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碑不在任何一张官方地图上,但黑鸥湾的每个人都知道它在哪里。
它立在萨利希保留地与市镇辖区之间的一条无名土路上,花岗岩材质,半人高,表面被经年累月的雨水冲刷出深浅不一的沟痕。朝向保留地的那一面,有人用白漆喷了一个潦草的部落印章图案;朝向市镇的那一面,则贴着几张被风吹烂的竞选广告和一张褪色的寻狗启事。没有人在意这块石头是谁竖的、什么时候竖的。它就这么存在着,像一段所有人都默认但没有人愿意重提的旧协议。
十月十八日清晨六点,一个开皮卡去罐头厂上早班的工人发现了它上面多出来的东西。
那是一个女人。
她仰面躺在界碑顶上,脊椎刚好硌在石头最尖锐的棱线上,双臂垂向两侧,左手落在保留地,右手落在市镇。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连帽卫衣,帽子半盖着额头,深棕色头发散开在花岗岩面上,被晨露打得湿漉漉的。她看上去像是被人小心翼翼放置上去的,又像是自己爬上去,然后决定再也不动了。
最先到场的是市警局的巡逻车,二十分钟后,部落警察的越野皮卡从另一个方向驶来。两辆车隔着界碑面对面停着,车灯在晨雾中打出四条光柱,把那个女人的影子投在石头表面,安静得像一幅炭笔画。
弗兰克·马登从巡逻车里钻出来,拉上外套拉链,看了一眼界碑上的尸体,然后看了一眼对面走过来的女人。
奥丽薇亚·雷德霍克穿着部落警察的深绿色制服,左肩上的臂章绣着一只展翅的雷鸟。她没有戴帽子,黑发束成低马尾,颧骨很高,眼神像结了冰的湖水。她走到界碑前站定,没看马登,目光落在死者身上。
“动了吗?”她问。
“没动。”马登说。
“你的人动了?”
“我的人还没靠近。”
奥丽薇亚点了下头,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副乳胶手套。她没有立刻戴,而是将手套攥在掌心,目光沿着死者的身体缓慢移动。马登注意到她的视线在死者的左脚踝停留了一瞬——那里的卫裤被往上蹭了一截,露出皮肤上一块不太自然的白印,像是旧伤疤,也可能是新淤青。
“你认识她?”马登问。
“不认识。”奥丽薇亚说,但她的语气里有一种让马登觉得不太对劲的迟疑。她站起身来,指了指界碑,“她在我们两边。你的辖区,还是我的?”
“这就是问题。”马登说。
这是一个没有人愿意回答的问题。
黑鸥湾的管辖权从来都是一笔烂账。理论上,界碑以东归市镇,以西归保留地,但这块石头本身到底算谁的,从来没有人写过书面协议。三十年前,市议会和部落长老会坐在一起喝过一次咖啡,据说达成了一个口头共识:界碑本身算中立地带,谁先到场谁先处理。但这个共识没有文件、没有签字、没有法律效力,只是老一辈人的记忆,而老一辈人差不多都已经去世了。
马登上任三年,一直在避免碰这种案子。他是个被发配到黑鸥湾的人,十年前在底特律做缉毒警的时候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从此职业生涯一落千丈,像一块被从棋盘上扫出去的棋子,骨碌碌滚到地图上最偏远的角落里停住了。他没有意愿在这里逞英雄,也没有兴趣参与任何形式的管辖权拉扯。他的策略很简单:低头干活,到点下班。
但今天这个案子他躲不掉了。因为他是第一个接到调度的人,而他到场之后五分钟,部落警察才收到通知。按照那个口头共识,这是他先到场的案子。
可是奥丽薇亚看起来不打算让。
“她口袋里有东西。”奥丽薇亚说。
马登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死者的卫衣右侧口袋微微鼓起,露出一角浅蓝色的卡片,像是学生证或门禁卡之类的。
他没有立刻去取。他先抬头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这条土路的两侧都是荒地,长满了膝盖高的鼠尾草和野燕麦。路东边大约四百米处,有一排闲置的旧储油罐,铁皮锈迹斑斑,已经废弃至少十年。路西边更远一些,保留地那侧,可以隐约看到几盏橘色的灯光,那是部落住宅区的边缘。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住宅、商店、加油站,甚至没有一盏路灯。把一具尸体运到这里需要用车,而这条路深夜几乎没有车经过。
“你觉得她是什么时候被放在这里的?”马登问。
“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奥丽薇亚说,“看露水的凝结程度,她的衣服已经湿透了,但头发里层还没干。体温流失的速度也对得上。具体时间要等法医,但我赌两点半左右。”
马登看了她一眼。她在被放逐到部落警察之前在哪里待过,他突然有点好奇。
他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一双乳胶手套,戴上,走到界碑旁,小心地用手指捏住那张浅蓝色卡片的边缘,把它从死者口袋里抽了出来。
那是一张阿尔比恩学院的学生证。
证件上印着死者的照片,照片里她笑得很浅,嘴唇微微抿着,像是花了很大力气才做出这个表情。名字栏里印着:梅丽莎·沃斯。专业:心理学。年级:研一。证件有效期到去年五月。
“过期了,”马登说,“她已经不是学生了。”
奥丽薇亚凑过来看了一眼照片,沉默了两秒。“阿尔比恩学院在市区东边,开车过来要四十分钟。一个退学的心理学研究生,凌晨两点半被人放到了一块她可能听都没听说过的界碑上。为什么?”
马登没有回答。他把学生证翻过来,背面贴着一张条码贴纸,贴纸下方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几乎辨认不清的小字,字迹潦草,像是匆忙中写下的:“界限计划——第三阶段。”
他把卡片装进证物袋,抬头对奥丽薇亚说:“我需要查这条线索。”
奥丽薇亚看着他,没有表态,但也没有阻止。她只是转过身,走向自己的越野皮卡,打开了车门。然后她停住,回头说了一句:“你的人到之前,我在她左脚的鞋底发现了一些碎屑。灰白色,颗粒很细,像是实验室用的防静电地砖表面涂层。你们市里没有这种东西,保留地也没有。”
“那哪里有?”马登问。
奥丽薇亚上了车,发动引擎,降下车窗说了两个字:“学校。”
她开车离开的时候,晨雾正在慢慢散去。界碑上的死者还在等待被挪动,但马登知道在确认管辖权之前,没有人会动她。她会继续躺在那块冰冷的花岗岩上,半边在保留地,半边在市镇,像一桩被两个世界同时拒绝的麻烦。
两个小时后,法医终于得到了市警局和部落议会双方的书面同意,将尸体移走。马登看着他们把梅丽莎·沃斯装进黑色的尸袋,抬上担架,推进法医车。界碑空了,只剩下一小片被压平的苔藓和一点几乎看不清的暗色印迹。
他回到警局,打开电脑,在警务系统里搜索梅丽莎·沃斯。系统返回的结果很少,而且都集中在黑鸥湾本地:她没有犯罪记录,没有交通罚单,没有报警记录。唯一一条信息是一年半前的地址变更记录——她从阿尔比恩学院的研究生宿舍搬到了东郊的一处出租屋。
他试着搜索“界限计划”,系统没有任何匹配项。
他又打开浏览器,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同样的词条。阿尔比恩学院官网没有相关内容,但学院心理学系的教师页面上,有一条不起眼的讲座通告,发布于一年多以前,标题是“服从与边界:从米尔格拉姆实验到当代权威认知”。主讲人一栏印着一个名字——朱利安·克劳利,终身教授。
马登盯着屏幕上的这个名字,想起了一件很久以前的事。十年前在底特律,他有一个做卧底的老朋友曾经在一次喝醉之后跟他提起过一个名字,说东海岸有个教授,做了一个实验,把一个人逼疯了,然后那个人从屋顶上跳了下去。那个教授也姓克劳利。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奥丽薇亚留给他的号码。
响了三声之后,她接了。
“是我。”马登说。
“我知道。”奥丽薇亚的声音很低,背景里有风吹过的声音,她应该还在户外。
“你在哪里?”
“在梅丽莎住过的拖车外面。”
马登愣了一下。“你怎么找到的?”
“我们这边有自己的方法,”奥丽薇亚停顿了一拍,接着说,“她住的拖车在东郊的奥克伍德营地,距离你的出租屋地址只有一公里。营地上个月已经被断电了,但她好像一直住在这里。门没锁,里面有一张床垫、一盏用电池的台灯,还有一面墙。”
“一面墙?”
“墙上贴满了东西。马登,我觉得你需要亲自来看看。”
“什么东西?”
奥丽薇亚沉默了一会儿,风声变得更大了,她的声音几乎被吞没了一半,但马登还是听清了她说的话。
“同一张海报,贴了至少二十份。上面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什么话?”
“‘你在寻找一个属于你的地方吗?界限计划——我们正在等你。’”
电话挂断了。
马登坐在椅子上,握着话筒,听着里面传来的忙音。窗外黑鸥湾的天空低垂着,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把这个小镇整个吞进去。他看了一眼电脑屏幕上朱利安·克劳利的名字,然后拿起外套,走出了警局。
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在他离开之后,他办公桌上的电脑屏幕闪烁了一下,然后自动弹出了一个系统提示框——他的搜索记录刚刚被另一个IP地址远程调取了。那个IP地址的注册单位是阿尔比恩学院心理学系实验中心,登录用户名只有一个字母: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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