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族长的邀请

陈文礼被带到祠堂时,天刚亮透。

他手腕上戴着铐子,但神情和昨晚跪在山神庙里时判若两人。那种被逼到绝路上、困兽般的愤怒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松弛的平静,像是一个背了太久重物的人终于把担子卸在了地上,不管地面是泥是石头,先歇一口气再说。方建国让他坐在折叠椅上,他坐下之后甚至翘起了二郎腿,然后用戴铐子的手推了推鼻梁上那只只剩一片镜片的眼镜,动作里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从容。

“昨晚没睡好,”他说,“祠堂里太冷了。你们问吧,早问早完。”

方建国在他对面坐下,把两本账册并排放在桌上——左边是蓝粗布封面的借贷账册,右边是刚从山神庙后墙根下挖出来的皮革封面祭品账册。“借贷的这本是你写的。祭品的这本不是你写的,但你经手过。你给吴崇山当文书,后来又给吴应山当文书,前后二十年。这二十年里交河村死了四五十个人,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在石壁上,每一个人的记录都在账册里。今天我们不谈你推吴崇山下河的事——那是另一桩案子。我们就谈这些名字。你从头开始说。”

陈文礼看了看那两本账册,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复杂的表情。“从头开始说。你知道从头开始说是从哪里开始吗?不是民国三十一年,是更早。吴家管这个村子管了四代人。吴世昌是第一个搞祭山的,那是民国年间,外面打仗,山里没人管,他说山神托梦给他,每年要收一个人,不然全村遭殃。一开始村里人不信,后来连着三年大旱,死了不少人。第四年开始,没人反对了。”

“祭品是怎么选的?”

“一开始选外姓人。交河村姓吴的占六成,姓陈的占两成,剩下两成是杂姓。最早的几个祭品都是杂姓——陈王氏、刘张氏、一个姓马的瘸子,一个姓何的寡妇。后来杂姓的跑光了,剩下的全是有姻亲关系的,不好下手了。吴世昌就想了个办法——立规矩。说不是杀人,是偿债。你欠了债还不起,就拿命抵。规矩是山神定的,谁敢反对就是跟山神过不去。但问题是,哪有那么多人刚好欠债又刚好还不起?所以他们开始做局。先是放贷——公产的钱利息低,主动借给你,等你还不上了再利滚利。然后是设赌——吴崇山特别擅长这个,他让人在庙里推牌九,故意让你赢几把尝到甜头,然后一把全收回来,还倒欠一屁股债。还有就是——抓把柄。村里谁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他们都记着。到时候拿出来要挟,不配合就捅出去。康老四就是第三种。”

曹怀璧听到这里,心脏猛地收紧了。他知道接下来陈文礼要说的内容,就是康失芬在二十年里反复追问却从未得到答案的那个问题——她父亲为什么会被选中。

“康老四的把柄是什么?”方建国问。

“他没有把柄。”陈文礼说。

方建国皱起眉头,但陈文礼的表情忽然变了。那种破罐子破摔的从容裂开了一道缝,从缝隙里渗出来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更古老、更黏稠的东西。“康老四没有任何把柄。他不欠钱、不赌博、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他在村里是个老实人,种地、砍柴、带娃。他老婆生康失芬的时候难产死了,他一个人把闺女拉扯到七岁,不容易。吴崇山选他,就是因为他干净。祭山有个讲究——每十五年一次的小祭,要的是孩子。每年一次的常规祭,要的是成年人。但有一个人的位置是特殊的——山神的刀。刀不是祭品,刀是帮山神干活的人。上一任刀老了、病了、快死了,就得换一把新刀。选新刀有一个标准:必须是亲眼看着自己最亲的人被偿债的。因为这样的人,心才会死。心死了,手才稳。”

方建国的手指在桌面上攥紧了,指节发出轻微的咔咔声。但陈文礼像是没听见,继续说了下去。

“康老四不是被选为祭品。他是被选为新刀的祭品。吴崇山说,这把刀他要亲手磨。所以他在腊月二十三那天,把康老四推下坑,然后拽着康失芬的头发把她拖到坑边,让她睁大眼睛看。他要让她记住那个画面,记一辈子。康失芬往坑里填第一铲土的时候,吴崇山站在旁边笑了。他说——成了。从那以后康失芬就跟着吴崇山。吴崇山教她磨刀、刻字、记账、认人。她学得很快,手很稳,心很冷。吴崇山说她是天生做刀的料。但她不知道她爸是被选中的。她一直以为她爸真的欠了债,以为山规是真的,以为偿债是天经地义。因为没有人告诉她真相。没有人敢告诉她。”

“那你呢?”曹怀璧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窗外传来的挖掘现场的噪音盖过,“你知道真相。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陈文礼沉默了很久。祠堂外面有人在喊号子,技术员们正在把新挖出来的骨骸小心翼翼地装进物证袋,每一具骨骸都要编号、拍照、测量深度和方位。那声音和里面审讯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诡异的对位。

“因为我怕。”陈文礼说。他把戴铐子的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指。那十根手指干干净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和这个村子里其他男人的手截然不同,是一双握笔的手,不是握锄头的手。“我十五岁出去念书,在县里读到高中,是交河村历史上学历最高的人。我本来可以在外面找份工作,不回来了。但我妈还住在村里,我不能不回来。回来之后我发现这个村子和我离开的时候不一样了。我小时候觉得山神庙是个好玩的地方,每年祭山有肉吃,有鞭炮放。长大了再看,才知道那不是鞭炮,是骨头碎裂的声音。但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我已经卷进去了。吴崇山让我写账本,我不敢不写。吴应山让我查吴崇山的旧账,我不敢不查。我挪用公产的钱,是因为我想跑——我想攒够了钱带我妈一起跑。结果还没攒够,就被吴崇山发现了。他没声张,只是在我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挪用的每一分钱,我都记着。好好干,我不追究。’从那以后我就是他的一条狗。”

“所以你把吴崇山推下河,不是因为怕他发现,而是因为你想当人?”

陈文礼抬起头看着曹怀璧,那只剩一片镜片的眼镜后面,眼睛里的血丝密得像一张红色的蛛网。“我想活。吴崇山不死,早晚有一天他会把我也推进坑里。我推他下河的那天晚上,他在河边站着撒尿,哼着小曲,心情很好。他刚定下来明年的祭品名单,一家姓刘的,夫妻俩带一个三岁的娃,他打算把夫妻俩一起收了,留下孩子养几年,看看能不能做成下一把刀。他说这个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像在聊今年的收成。那一刻我忽然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只是在救我自己,我是在救那一家三口。我推了他一把,力气不大,但他喝了酒,脚下打滑,后脑勺磕在石头上,掉进河里就没动静了。我在河边站了很久,看着他的血在水里散开。水是黑的,血是红的,两种颜色搅在一起,很快就分不清了。”

方建国和曹怀璧对视了一眼。陈文礼的供述和康失芬昨晚的证词有交叉印证的地方——吴崇山的死、康老四的死、孩子的死,三条线索指向同一个核心:交河村的权力结构从来没有改变过。吴崇山死了,吴应山上台。吴应山甚至比吴崇山更危险——他更年轻、更冷静、更擅长伪装。吴崇山是个暴君,暴君会激起反抗;吴应山是个统治者,统治者会让被统治的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

“最后一个问题。”方建国把祭品账册翻到最后一页,推到陈文礼面前,“这条是你写的?”

陈文礼低头看了一眼。那条关于明年祭品预选周阿娣的记录。他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这是曹怀璧在整个案子里第四次看到这种瞳孔收缩。但这一次和其他三次都不一样。前三次是被人戳穿时的恐惧或愤怒,这一次是彻底的、纯粹的意外。

“不是我写的。”陈文礼的声音忽然变了,那种破罐子破摔的从容在这一刻全部碎掉了,“周婶——不可能是她。吴应山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要动周婶。这条记录——你看这个墨迹,松烟墨,这是吴应山的用墨习惯,我不用松烟墨,我用油墨。这是他背着我写的。他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我。他一直在留后手。”

他把戴铐子的手撑在桌上,身体前倾,额头上的青筋凸起来,声音压得很低但语速极快:“我昨天还在帮你们查账——不是,我不是在帮你们,我是在帮自己。但他已经把我都算进去了。你看这条——‘此祭若成,可一并封口。’什么叫封口?把我祭了,他的事就永远没人知道了。我挪用公产的事他记着,吴崇山的事他也记着,他手里握着我的把柄握了二十年,最后拿出来不是为了要挟我,是为了杀我。他要的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交河村,没有老族长,没有老文书,没有老石匠,没有知道太多的人。”

“老石匠?”方建国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词,“周婶的丈夫——那个石匠——是怎么死的?”

陈文礼重新坐回椅子里,肩膀塌下去,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垮了。他把那副只剩一片镜片的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用戴铐子的手慢慢揉了揉眼睛。当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那双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激动,只有一种被掏空之后的疲惫。

“周婶的丈夫姓石,石永贵,村里最后一代石匠。石壁上那些字,大部分是他刻的。吴应山让他刻什么他就刻什么,从不多问。但前两年他开始不对劲——可能是年纪大了,也可能是手不听使唤了,他说他晚上睡觉能听到石壁上那些名字在说话。他跟吴应山说自己不刻了,要退休。吴应山说行,让他带个徒弟,把本事传下去。他带了,带了村里一个姓马的年轻人,马小泉。马小泉学了不到一年,忽然有一天晚上喝醉了酒掉进山沟里,摔死了。石永贵从那以后就不说话了。他去年冬天死的,死之前在屋里躺了大半年,全身疼,半夜喊得整个村子都能听见。他死的那天晚上,我听见吴应山在祠堂里烧纸。不是烧给山神的纸,是烧给石永贵的纸。他一边烧一边说——‘老石,你嘴严,我送你一程。到了那边接着刻字,山神用得着。’”

方建国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青石板地面上刮出一声尖锐的响动。他走到门口,喊了一个名字。外面跑进来一个年轻警察,方建国压低声音跟他说了几句话,语速很快,曹怀璧只听到几个关键词——“马小泉”“意外坠崖”“重新调查”“通知县局翻旧档”。年轻警察点了点头,转身跑了出去。

方建国回到桌前,重新坐下来,看着陈文礼。“所以现在活着的人里,知道全部内情的,除了吴应山,还有谁?”

“康失芬知道一部分——她知道那些名字,知道偿债的流程,知道每一笔账面上的债务是怎么回事。但她不知道最核心的东西——她不知道她爸是被选中的,不是欠债的;她不知道小祭的存在——每十五年一个孩子那件事,吴应山从来没让她经手过。那些孩子都是吴应山亲自处理的,记录也是他亲自写的。康失芬只负责常规祭和偿债,她这把刀只管砍,不管选料。”陈文礼顿了一下,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还有一个人。”

“谁?”

“周婶。周阿娣。”陈文礼说,“她是石永贵的老婆。石永贵刻了一辈子字,他什么都知道。他也许没有告诉周婶全部,但周婶一定知道得比她说出来的多得多。不然吴应山不会把她列在明年祭品名单上。他说她是‘泄露村中旧事’——她泄露了什么?对谁泄露的?”

方建国看了曹怀璧一眼。曹怀璧缓缓点了一下头。周婶确实知道得比她说的多。她告诉了他账册的事、石碑的事、康老四的事、吴崇山的事,但她没有告诉他祭品账册的存在,没有告诉他她丈夫是怎么死的,没有告诉他每十五年有一个孩子被带走。那些最黑暗的秘密,她选择了沉默。

“最后一个问题。”曹怀璧开口了,声音平稳,但陈文礼抬起头看他的时候,眼神忽然警惕起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了某种直觉性的戒备。“周婶把石永贵的笔记交给我,说是她丈夫死之前埋下去的。她告诉我往下挖三步就能找到。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等这个‘肯听真话的外人’等了多久?”

陈文礼盯着曹怀璧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眼镜重新戴上,用戴铐子的手笨拙地调整了一下镜片的位置,让剩下的那片镜片正好对准曹怀璧。

“你不了解周阿娣。她十九岁嫁进交河村,今年六十八岁,在这个村子里活了将近五十年。她男人是刻名字的,她自己亲手往坑里填过土——十五年前张老五偿债那次,全村每家每户各出一铲土,她也铲了。她不是无辜的。但她在这五十年里做了唯一一件勇敢的事——她把笔记交给了你。不是因为你是律师,不是因为你值得信任,而是因为她快七十了,她没什么好怕的了。更重要的是——她没有孩子。她和石永贵一辈子没有生养。所以张素兰的儿子失踪以后,她是全村唯一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人。别人可以说那孩子是山神收的,她说不出口。”

陈文礼忽然停住了。祠堂的门被推开,那个刚才跑出去的年轻警察又回来了,快步走到方建国身边,弯腰附耳说了几句话。方建国听完之后脸色骤变,推开椅子站起来,大步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曹怀璧一眼,那一眼里包含着的内容让曹怀璧的心脏狠狠揪了一下。

“周婶不见了。今天早上还有人看到她在院子里喂鸡。刚才去她家找人,门开着,灶台上还煮着一锅粥,人没了。她的身份证、衣服、鞋子都在,只有她平时上山挖药用的那把锄头不见了。”

曹怀璧想起周婶昨晚跟他说的那句话——“我男人也死了,我没什么好怕的了。”那时候他以为这句话是一个老人在倾诉。现在他意识到,那是一个人在告别。她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她把石永贵的笔记交给曹怀璧的那一刻,就注定会成为下一份祭品。吴应山虽然已经被控制,但那份明年祭品的预选名单,不是只有吴应山一个人知道。账册是陈文礼记录的,石壁上的名字是康失芬刻的,而山神法庭上站着的,是一百多双沉默的眼睛。吴应山只是这个体系里最大的那颗齿轮,但齿轮不止一颗。把最大的那颗拆掉,整台机器不会立刻停止运转。

方建国已经在祠堂外面布置任务了——封山、搜人、问询、技术追踪,所有能用的手段全部上。但曹怀璧知道,周婶不是逃跑。她没有跑的理由,也没有跑的方向。她拿着锄头进山,只有一种可能。她要去山神庙。不是去找山神,是去找她男人刻了一辈子的那些名字。也许她要在那些名字面前做一件事,一件她憋了五十年没有做的事。

曹怀璧走出祠堂,晨光已经完全铺满了整个交河村。山神庙方向的石阶在晨光中清晰可见,像一条灰白色的蛇蜿蜒着爬上山顶。他迈开脚步往石阶方向走,越走越快,最后跑了起来。身后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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