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次郎住在星砂岛最北端的灯塔脚下。
那是一栋用废弃船板搭建的棚屋，屋顶压着七八个生锈的船用蓄电池，墙壁的缝隙里塞满了发黄的旧报纸。朴泰洙在破晓时分敲响了那扇用渔船舱门改成的门板，敲了三下，无人应答。他试着推了一下，门没有锁，向内敞开，发出一声悠长的呻吟。
屋里没有点灯。但借着从墙缝透进来的晨光，他看见一个人坐在屋子正中央的轮椅上，背对着门口，面朝一扇被木板钉死的窗户。
“松本次郎先生。”
轮椅缓缓转过来。手电筒的光束照亮了那张脸：左半边是正常的衰老状态，皱纹深刻，眼窝深陷；右半边从额头到下颌，覆盖着一片陈年的烧伤疤痕，皮肤扭曲成蜡状的褶皱，右眼完全被疤痕封死，只留下一道细细的缝隙。
“四十三年来，你是第一个叫我‘先生’的人。”松本的声音和录音里一模一样，嘶哑、缓慢，每个字都像从砂纸上磨出来的，“你父亲以前叫我次郎。那时候我还是个渡船工。”
朴泰洙把录音机放在桌上，按下播放键。松本自己的声音在逼仄的棚屋里回荡：“我叫松本次郎，今年七十三岁。四十三年前我犯了故意杀人罪。死者叫早川诚一郎——”
“把它关掉。”松本说。
朴泰洙按下停止键。
“那段录音不是我录的。”松本转动轮椅，面向那扇钉死的窗户，“是有人让我对着稿子念的。那个人说，只要我录这段话，就把我儿子的下落告诉我。”
“你儿子？”
“松本诚。昭和五十八年出生。失踪的时候十九岁。”松本唯一的那只眼睛眨了一下，“他去东京念大学，放春假回岛上，说在旧海关大楼的废墟里找到了一份他爷爷留下的文件。第二天他就消失了。”
昭和五十八年。朴泰洙在心里换算了一下——1983年。和早川诚一郎死亡的年份相同。
“那份文件是什么？”
“我不知道。诚没有给我看。他只说了一句——”松本顿了一下，“‘爸爸，爷爷当年不是自愿签字的。’”
棚屋里安静了下来。风从墙缝灌入，吹得旧报纸发出沙沙的响声。朴泰洙注意到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是一个穿着高中制服的少年，笑容灿烂，站在灯塔的入口处。照片下方用图钉钉着一枚小小的御守，红色的织锦已经褪成了灰粉色。
“你儿子失踪之后，你有没有报警？”
“报了。”松本的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当时的驻在警官叫渡会信弘。他说他会调查。调查结果是一个月之后交给我的——‘没有他杀痕迹，推测为自行离岛’。”
渡会信弘。三十九岁时的渡会信弘。朴泰洙试图在脑中拼凑时间线：1983年，渡会信弘还不是渔业协会会长，而是星砂岛的驻在警官。那一年，早川诚一郎死了，松本诚失踪了，而负责调查这两件事的，是同一个人。
“所以早川诚一郎不是你杀的。”
松本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转动轮椅，移向墙角的一个旧衣柜。他用那只布满老年斑的手拉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一个铁制的饼干盒，盒盖上印着已经模糊不清的英文字母。
“我没有杀早川诚一郎。”他打开饼干盒，里面是一叠发黄的剪报和几封信件，“但我确实去了旧海关大楼后面。那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渡船码头，说早川诚一郎要见我，要谈关于我父亲的事。”
“你父亲松本隆。”
“是。我父亲1948年是自治会会长。他签了那份沉船命令。但他签字之后不到一年就死了——昭和二十四年秋天，从码头上摔下去，头撞在礁石上。”松本翻开饼干盒里的一封信，“死之前三个月，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上说，‘次郎，我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事。但当时我没有选择。有人告诉我，如果我不签字，会有更坏的事情发生。’”
“什么人？”
“信里没有说。但我后来查到了一些东西。”松本从饼干盒最底层抽出一张照片。照片和早川在旧海关地下室找到的那张极为相似：同样的夜晚，同样的弃置港，同样的火把和人群。但这一张拍摄的角度不同，镜头对准的不是跪地的金昌浩，而是人群外围的两个人。
那两个人站在一块礁石上，远离火把的光圈。其中一个穿着旧式西装，戴着圆框眼镜，身材瘦高。另一个人穿着渔业协会的干部制服，身形魁梧。
松本指向那个穿西装的人：“这是早川诚一郎。”然后指向那个干部，“这是我父亲松本隆。”
照片里的两个人正在交谈，表情被阴影遮住，但姿态清晰可辨：早川诚一郎在说话，松本隆在听。而且松本隆的头微微低着，像一个接受命令的下属。
“昭和二十三年十月九日晚上，在码头拍下这张照片的人，”松本说，“是当时的驻在警官，名叫朴正焕。”
朴泰洙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朴正焕。他的祖父。他在星砂岛驻守十一年，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祖父也曾在这座岛上担任过驻在警官。
“你祖父拍完这张照片之后，”松本继续说，“把底片藏了起来。二十年后，他把底片交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又藏了二十年，死之前把它交给了我。”
“然后你的儿子找到了它。”
“是。”松本的声音忽然变得极其疲惫，“诚找到的不止是这张底片。他还找到了他爷爷的另一封信——不是给我父亲的那封，是写给早川诚一郎的回信副本。信上说，‘阁下所提方案，我已理解。但三十七人数量过大，恳请缩减至十五人以内。’”
朴泰洙感到一阵眩晕。松本隆，1948年自治会会长，在沉船命令上签字的人。但他曾经恳求过减少人数。而那个恳求被拒绝了。
“早川诚一郎是怎么回答的？”
“没有回答。”松本说，“因为第二天船就沉了。我父亲没有等到回信，只等到了执行命令的截止时间。”
棚屋里的光线渐渐变亮。墙上那些旧报纸的标题开始变得清晰可辨。朴泰洙扫了一眼，发现报纸的日期集中在1983年夏天到秋天。有几张是《北海民友新闻》的头版，标题分别是：“星砂岛青年失踪事件调查无进展”、“失踪者父亲呼吁警视厅介入”、“渡会警官：排除他杀可能，案件暂时封存”。
“你把这些报纸贴了四十三年。”
“我每天都在看。”松本说，“提醒自己，我儿子的失踪不是意外。就像早川诚一郎的死不是意外，金哲洙的死不是意外。这座岛上，从来没有人是意外死亡的。”
朴泰洙从派出所带来证物袋，从中取出早川的录音笔和那枚太极徽章碎片。他把徽章放在松本的手掌上。
“你认识这个吗？”
松本唯一的那只眼睛凝视着徽章，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用拇指摩挲着徽章背面刻的那行字——“海底的人不需要补偿”。
“这是金昌浩的徽章。”他说，“昭和二十三年，韩裔劳工每个人都在衣领上别着这枚徽章。不是装饰，是信物。意思是如果有一天他们回不来了，这枚徽章就是留给家人的唯一的遗产。”
他翻过徽章，看背面。
“但这行字不是金昌浩刻的。金昌浩不识字。刻这行字的人，是当时岛上的诊所医生，山田清。”
山田清。朴泰洙记起这个名字。在旧海关地下室的医疗日志上，记录人是山田清。日志详细记录了1948年10月8日到10日之间接诊的十七名日裔伤者，但没有任何韩裔劳工的就诊记录。
“山田清还活着吗？”
“死了。”松本说，“平成七年死的。但他有一个女儿，叫山田由纪子，今年应该六十五岁了。住在东京。她手里可能有她父亲的遗物。”
就在这时，棚屋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门被猛地推开，文老伯站在门口，脸上没有血色。
“泰洙，你必须现在就去镇公所。”
“怎么了？”
“有人在广场上贴了一张名单。”文老伯的嘴唇在发抖，“名单上写着1948年沉船事件十七个签字人的名字。还有他们的住址。还有他们的后代现在的住址。”
朴泰洙冲出棚屋。在路上，文老伯断断续续地告诉他事情的经过：天亮之前，有人趁着风雪减弱的间隙，在镇公所门口的公告栏上贴了那张名单。名单是用毛笔写的，字迹工整，纸张是那种老式的和纸。每个名字旁边都用红笔标注了后代的下落，精确到门牌号。
其中一个人的名字被红笔圈了起来。
渡会信弘。
“已经有日裔镇民去渡会家门口聚集了。”文老伯说，“他们不是去支持他的。他们要求他解释——为什么他的父亲是签字人，为什么他担任驻在警官期间隐瞒了松本诚的失踪，为什么他当了渔业协会会长之后继续掩盖事故。”
镇公所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七八十人，比昨天码头上的人更多。人群不再按照族裔站队，而是混杂在一起。日裔和韩裔并肩而立，面对着同一个方向——渡会信弘的家。
渡会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他的黑色大衣换成了深灰色的棉袍，头发没有像往常一样梳得一丝不苟，几缕白发散落在额前。但他的背挺得笔直，双手背在身后。
“诸位。”他的声音仍然平稳，但朴泰洙听出了一种四十三年来第一次出现的颤音，“名单上写的都是真的。我的父亲渡会重信，1948年时任渔业协会副会长。他签发了沉船命令。”
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喧哗。
“但他不是决策者。”渡会提高了声音，“决策者叫早川诚一郎，时任厚生劳动省官员。他代表的是东京的意志。我父亲只是一个执行者——一个在面对国家意志时选择了服从的执行者。”
“那你呢？”姜成浩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你在1983年面对的是什么国家意志？”
渡会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举到所有人都能看见的高度。那是一个深蓝色的丝绒布袋，和寄给早川正义、姜吉秀的包装完全一致。
“今天早上，有人把这个放在我门口。”渡会解开白色丝带，倒出里面的东西——第三枚被掰断的太极徽章。他翻过徽章背面，上面刻着一行字：
“没有选择的人，也是共犯。”
渡会的声音压过了所有喧哗：“松本诚失踪的那天晚上，来找过我。他拿着他爷爷的遗书，问我能不能帮他找到真相。我告诉他，回家去，不要查。”
他停顿了一下。
“第二天，松本诚就消失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消失的，但我知道，如果我没有叫他回家，也许——”
他没有说完。
人群中忽然有人喊了一声：“海报上那个被圈起来的人，是凶手！”
接着是第二声：“渡会一家毁了这座岛！”
然后是第三声：“把他带出来！”
人群开始向前涌动，像涨潮的海水缓缓漫过堤坝。朴泰洙拔出警棍，挡在渡会身前，但他知道自己一个人无法阻挡七八十个被愤怒驱使的人。
就在这时，姜成浩忽然转过身，面向涌动的人群，张开了双臂。
“停下。”
他的声音不大，但清晰得令人心惊。
“如果我今天让你们动了私刑，”他说，“那我就和1948年那些拿火把的人没有区别。”
人群停滞了。有人推了他一把，他踉跄了一下，但没有放下手臂。
“渡会信弘需要接受审判，”姜成浩说，“但不是在这里，不是在现在，不是在暴风雪里。他应该在法庭上受审。就像早川先生希望的那样。”
他说出了“早川先生”这四个字的时候，人群里的愤怒忽然被什么东西消解了——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化成了另一种更复杂的情感。有人低下了头，有人退后了一步。
朴泰洙抓住这个间隙，抢上前一步，提高了声音：“我以驻在警官的身份宣布，渡会信弘因涉嫌伪造证据、包庇犯罪，将予以拘禁。等待天气恢复后移交警视厅。”
他用手铐铐住了渡会信弘的手腕。渡会没有反抗，只是在手铐合拢的一瞬间，轻声说了一句话，只有朴泰洙能听见：
“那个把徽章送给我的人，戴着一顶旧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但我看到了他的手——手背上有一道很长的烫伤疤痕。”
朴泰洙的手微微一顿。
他见过那道疤痕。不是一次，而是很多次。在发电站，在码头，在旧海关大楼的地下室里。那道疤痕属于一个提着煤油灯的人。
煤油灯。文老伯从不离手的那盏煤油灯。
他缓缓转过身。广场边缘，文老伯仍然站在原地，手里仍然提着那盏灯。火光在玻璃罩内平稳地燃烧，照着他的脸。
他对着朴泰洙轻轻点了一下头。
然后消失在了人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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