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隐在染布坊后院找到了那个少年。
不是在前院的染缸旁边，也不是在那间堆满白布方块的土屋里。是在后院。后院有一棵老槐树，树冠遮住了半边天，月光从枝叶缝隙里漏下来，碎了一地。少年坐在树根上，背靠树干，那条跛了的右腿伸直了搁在一截露出地面的树根上。他的钟馗面具摘了，搁在膝盖上，红面虬髯的鬼王面孔朝天仰着，两只空眼窟窿里盛满了月光。
他没有发现周隐。
他在唱歌。
不是那首“无面神”，不是那首“路家的灯灭了”。是另一首。调子更老，更慢，像老奶奶在灶台边上哄孙子睡觉时哼的那种，气若游丝，一句三叹。周隐听了几句，辨认出那是襄阳本地的古老民歌，唱的是汉水上的船夫和岸上的姑娘，调子本该是欢快的，但被少年唱得像挽歌。
周隐站在槐树的阴影边缘，没有走过去。他忽然不想打断这个画面。跛脚少年在月光下唱歌，膝盖上搁着钟馗面具，四周晾着的蓝布在夜风里晃，像一面面没有旗杆的旗。这是他三天来第一次看到少年不是在做面具、不是在发面具、不是在暴乱现场举起布轴——只是一个少年，坐在树底下唱歌。
然后歌声停了。
“阿兄，”少年没有转头，但他知道周隐在那里，“你站了很久了，脚不麻吗？”
周隐从阴影里走出来，在少年对面的一块石墩上坐下。石墩是染匠用来捶布用的，表面被木槌砸得坑坑洼洼，坐上去硌得慌。他坐定之后，看着少年的侧脸。月光从槐树叶间漏下来，在少年脸上画了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把他的脸分割成好几块，每一块的表情都不一样。
“你知道我会来？”周隐问。
少年把钟馗面具从膝盖上拿起来，翻了个面，用手指摩挲面具内侧。内侧被戴过很多次，陶土被汗水和呼吸的水汽浸润得发亮，颜色比外侧深了一层。他把面具扣回膝盖上，钟馗的脸重新朝天。
“我不知道。”少年说，“我每天晚上都坐在这里。你来不来，是你的事。”
这句话让周隐心里动了一下。我每天晚上都坐在这里——不是等某个人，就是坐着。一个人，一棵树，一张面具，满院子晃荡的蓝布，和月光。这是一个十五六岁少年该有的夜晚吗？他应该和别的少年一样，在上元夜里提着鱼龙灯在街上跑，追着踩高跷的艺人，偷喝大人碗里的屠苏酒。但他没有。他做了几百张没有五官的面具，把它们分发给全城的人，然后坐在树底下唱挽歌。
“我来问一个问题。”周隐说。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少年把面具翻过来，看着钟馗的脸，“你想问我，那些面具是谁让我做的。你想问我，我知不知道那些面具是拿来干什么的。你想问我，上元夜那天晚上，我有没有进路家的宅子。”
周隐没有说话。少年的回答已经超过了他想问的范畴。
“我进去了。”少年说。他的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染坏了一匹布。“我用一根布轴打了路家的管家。他姓王，下巴上有一颗大黑痣。去年冬天，他来染布坊拿布，不给钱，我说不行，他就踹了我的膝盖。我的膝盖刚好过两天，又被他踹断了。踹断了之后他还站在染缸边上笑，说跛子本来就是废人，踹一脚少一脚。”
他转过头来，看着周隐。月光把他脸上的明暗条纹重新排列了，这一次照亮了他的眼睛。“我打了三下。第一下打在他肩膀上，他回头看我，我打了第二下，打在脸上，他倒了。然后我打了第三下，打在同一个膝盖上。”
周隐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复仇的快感，没有后怕，没有愧疚。只有一种奇怪的、近乎临床观察般的精确——他记得打了三下，记得每一拳落下的位置，记得那个管家倒下去时的脸朝哪个方向。这种精确在侧写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解离性回忆”——当一个人在极端情绪状态下实施暴力时，大脑会自动切换到观察者模式，把记忆刻成一段旁观者的录像，连细节都分毫不差。这不是冷血，是心理自我保护。
“你有没有打死他？”周隐问。
“没有。”少年说，“我打完三下就停了。不是不想打死他。是有人抓住了我的布轴。”
“谁？”
少年沉默了片刻。槐树叶在他头顶沙沙响，风从南边吹来，带着汉水的水汽和藻腥味。远处有更夫敲梆子，三更。
“路崇文。”少年说。
周隐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这是他预想过的答案，但听到这个名字从少年嘴里说出来，还是让他的胸口往下沉了半寸。路崇文——那个穿墨绿袍子的刀笔吏，那个被逐出家门的长子，那个手腕上刺着空心圆圈的沉默男人。他不仅策划了面具的分发，不仅在奏章上精心措辞，他还在屠杀现场，亲手拉住了少年的布轴。
“他拉住我之后，”少年继续说，“看着地上那个人。王管家满脸是血，抱着膝盖在地上滚。我以为路崇文会骂我，或者打我。但他没有。他蹲下来，看了看王管家的膝盖，然后站起来对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你打错了地方。’他说，‘膝盖会肿，会疼，会跛，但不会死。如果你要他死，就打在——’”少年停住了，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在颧骨上方画了一个圈，“‘打这里。耳根往上两寸。一击就够了。不要多打。多打是你自己的事，不是他的事。’”
周隐听到这段话时，后背的寒毛竖了起来。他不是因为这段话的内容而发凉——在大理寺的刑案卷宗里，他见过更残忍、更精确的杀人指导。他发凉是因为这段话的措辞风格——冷静、精确、有教学性质，每一个用词都经过筛选，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任何情绪渲染。这和路崇文誊写奏章时的文风一模一样，和他向周隐坦白身份时的语言节奏一模一样。这个人在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时都保持着同一种精确，无论是杀人还是写字，用的是同一种脑回路。
“所以你最后打在哪里？”周隐问。
少年没有回答。他把钟馗面具重新戴在脸上，透过眼窟窿看着周隐。钟馗的脸在月光下显得更狰狞了——红面虬髯、豹头环眼，但周隐知道，面具后面的那张脸，表情可能平静如水。
“我没有打死他。”少年终于说，“我把布轴扔了，转身走了。路崇文在后面叫我，我没有回头。后来我听说王管家死在偏院里，是被另外的人用扁担打死的。不是我。但我也没觉得高兴。我就是觉得——膝盖不疼了。”
他把钟馗面具摘下来，放在石墩上，和周隐隔着一尺的距离。月光滑过面具的额头，在眼窝深处停住，照不到底。
“阿兄，你问我知不知道面具是拿来干什么的。我知道。从第一天做面具的时候我就知道。不是路崇文告诉我的。我自己知道的。”他转过头，看着院子里晾着的蓝布。蓝布在夜风里翻卷，像一群找不到归巢的鸟。“刘老丈的胡饼铺子被路家白拿了十年，他一句话都不敢说。茶棚何婶的女儿被路崇义糟蹋了，跳了井，她每天还在茶棚里对着客人笑。染布坊的陈师傅被路家打断了三根肋骨，伤好了以后走路是歪的，每次看到路家的人来收布，还是得哈着腰递茶。”
他把手放在钟馗面具上，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陶土，发出沉闷的嗒嗒声。
“这些人，你不用教他们恨。他们心里早就恨透了。他们需要的不是教。是有人说一声——‘明晚都戴上面具’。”
周隐听着这段话，脑子里浮现出他从长安出发前看过的襄州案卷。十年里压在积案柜里的诉状，纸角卷了，墨迹淡了，没有人翻过。那里面随便抽出一张，都比少年这番话更血腥、更惨烈。但那些诉状没有一个字能像少年这番话一样，让他觉得胸口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上气。因为那些诉状是死的——用公文格式写的，开头是“具状人某某某”，中间是“伏乞明公青天作主”，结尾是“泣血顿首”，格式工整，措辞规矩，连恨都恨得规规矩矩。而少年的话是活的。它粗糙、直接、没有经过修辞打磨，像一块刚从染缸里捞出来的布，颜色还没定，还在往下滴。
“你叫什么名字？”周隐忽然问。
这个问题是他来襄州三天以来，第一次问一个人的名字。他问过刘老汉“老丈怎么称呼”，问过茶棚伙计“昨晚你在哪里”，问过窦易直“你怎么做到的”。但他没有问过任何一个目击者叫什么名字。因为在侧写师的职业习惯里，目击者的名字不重要——他们是信息的载体，不是信息本身。侧写图需要的是行为和特征，不是名字和身份。
但现在他问了。因为他忽然觉得，这个跛脚少年不应该只是一张侧写图里的一个符号。他有名字。他应该有名字。
少年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某种被问到了从没被问过的问题时的迟疑。
“沈七。”他说，“在家排行第七。前面六个都死了。三个没养大，两个死在汉水里，一个被抓去当兵，再也没回来。我娘说老七命硬，养不活也得养，就给我起了个数字，没起正经名字。”
周隐在心里默默把这个名字刻了一下。沈七。排行第七。前面六个都死了。他是最后一个，跛了一条腿，在染布坊里做学徒，被路家的管家踹断了膝盖，然后他给全城人做了几百张无面面具。
“沈七，”周隐把这两个字念出声来，像在确认某个重要物证的编号，“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教你的？那种戴上面具之后就不会被认出来的说法，是谁第一个告诉你的？”
沈七没有回答。他把钟馗面具重新戴在脸上，站起来。他的右腿膝盖打了个弯，站起来的时候身体往左歪了一下，用左腿撑着全部重量。他弯腰捡起靠在槐树根部的一根竹杖——不是老人的拐杖，是染布坊用来挑布的细竹竿，比手指粗不了多少，长度刚好够一个跛脚少年借力。
“阿兄，”他拄着竹杖，走了两步，停下来，背对着周隐，“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在路家宅子里看到的最怪的事是什么吗？”
“什么？”
“我看到路弘远了。”
周隐站了起来。“你在哪里看到他？”
“内宅后门。”沈七说。他的声音从钟馗面具后面传出来，被陶土过滤了一遍，听起来更闷更远。“他站在后门口的槐树底下。不是躲在那里，是站在那里看。他穿着整整齐齐的青绸袍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胡子也修过，像是要出门做客。他站在那里，看着他的家人一个一个被人从后门拖出来。他就那么看着。一动不动。”
周隐的呼吸凝住了。
“他看到我了。”沈七说，“我当时离他只有五步远。我手里还攥着布轴，站在后门的台阶下面。他看了我一眼，然后他做了件特别奇怪的事。”
“什么？”
“他对我笑了笑。”
槐树上的叶子忽然被一阵风卷起来，哗啦啦地响了一阵，然后落下去，落在沈七的钟馗面具上，落在周隐的肩头，落在两个人之间的石墩上。钟馗的红脸在月光下咧着嘴，豹眼圆睁，像是在替那个已经埋进黄土的老人，把没说完的话吞进了肚子里。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