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丹城警局三楼的日光灯管发出持续不断的低频嗡鸣，朴海镇已经听了它整整十七年。这种声音像某种官僚机器的呼吸频率，永远在运作，永远不停止，也永远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四个失踪者的档案在桌面上排成扇形，每一份的最后一页都盖着相同的蓝色长方形印章——“跨境司法互助申请不予受理”。印章下面是审查会的编号和日期，四个日期集中在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一月之间，时间跨度刚好两个月。
四个人的体貌数据他已经反复核对了三遍。年龄在二十五到三十五之间，身高在一米七到一米八之间，全部从事体力劳动，全部在永隔墙五公里范围内居住。他把这些数据和涵洞里那具无名尸做比对，发现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规律：这四个人的体格和死者高度相似，仿佛失踪者是在被某种标准筛选过之后才被允许消失的。
他拨通了法医办公室的内线电话。“指甲里水泥粉尘的比对结果出来了吗？”
法医的声音带着熬夜后的沙哑：“刚出来。死者指甲里的水泥样品和永隔墙地基使用的型号成分高度匹配，尤其是氧化镁含量和硅酸盐比例，几乎一模一样。这种配比是当年黑泽建设专为永隔墙工程定制的配方，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她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下一句话，“朴队，这个人要么是在墙底下干活，要么就是在墙底下挖洞。”
朴海镇挂掉电话，把四个失踪者档案的复印件叠好塞进公文包。他拿起桌上的车钥匙，走到门口时被一个年轻警员拦住，说跨境协查科那边打来电话，口气强硬地要求他停止对封存档案的调查。朴海镇看了警员一眼，平静地说：“下次他们打电话来，让他们本人来见我。”
他推门走出了警局。
永隔墙在新丹城的西边，开车过去需要四十分钟。这段路他走过无数次，每次都能看到同样的景象：荒废的农田里长满了野草，水泥路面被重型卡车压出一道道裂缝，路边的民房窗户大多用砖块封死，墙壁上喷满了褪色的标语。有些标语写着“统一”，有些写着“防御”，两种相反的声音在墙的阴影下争夺着早已人去楼空的村庄。
他把车停在一片废弃的采石场旁边。这里距离永隔墙不到三百米，地面到处是碎石和生锈的机械零件，空气中飘着细如面粉的石灰粉尘。根据失踪者档案里的信息，有四个人最后的行踪地点都在这个区域附近，其中一个人——朴正焕——曾经在这片采石场给一家小型运输公司打过工。
他绕过采石场的围栏，走进一间半塌的工棚。工棚的屋顶漏了一个大洞，阳光从洞里照进来，在地面上画出一个明亮的圆形光斑。野草从水泥裂缝里长出来，靠墙堆着一些腐烂的木箱和塑料桶。他蹲下来检查地面，发现水泥地板上有一块区域的裂缝比周围更宽，整体呈一个规整的长方形——约两米长，一米宽。这不是自然开裂，是有人用工具沿着预制的缝隙撬开过。
他用随身带的瑞士军刀撬起一块水泥碎片，下面的土层颜色比周围深，而且松散，像是被翻动过。他继续往下挖了大约十厘米，指尖碰到一个坚硬的金属物体。
那是一块铸铁盖板，表面涂着防锈漆，边缘刻着两个字母：K・Y。
他花了将近二十分钟才把盖板周围的土清理干净。盖板下面是一个垂直向下的洞口，直径大约八十厘米，勉强够一个成年人蜷缩着通过。洞口的内壁用水泥加固过，表面光滑，技术相当专业，不是随便挖出来的土洞，而是经过工程设计的通道。他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往下照，光束消融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照不到尽头。
他没有贸然下去，而是把盖板重新盖上，用浮土和碎石做了伪装，然后记下了这个地点的精确坐标。
同一天下午，扶桑共和国新京市北郊。
安藤诚在老加油站等到了他要见的人。对方开着一辆白色的冷冻货运卡车，车身涂着“山田物流”四个字，字体被风雨侵蚀得斑驳模糊。司机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头发剃得很短，脸型方正，眼角有一道旧伤疤，从眉骨一直延伸到颧骨。他叫山田稔，是山田家族的当家人，在扶桑这边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跨境物流公司。他同时也是安藤诚花了三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线人——不是用钱，而是用信任。三年前山田稔的侄子因走私罪被起诉，是安藤诚通过系列调查报道揭露了案件中警方伪造证据的事实，侄子最终获释。从此山田稔欠他一条人情。
两人坐在货车驾驶室里，发动机怠速运转的震动让整个车厢微微发抖。空调出风口吹出带着柴油味的热风，挡风玻璃上积了一层细细的灰色尘土。
安藤诚把装着螺栓的证物袋递过去。山田稔用粗糙的手指捏着螺栓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然后把目光移向窗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说话。
“K-7型通风盖螺栓，一九九二年产的，黑泽建设专门为永隔墙维修通道定制的型号。市面上早就没有了。”他把螺栓还给安藤诚，从仪表盘下面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根却没有点燃，只是夹在手指间来回转动，“这东西应该是装在维修通道的通风口上的，那种维修通道当年黑泽建设修墙的时候在墙体里留了不少，官方说法是方便日后检修电缆和排水管。但是修过墙的人都知道，这些通道的深度和走向根本不合理——有些通道往地下延伸十几米，在墙基下面拐弯，一直通到辰韩那边的排水系统里去。”
安藤诚问他这些通道现在还有多少在使用。
山田稔把没有点燃的香烟叼在嘴里，用一种近乎嘲讽的语气笑了一声。“你觉得呢？三十年了，这些通道从来没有被封死过，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有人来检修，但是检修记录从来不在官方档案里。走这些通道的人不叫走私犯，叫‘地下物流从业者’，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规则、自己的价格体系、自己的账本。黑泽安保的人不是不知道这些通道，他们是不想知道。或者说，他们知道，但他们要收过路费。”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黑色笔记本，翻到中间一页，把上面的内容展示给安藤诚看。那一页上密密麻麻地用铅笔写满了数字和人名，像是一份流水账，每一笔都标注了日期、货物内容、路线编号和分成比例。最后一笔记录的日期是今年一月份，涉及金额高达一千二百万扶桑圆，旁边标注着“K线通行费”。
黑泽安保每个月从这些通道里抽取的通行费，数额相当于一家中型企业一年的营收。
安藤诚问山田稔知不知道一个叫田中胜的人。
山田稔在听到这个名字时眉头皱了一下，把嘴里的香烟取下来，认真地看了安藤诚一眼。“你从哪里听到这个名字的？”
“你只需要告诉我知道什么。”
山田稔沉默了几秒钟，随后把烟放回烟盒里，像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田中胜是黑泽安保特殊勤务组的组长，去年十一月刚刚上任。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保安。他在孤儿院长大，成年后一直在社会底层游荡，做过搬运工、夜店保安、收债人。在街头混了很多年，以暴力倾向闻名，有三次因伤害罪被抓，但三次都没有被判刑——每次都有人帮他脱罪。他有一批手下，全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家庭，没有牵挂，对社会充满愤怒。黑泽安保把他们招进来之后只做了一件事：给他们灌输仇恨。”
“什么样的仇恨？”
“对辰韩人的仇恨。墙那边的所有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是渗透者、是威胁、是必须清除的垃圾。”山田稔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复述某种他听过无数次的教条，“把这种话灌进一群没有家庭、没有退路的年轻人脑子里，再给他们一把刀和一张写着‘合理确信’四个字的授权证书，结果是什么你比我清楚。”
安藤诚在手边的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笔尖用力到几乎划破纸面。他问山田稔是否知道特殊勤务组具体的行动模式。
山田稔转向窗外，目光落在远处永隔墙灰暗的轮廓上。他的侧脸在车窗玻璃上映出一个模糊的倒影，那道从眉骨延伸到颧骨的旧伤疤在阴影中显得格外深刻。“他们不写在纸上。所有行动都是口头传达，没有书面记录，没有正式授权。但我知道的是，自从田中胜上任以来，特殊勤务组的夜间巡逻次数增加了三倍，而他们的巡逻区域全部集中在地下维修通道的入口附近。”
安藤诚合上笔记本，整理着散落在脑海中的碎片。黑泽安保、特殊勤务组、田中胜、地下通道、通行费、仇恨灌输——这些元素开始隐隐地拼接出一个轮廓，像一个庞大机器的齿轮正在缓慢咬合。但机器的心脏在哪里？它被谁驱动？它的运转逻辑是什么？
他还需要一个关键的证据，一个能把所有齿轮串联起来的轴心。
山田稔重新发动引擎，准备离开。在挂挡之前，他忽然转头对安藤诚说了一句让整个调查方向发生偏移的话。“你刚才问的那个螺栓——K-7型——它不是从墙的维修通道里掉出来的。那种螺栓只用于一种结构：垂直入口的密封盖板。就是那种通往地下深层的暗门。而这片区域里，只有一个地方能容得下那种结构的通道。”
安藤诚握着车门把手停下来。“哪里？”
“山田物流的一号仓库地下一层。”山田稔看着他，眼睛里的表情混合着愧疚和某种积压多年的无奈，“那条通道的入口就在我公司下面，是当年我父亲留给我的。我没有用过它，但是我也没有封掉它。因为通道的另一头——”他停顿了一下，嘴唇微微颤抖，“——是我表姐的家。她叫朴明玉，住在墙那边的新丹城。”
安藤诚感到自己手心里的汗渗进了笔记本的封皮。他想起朴海镇在新丹城涵洞里发现的那具无面尸体，想起死者指甲缝里那些荧光绿的阴隧藓，想起朴明玉儿子手腕上那条红绳。所有这些碎片在这一刻忽然拼接到了一起，像一道闪电照亮了黑暗中的版图。
被永隔墙劈开的两个家族，用一条地道重新连接。
地道不是走私的工具，地道是被割断的血脉在泥土里长出的另一种血管。有人在三十年的黑暗里，用一把铁锹在地下反复挖掘，只是为了能在被隔离的夜晚见一眼母亲，把一坛亲手腌制的泡菜送过那道世界上最荒谬的边界线。
而田中胜和他的特殊勤务组，就在那些血管里巡逻。
安藤诚推开车门，站在废弃加油站的水泥地面上，看着山田稔的白色货车消失在公路尽头的雾霭里。海风从墙的方向吹过来，咸腥的空气里裹挟着若有若无的泥土味，那是从他脚下看不见的深处透过土壤的缝隙升上来的气息——地道的气息，阴隧藓的气息，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和亲情的味道。
他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个需要在暗网上才能查到的号码。响了五声之后，一个女人接了起来。她只说了一句话就挂断了。
“第三条隧道有人受伤了，需要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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