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萨尔塞多的记事本

从针眼酒吧后门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成了深蓝色。港口区的路灯稀稀拉拉亮了几盏,剩下的全是集装箱堆场里那种高压钠灯,把整片区域泡在一种病态的橘黄色里。埃利奥沿着佩斯卡多尔街往回走,脚步声在两侧废弃建筑之间弹跳,回声和脚步本身总是差半拍,像是有人在身后不远处跟着。他停下来,回声也停下来。他继续走,回声又响起来。

走到第三个路口的时候,他终于确认了——确实有人跟着。不是回声,不是风,是一个穿着深色连帽衫的身影,身材不高,步伐很轻,和他保持着大约五十米的距离。埃利奥在街角拐弯的时候借着路灯的斜光瞟了一眼,看到那人把一顶棒球帽压得很低,帽檐下露出一截浅色的发梢。不是那个自称遗产顾问的卡斯特罗,也不是图书馆门口那些坐在轿车里的男人。这是个女人。

他没有回头再确认。监狱里待久了的人知道,被跟踪时最蠢的反应就是让对方知道你已经发现了。他继续沿着滨海大道走,步子不快不慢,从港口区走回了城里。宪法广场的喷泉在夜色里泛着白色的灯光,法院大楼的穹顶被底部的射灯照得发绿,像一枚巨大的铜锈印章盖在城市的天际线上。他在广场边上的一个公共长椅上坐下来,假装翻看白天从图书馆拿的那张名片。跟踪的人影停在了广场另一头的报刊亭旁边,假装在看已经打烊的橱窗。这个距离,埃利奥能看清她的轮廓了——年轻,苗条,背着一个斜挎帆布包,脚上是一双磨得起了毛边的帆布鞋。她看起来不像是萨尔塞多派来的那种人。那些人不会穿帆布鞋,也不会在跟踪的时候把自己的呼吸节奏暴露得那么清楚。

埃利奥站起来,朝广场旁边的地铁站走去。他走到一半突然折返,直接走向那个报刊亭。女孩的身体僵了一瞬,手从帆布包的拉链上滑下来,往后退了半步,但没有跑。

"你从针眼一路跟我跟到了这里。"埃利奥停在她三步之外,声音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个货运清单。"你叫什么名字?"

她把帽子摘下来,露出了一张不超过二十五岁的脸。她的头发是深棕色的,在路灯下泛着暖调的光,鼻梁上有一小片雀斑,下巴的线条很硬——像某个人,一个埃利奥在很久以前见过的人。她的眼睛是浅灰色的,看着他时不闪不避,但嘴唇抿得很紧。"您就是埃利奥·瓦尔加斯?"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叫克拉拉。"她把帆布包的带子往肩上紧了紧,那个动作暴露了她的紧张——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压抑了很久的急切。"克拉拉·莫利纳。胡安·莫利纳是我的父亲。"

广场上的喷泉循环到了一个新的节奏,水柱升到最高点然后散开,在夜色里发出碎银落地的声音。埃利奥低头看着她,看着那双浅灰色的眼睛——莫利纳的眼睛。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膝盖有些发软,不是身体累了,而是命运正在把一些人从坟墓里重新推到他的面前,速度太快,快得像是一列失控的火车。"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她说,"我父亲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

两个人在宪法广场东侧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店里坐了下来。店里的装潢是那种刻意做旧的工业风,裸露的水泥墙上挂着一排不伦不类的船锚装饰,收音机里在放一首很老的波莱罗舞曲。柜台后面的店员在戴着耳机看手机,对这两位深夜客人毫无兴趣。克拉拉点了一杯黑咖啡,没有加糖,端起来喝第一口的时候皱了一下眉头。埃利奥看着她皱眉头的样子,想起了马泰奥在酒吧里描述的那个戴着手套坐在角落里喝龙舌兰的年轻人。

"你在跟踪我之前,跟踪了多久?"

"三天。"克拉拉把杯子放下,手指在杯沿上画着圈。"从您在图书馆查微缩胶片那天起。您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在宪法广场对面的书店里,您去中央火车站的时候我在围挡外面等了四十分钟,您去针眼的时候我坐在街对面的废弃店铺里等了一个半小时。"她报出这些细节的时候像是在读一份侦察报告,语气里带着一丝无法完全隐藏的骄傲。"我在社区大学读过两年刑事司法,还没毕业。但我爸留下的东西,我看了快七年。"

"你父亲留下了什么?"

克拉拉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夹,放在桌上。文件夹的封面用透明胶带粘着一张标签,上面用打字机打着:"胡安·莫利纳——个人文件"。她打开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推到埃利奥面前。"这是我能找到的关于他的唯一一张执勤照。"

照片很旧了,边角卷曲,背面有一层发黄的胶痕。照片上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警察,穿着圣安布罗西奥警局的深蓝色制服,站在一辆巡逻车旁边。他的长相很普通——中等身材,圆脸,浅灰色的眼睛,嘴角挂着一个不太自信的笑容。他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没有戴手套。埃利奥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这个人就是那个在八月盛夏戴着白手套坐在针眼酒吧角落里喝龙舌兰的年轻人。这个人就是那个三天后从货栈楼顶摔下来的人。这个人就是那个被萨尔塞多称为"训练导师"的人。"他很年轻。"

"比我现在还年轻。"克拉拉把文件夹翻到另一页,里面夹着一张用铅笔手绘的表格。"这是他死前那个月的执勤搭档表。我花了两年时间从警局档案馆的废纸堆里找到的——不是正本,正本已经销毁了。这份是工会内部传阅的排班草稿,被一个退休的工会干事夹在了一本旧年鉴里。"

埃利奥低头看那张表格。纸张已经脆得几乎一碰就碎,铅笔字迹模糊不清,但最上面一排的日期仍然可以辨认:1981年4月。莫利纳的名字出现在表格的左列,他的搭档那一栏里,同一个名字重复了三十行——伊·萨尔塞多。三十次。四月份的每一天,他们都被安排在同一个巡逻区。"排班草稿上有没有写巡逻区域?"

"有。南岸工业区。整个四月份,他们被安排在同一个区域,和1976年8月的安排完全一致。"克拉拉把文件夹合上,双手按在封面上。"瓦尔加斯先生,我调查了七年,不是为了给我父亲翻案。我知道他做了什么——或者至少,我知道他卷入了什么。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死。"

埃利奥端起自己那杯已经凉了的茶,喝了一口。苦涩的茶碱在舌根蔓延开来,让他清醒了些。"你母亲知道多少?"

"我母亲三年前去世了。"克拉拉的声音忽然变得很低,低到咖啡店的音乐几乎要把她的话吞没。"她生前从不愿意谈我父亲。每次我问起,她都说他是个好人,一个好警察,然后就走开。直到她去世前两个月,有一天晚上她忽然把我叫到她床边,交给我一把钥匙。"

"中央火车站的钥匙?"

克拉拉抬起头,浅灰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愕。"您怎么知道?"

"因为我昨天刚用了我自己的那把。"埃利奥从外套内侧口袋里摸出那把铜钥匙,放在桌上。两把钥匙并排躺着——他的钥匙拴着刻了"B-47"的铁牌,她的钥匙拴着刻了"B-48"的铁牌。同一家制造商的字体,同一个年代的锈迹,同一条走廊里的两个相邻储物柜。一把钥匙开启的是一个空信封,另一把钥匙开启的是什么,他还不知道。

克拉拉盯着那两把钥匙看了很久,然后用很低的声音说:"我没有去打开那个柜子。"

"为什么?"

"因为我害怕。"她抬起头,直视埃利奥的眼睛。她的瞳孔在咖啡店昏暗的灯光下放得很大,但眼眶是干的。"我害怕打开那个柜子之后,会发现我父亲不是一个被我母亲美化了一辈子的好人,而是一个——"她停住了,嘴唇微微发颤。

"一个杀过人的人。"埃利奥替她把话说完了。

沉默降落在他们之间的桌子上,像一块浸满了水的厚布。波莱罗舞曲结束了,收音机里换成了午夜新闻的报时,一个冷冰冰的合成音念出"零时整"三个字。

埃利奥把两把钥匙都收进了外套口袋。"你父亲的储物柜里可能什么都没有。也可能有证据。还可能只有一封信,告诉他为什么他必须死。"他站起来,把茶钱放在桌上。"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中央火车站。两个人开锁,总比一个人快。"

克拉拉也站了起来,把文件夹装回帆布包。"您不问我为什么来找您吗?"

"你来找我,和莉迪亚找马泰奥的原因是一样的。"埃利奥推开咖啡店的玻璃门,外面的夜风灌进来,带着港口特有的柴油和海盐混合的气味。"一个人守着秘密守得太久了,快憋死了。"

他们在宪法广场分的手。克拉拉往北走了,她的帆布鞋踩在石板地上的声音很轻,越来越远,直到被广场尽头有轨电车的铃声完全盖住。埃利奥一个人走回旅馆,路上经过了一家还在营业的药店,买了两卷绷带和一盒止痛片——他的膝盖从出狱那天就开始疼,今晚疼得更厉害了,大概是走了太多路。

旅馆前台的秃顶老板又在看报纸。他看见埃利奥进来的时候,从眼镜上方瞄了他一眼,说了句:"有人又给您留了东西。"他递过来一个牛皮纸包裹,大约一尺长半尺宽,外面没有贴任何寄件人标签,只有用记号笔写的两个粗黑字:"瓦尔加斯"。

埃利奥接过包裹。纸包很轻,里面的东西摸上去软软的,像是一块布。他谢过老板回到房间,把椅子卡在门把手下,然后坐在床边拆开了牛皮纸。

里面是一块旧毛巾,不是什么布。毛巾是那种圣安布罗西奥港口医院外科病房用的,白底蓝条纹,质地已经洗得起了球。毛巾里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迹和上一次收到的那封匿名信一模一样——同一个人的蓝色圆珠笔,同一个潦草而急促的字体:

"我不该把这些给你。但我快死了。我活不了几个星期,死了以后这些东西就没有人知道了。所以趁我还活着,你去找这些人:

法医费尔南多·巴斯克斯,1976年做了尸体解剖。他现在住在北郊老人院。找到他,问他为什么在第一份报告里写了针眼状出血,在最终报告里删掉了。

法官赫拉尔多·索托的遗孀还在上城区住。索托1983年死于心脏病。他的书房里有一幅画,是阿科斯塔在宣判后送给他的。画出价很便宜,但裱框是金的。

辩护律师卡洛斯·阿吉拉尔在港口区开了一家地产中介。他是所有人里唯一还活着、还没有退休、也还没有躲起来的人。问问他为什么在庭审的最后一天放弃了关键证人的交叉询问。

看完烧掉。"

纸条的末尾没有签名,和上次一样。埃利奥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比上面的所有字都更潦草,像是写完之后又在上面划了一道:

"你只有两个星期。不是我的时间,是他们的。"

他把纸条放在床单上,摊平。信息在昏黄的床头灯下清清楚楚,每一个字都很稳,没有任何颤抖的痕迹。写字的人没有恐惧。他说的"快死了"也许是真的,也许是一个让埃利奥认真对待这份名单的策略。但不管真假,这份名单是一张地图,一张把1976年夏天的那场谋杀案从法院穹顶一直连到港口深处的货栈底层的、沉默的、蛰伏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地图。

埃利奥拿起旅馆房间里的便携电话,按下了信息台的号码。"请帮我查一下圣安布罗西奥北郊老人院的地址。"接线员报了一个街道名称和一个邮编。他记在纸条背面的空白处。然后他拨了第二个号码——克拉拉留给他的手机号。

"是我。今晚不要去中央火车站。"他的声音压得很低,"明天早上也别去。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一件事:B-48储物柜旁边有没有被人提前动过。萨尔塞多的外号叫针眼,不是因为他手下的酒吧。是因为他看东西从来不会漏掉。如果他把你父亲的柜子清空了,我们不能空着手进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克拉拉的声音传来,像是站在风口:"如果他清空了,我们还找什么?"

"找灰尘。"埃利奥看着窗外港口区的灯火,那些集装箱堆场的橘黄色灯光在黑暗中排列得像是一串被掐灭了的烟头。"他清得掉东西,清不掉灰尘。灰尘会告诉我们柜子里曾经放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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