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墨在凌晨三点十七分醒来，喉管深处像被人塞了一团烧红的铁丝。
她没有立刻睁眼，而是习惯性地用舌尖抵住上颚，默数了五个数。这是方瑶教她的——在新生岛上，每次从药物导致的昏睡中苏醒，都意味着你还活着，或者即将被拖去移植新的胚胎。你必须用五个数字确认自己的意识还属于自己。
一。二。三。
空气里有消毒水的气味，混着廉价旅馆特有的潮湿霉味。不是孕舍里那股甜得发腻的激素喷雾，也不是火场里烧焦的皮肤和塑料融化的恶臭。
四。五。
她睁开眼，天花板上一道斜长的裂缝正对着她，像一道永远结不了痂的伤疤。
床边的便携制氧机发出规律的嗡鸣声，透明的鼻导管勒得她耳后生疼。林墨没有去调整它，而是把视线移向自己蜷曲的右手——手心里攥着一张被汗水浸透的传真纸，纸张的边缘已经起了毛，有几个字被水渍洇得模糊不清，但抬头那行加粗的宋体字依然清晰可辨：
“阿卡尼亚联邦最高法院 · 终审裁定书”
她不用看也知道下面写的是什么。过去七十二个小时里，她已经把那段话反复读了不下三百遍，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印在她视网膜上。
“……仲裁庭裁决具有终局性，法院仅得以法定事由撤销或发回重裁，而不得对裁决之实体内容行使修改权。申请人以赔偿金额计算错误为由请求本院径直变更裁决内容，于法无据，应予驳回。本案仲裁裁决效力维持不变。”
翻译成人话就是：圣嗣国际只赔四万七千阿卡尼亚元，那就四万七千元。少一分不行，多一分也别想。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穿着黑袍坐在审判席上，用最严谨的法言法语告诉这七个女人——你们的子宫被明码标价，你们的烧伤被算好了赔偿标准，你们死去的姐妹不值一提。而他们无权改动。
因为那个该死的仲裁条款。
林墨把传真纸翻过来，背面是方瑶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下的一行铅笔字。方瑶的脊椎在火灾中被横梁砸断，手术后手指的精细动作再也没有恢复，每个字都写得像蚯蚓在爬。
“墨，别上诉了。阿妹昨晚又梦见孩子，哭了一整夜。”
林墨觉得嗓子眼那股烧灼感又翻涌上来。她猛地扯掉鼻导管，剧烈地咳嗽起来。每一次咳嗽都像有人拿钝刀在气管内壁来回刮，咳到最后她弓着身子趴在床沿，眼泪和口水一起滴在发黄的地砖上。
她见过陈阿妹疯掉的全过程。
那是在仲裁庭第一次开庭之后。阿妹被带到证人室等待作证，走廊对面恰好是圣嗣国际的法务团队——四男两女，清一色的深灰西装，每人手里端着一杯从法院咖啡厅买来的冰美式。其中有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在路过阿妹身边时，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对同事说了一句话。
“这些女人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可没人拿枪逼她们按手印。”
阿妹当场就崩溃了。她尖叫着冲上去，用指甲去抓那个男人的脸，被法警按倒在地时还在拼命挣扎，嘴里反复喊着同一句话：“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没有人知道她的儿子在哪里。阿妹在新生岛上怀的是双胞胎，因为严重的妊娠并发症，她在怀胎二十八周时被紧急推进手术室进行剖腹产。等她从全麻中醒来，只看到空荡荡的天花板和护士冷漠的脸。她问孩子呢，护士说转送新生儿监护室了。她问两个都活着吗，护士没有回答。
从那以后，阿妹的精神状态就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橡皮筋，随时都可能崩断。她会在深夜突然坐起来，对着空无一人的墙角轻声哼唱童谣；她会用旧衣服卷成婴儿襁褓的形状，抱在怀里轻轻摇晃；她甚至给那两个从未谋面的孩子取了名字——大的叫阿福，小的叫阿宝。
而今天凌晨，方瑶说她又哭了一整夜。
林墨用袖子擦掉嘴角的涎水，撑着床板慢慢坐起来。窗外的天还是全黑的，远处有警笛声隐隐约约地响过，很快又被死寂吞没。她们藏身的这家旅馆位于首都拉哈尔区的地下贫民窟，周围全是违建加盖的铁皮房和晾在窗户外面的破旧衣物。圣嗣国际的法务团队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这群从火场里爬出来的“生育机器”，会像蟑螂一样蛰伏在离最高法院仅十二条街区之隔的贫民窟里。
但也仅此而已了。她们没有翻盘的可能。
韩瑾上个月被吊销律师执照之后，来看过她一次。这个四十二岁的女人曾是她唯一的希望——在仲裁阶段，她一个人扛着圣嗣国际四个律所的联合围攻，硬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为幸存者们争取到了每人四万七千元的赔偿。林墨清楚地记得仲裁结果出来那天，韩瑾的脸色比被告席上的法务团队还要难看。
“对不起。”她只说了这三个字。
林墨那时还不懂这个道歉的分量。直到她坚持上诉，直到她在最高法院门口等了整整八个小时，直到大法官多明戈斯用不超过三分钟的时间宣读完那份裁定书，她才彻底明白——不是韩瑾不够好，而是整条路从一开始就被堵死了。
仲裁条款。终局性。司法谦抑。最小干预原则。
这些词听起来是多么公允，多么高贵，多么符合现代法治文明的一切标准。可是写下这些词的人大概不知道，在新生岛的孕舍里，代孕女人们签的不是合同，是一份卖身契。她们没有律师，没有翻译，甚至不允许仔细阅读条款。安保队长当着她们的面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手指点着签名栏，说：“按手印，或者滚回去。”
林墨还记得自己按完手印的瞬间，红色印泥黏在拇指上的触感。那个安保队长咧开嘴笑了笑，露出一颗镶金的门牙。
“恭喜你，”他说，“你现在的子宫价值一百二十万阿卡尼亚元。好好保养。”
一百二十万，是圣嗣国际向境外求孕客户收取的单次代孕费用。而林墨拿到的报酬，是扣除中介费和食宿费之后的八万五千元。她需要用这笔钱偿还父亲生前欠下的高利贷，剩下的部分，够她回老家的小县城租一个摊位卖早点。
当然，那是火灾之前的账本。
现在她的肺部留下了永久性损伤，医生说纤维化的面积在未来几年可能还会扩大。何露的脸被烧掉了右侧耳廓和大半个颏部的皮肤，她再也没摘下过口罩。方瑶瘫痪了。阿妹疯了。还有三个人没能从火场里出来——她们的名字被打印在仲裁申请书附件里，用冰冷的宋体字宣告了生命的终结。
四万七千元。
林墨想笑，喉咙却只能发出一阵含混的气音。
她缓缓走到房间唯一的小窗旁边，推开窗。凌晨的风灌进来，带着这座城市特有的咸腥气味——拉哈尔区离海岸不远，海风越过富人区的别墅和私人码头，吹到底层贫民窟时已经带上了浓烈的污水管道的味道。林墨贪婪地吸了几口，肺叶深处立刻传来刺痛，但她没有躲。
她需要痛。痛让她觉得自己还活着，还有力气去做一件事。
窗台的角落里，放着一部老旧的按键手机。林墨拿起它，翻到草稿箱里一条没有发送的短信。收件人是一个在通讯录里备注为“韩姐”的号码。内容只有一行字：
“你说的东西，我想看。”
她的拇指悬在发送键上方，停留了整整十秒钟。
韩瑾最后一次来看她的时候，除了道歉，还带了一样东西。她没有直接拿给林墨看，而是用一种林墨从未见过的神情告诉她——那神情里有愤怒，有恐惧，还有某种让一个执业十二年的律师失去执照也绝不松手的执拗。
“多明戈斯法官的家族基金，过去四年间接收了至少六笔来自萨维恩群岛的离岸汇款。汇款方是一家注册在空壳公司名下的投资机构，而这家机构的实际控制人，是圣嗣国际的首席财务官。”
韩瑾说完这些话之后，盯着林墨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补充道：“我能拿到的东西有限，而且来源不合法，永远不可能作为再审证据提交。”
“所以，”林墨当时问她，“这条信息有什么用？”
韩瑾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林墨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反复咀嚼的话。
“它有用。但不是用来打官司的那种有用。”
窗外的天色开始泛起一种灰蒙蒙的青色。林墨看着那条短信，终于按下了发送键。
几乎是同时，隔壁房间传来一声闷响，像是有什么重物从床上滚落地面。接着是方瑶急促的喊声。
“墨！快来！阿妹不见了！”
林墨的心脏猛地收缩。她下意识地抬头看向窗外——几百米外，贫民窟歪斜的巷道上，一个瘦小的身影正朝着与海岸相反的方向跌跌撞撞地奔跑。那个人影怀里抱着什么东西，裹得紧紧的，像抱着一团破旧的毛毯。
而那个方向，是拉哈尔区唯一还在亮灯的公共建筑——阿卡尼亚联邦最高法院。
林墨的手机屏幕忽然亮了。韩瑾的回复只有一个字。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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