褪色圣像画的墙壁，走向通往地下储藏室的楼梯。前厅的彩绘玻璃窗透进灰蒙蒙的天光，将圣母像的残缺影子投射在冰冷的地面上。楼梯很窄，台阶上铺着防滑的橡胶垫，已经磨得快薄了。走廊尽头是一个被改造成临时避难空间的地下储藏室，墙壁上钉着几幅儿童蜡笔画，角落里摆着一张折叠床和几个装罐头的纸箱，几只小号的运动鞋整齐地摆在暖气片旁边。在那些纸箱和旧家具之间，修女弯下腰低声喊了一个名字。
一个男孩从角落里站了起来。他大约七岁，深棕色的头发乱糟糟地翘着，穿着一件太大的蓝色毛衣，袖子卷了两圈，裤脚也卷了两圈。他的怀里抱着一只旧布偶熊，熊的左耳有一道用蓝色线缝过的补丁。
凯恩在瓦伦手稿的最后一页读到过这个男孩的名字。莱昂·瓦伦。他的母亲叫索菲亚，是一个移民律师的妻子。他的父亲是一个专门为非法滞留者辩护的底层律师。他的外祖父是诺德兰宪法法院的前任大法官，潘神俱乐部最资深的成员之一，一个在退休后用自己的余生写下了八百四十六条罪行清单的人。
凯恩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和男孩平齐。他见过很多孩子在战区的样子——恐惧，沉默，眼神空洞。莱昂的眼睛不一样。那双深棕色的眼睛异常平静，像是他在七年的生命里已经学会了用沉默来等待那些成年人才会面对的黑暗时刻。
“你是来带我走的吗？”莱昂问。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是的。”凯恩从口袋里掏出那枚熔掉别针的潘神胸针，放进男孩的手心。“这是你外公留给你的。他对我说，在最后，他尝试过补救。他没有说自己是好人。他只说，在最后，他尝试过补救。”
莱昂低头看着掌心那枚残破的金色胸针。潘神的侧脸在储藏室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幽暗的光泽。他用拇指轻轻摸了摸潘神断裂的羊角，然后把胸针放进口袋里，伸出另一只手，牵住了凯恩的手指。他的手指很凉，但握得很紧。
埃拉站在地下室门口，透过那扇小窗看向前院栅栏外。深蓝色越野车还停在原地。车窗上的深色贴膜让她看不清里面的人，但她知道那些人能看到她——一个站在孤儿院地下室门口的联邦探员，手里握着枪，挡在一个孩子和一个修女前面。
“我们从厨房后门走，”埃拉说，转向修女握住她的手，“你带孩子们从另一边撤退。我们已经拿到了最高法院的临时保全令，莫里斯的资产已经被冻结。这些外围猎人很快就不会再有能力骚扰你们了。”
玛格丽特修女把莱昂的布偶熊从地上捡起来，轻轻拍掉上面的灰尘，放进男孩怀里。她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了一个十字，然后站起身来看着凯恩。
“瓦伦先生是我见过的最痛苦的人。不是因为他在监狱里——他从来没有进过监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进监狱。他说诺德兰的司法系统是他参与建造的，他可以轻易地让自己免于任何惩罚。但免于惩罚和免于罪恶感是两回事。他说他每天晚上都会梦见那些被他签字放逐进猎场的人。他记得每一个名字。他说他的名字也应该在猎场的名册里，只是他自己把那一页撕掉了。”
凯恩把莱昂抱起来，穿过厨房后门。外面是一条堆满废弃家具和纸箱的狭窄巷道。他听到身后传来修女锁门的声音——门闩落下的声音很清脆，像是在落下最后一道防线。
巷道的尽头，卢卡已经把面包车开了过来，后门敞开着，发动机在怠速中微微颤抖。凯恩把莱昂轻轻放进后座，替他扣上安全带。男孩的布偶熊掉在了座椅缝隙里，凯恩弯腰捡起来，放回男孩怀里。
“我们现在去联邦调查局格里戈分局。”凯恩说完关上车门，朝驾驶座上的卢卡点头。
面包车驶出巷道，拐上通往市区的主路。凯恩透过后视镜看到那辆深蓝色越野车仍然停在原地。车窗上贴着的深色膜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没有追上来。也许他们在等命令，也许他们等的人已经不在了，也许他们只是在执行一条已经被取消的程序——像一台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机器，还在重复着昨天收到的最后一次指令。
莱昂坐在后座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灰色街道。那个布偶熊安静地躺在他旁边的座椅上，用那双玻璃珠子做的眼睛望着车顶。过了许久，他突然开口问了一句让车厢里所有人都沉默的话。
“凯恩先生，我外公说他在最后尝试过补救。他补救成功了吗？”
凯恩转过头，看着后座上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那是一个七岁孩子问出的最诚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前大法官用七百页手稿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窗外格里戈十月的阴云低垂，面包车发动机的声音填满了沉默。
“我不知道，”凯恩说，“但我答应你，我们会把答案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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