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洛布鲁克州立惩教所坐落在城市西北角的一片荒芜台地上，从远处看像一座被时间遗忘的灰色堡垒。埃利亚斯搭乘一辆老旧的长途巴士抵达时，正值午后，铅灰色的云层低垂，将整座建筑笼罩在一种恒久的暮色之中。监狱的外墙由巨大的混凝土板拼接而成，缝隙间渗出的铁锈色水渍如同墙体在缓慢流血。
他在访客登记处排了四十分钟的队。前面的每一个人都被要求出示三种不同的身份证明文件，填写一式两份的申请表，然后等待至少二十分钟的审查——不管访客窗口后面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只用了不到三十秒就在电脑上完成了核对。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时间消耗，埃利亚斯想，一种让你在见到任何囚犯之前就被消磨掉锐气的仪式。
轮到他时，窗口后面的女人面无表情地翻阅了他递过去的记者证和身份证件，然后将一张表格从缝隙中推出来。
“第五栏必须用黑色墨水填写，”她说，“蓝色不接受。”
埃利亚斯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圆珠笔，笔杆上明确标注着“黑色”。他将表格填好递回去，女人花了整整六十秒检查每一栏的内容，最终在角落盖上一个模糊的紫色印章，递给他一张印有编号的访客卡。
“B区，十七号会见室。顺着黄色标线走，不要触碰任何门。”
他穿过三道电动铁门，每一道都在身后轰然关闭，发出沉重的金属撞击声。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陈年汗味混合的气息，荧光灯管在天花板上嗡嗡作响，将一切照成毫无层次感的惨白。墙壁上贴着褪色的安全宣传海报，用夸张的字体警告访客“切勿传递违禁物品”，仿佛那些加粗的文字本身就能阻止任何越界行为。
B区十七号会见室是一间狭长的房间，被一堵厚厚的玻璃墙分割成两半。玻璃上布满了细微的划痕，让对面的一切都笼罩在一层朦胧之中。埃利亚斯在塑料椅上坐下，面前是一个嵌在墙壁里的通话器，金属网格里积满了褐色的污垢。
他等了十五分钟。
对面的门终于打开了，一个身穿橘色囚服的男子被两名狱警押着走进来。伊万·莫尔纳比他在入狱照中老了不止十六年。他的头发已经花白，稀疏地贴在头皮上，眼眶深陷，颧骨尖锐地突起，整张脸像是被某种内在的力量从内部掏空了。唯有那双眼睛——那种困惑大于恐惧的神情——与照片中如出一辙。
狱警将伊万的手铐固定在他面前的金属桌上，然后退到角落交叉双手站立。伊万缓缓坐下，透过划痕密布的玻璃看向埃利亚斯。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埃利亚斯不确定他是否准备开口说话。
“你来了。”
伊万的声音透过通话器传来，沙哑而遥远，像是从一口深井底部发出的回响。他的嘴角肌肉不自然地抽动了一下，似乎在尝试微笑。
“我看了你的信，”埃利亚斯说，“我需要知道更多。”
伊万垂下头，他的手指在金属桌面上无意识地划动，仿佛在书写什么看不见的文字。铁链随着他的动作发出细碎的响声。“你想从哪里开始？”
“从头开始。”
伊万发出一声短促的、没有笑意的小声。他的眼神游离了片刻，然后聚焦在玻璃墙某处划痕上。
“从开始……”他重复道，“我的头受过伤。你知道吗？小时候从楼梯上摔下来，后脑勺撞在暖气片上。医生说我的大脑里有一块永远无法愈合的淤血。从那以后，我的记忆就变得……碎片化。有些事我记得很清楚，清晰到我能记得那天窗外的云是什么形状。有些事却像被橡皮擦抹过，只留下模糊的灰色痕迹。”
他顿了顿，抬起手铐束缚下的双手比划了一个爆炸的动作。
“就像有人把一面镜子摔碎了，然后把其中几块碎片藏起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埃利亚斯没有回答。他想起了父亲离开后的那些早晨，他一遍遍在脑海中重演前一天晚上的场景，试图找出任何预示离别的蛛丝马迹。那些回忆已经被反复修改得太多次，早已失去了最初的轮廓。
“安娜出事那天晚上，”伊万继续说，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缓慢，“我记忆里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里，我整晚都在锈钉酒吧喝酒，喝到酒吧打烊，然后沿着河走回家。第二个版本里，我和安娜在电话里吵架，她说她恨我，我摔了电话，冲出门去找她。第三个版本……”
他的手指停住了。
“第三个版本是什么？”埃利亚斯追问。
伊万抬起眼睛，那双深陷的瞳孔里有什么东西在坍塌。“第三个版本里，我站在她的公寓门口，手上全是血。”
会见室里陷入一片沉默，只有荧光灯管在头顶持续嗡嗡作响。角落里的狱警换了一只支撑脚，皮鞋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摩擦声。
“哪个是真的？”埃利亚斯问。
伊万笑了，那个笑容让埃利亚斯后脊发凉。“问题就在于，我分不清。十六年了，我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想到大脑像被放进绞肉机里反复碾磨。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也许它们都是真的。也许都不是。”
埃利亚斯低头翻阅自己带来的笔记本，找到从庭审记录中摘抄的一段。“你当年的辩护律师，伦纳德·伯克，他在庭上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他没有告诉陪审团你的头部受过伤，也没有提出任何关于记忆可靠性的质疑。你知道为什么吗？”
伊万的表情突然改变了。他脸上的困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平静的认命，像一个溺水者在最后时刻停止了挣扎。
“伯克先生只来见过我三次，”他说，“第一次是在被捕的第二天，他来告诉我他被指定为我的律师。第二次是在审判开始前一周，他拿来一沓文件让我签字。第三次是在判决之后，他来告诉我上诉失败。三次谈话加在一起，不超过三十分钟。”
“你没有问他为什么不调查？”
“我问了。”伊万说，“他说这种调查需要花钱，需要专门的鉴定人员，需要时间。而法庭指定的辩护经费已经用完了。他说你知道在这里，一个穷人的命值多少钱吗？就是表格上那个数字。用完了，就没有了。”
埃利亚斯的笔尖在本子上猛戳了几下，留下几个深浅不一的墨点。表格。这个词在伊万的信中出现过，在电话中那个档案室工作人员的语气中也出现过。它像某种不祥的主旋律，在这整件事中反复奏响。
“你在信里说，至少在你的记忆里你没有杀她，”埃利亚斯抬头看向伊万，“但那句话后面似乎被涂改过。你原本写的是什么？”
伊万的目光猛地一跳。他看着埃利亚斯，嘴唇紧抿，仿佛在权衡什么。然后他缓缓凑近通话器，压低声音，用几乎听不到的语调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连角落里的狱警都不自觉地向前倾了一步。
“我原本写的是：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我不是唯一在现场的人。”
这句话仿佛在会见室的空气中凝结成了某种固态的物质。
“那个人是谁？”
“我不记得。”伊万说，他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恐惧以外的情绪，那种情绪更像是——绝望的恳求。“我只记得有第三个人。一个影子。站在她身后。可是每当我想看清那张脸，我的大脑就变成一片空白。就像有人在我的记忆里装了一扇门，而那扇门被锁死了。”
埃利亚斯感觉自己的脉搏在加速。他迅速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关键词：第三个人、影子、被锁的记忆。他的笔迹比平时更加潦草，几乎无法辨认。
会见时间只剩下不到十分钟了。埃利亚斯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照片——他从那份旧报纸上复印下来的死者安娜的毕业照，画面模糊但女孩的笑靥依然清晰。
“给我讲讲她，”他说，“讲讲安娜。”
伊万盯着那张照片，他深陷的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碎裂。他的嘴唇翕动了很久，最终吐出一个声音，那个声音与之前截然不同，像是从十六年前的过去直接传来的回响。
“她喜欢在下雨的时候开窗，”他说，“不管外面多冷。她说雨声比任何音乐都好听。她的厨房里永远摆着一盆薄荷，因为她觉得薄荷的味道能驱散噩运。她留短发是因为不喜欢头发挡住视线，她说人应该能清楚地看见自己要去的地方。”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变成喃喃自语。他描述的每一个细节都精确而具体，与之前谈及案情时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仿佛他大脑中存储关于安娜的记忆的那一部分，是唯一没有被时间与创伤侵蚀的净土。
“听起来你记得她的一切。”
“当然，”伊万说，嘴角泛出一丝苦涩的笑意，“我记得我爱过的每一个人。唯独记不清自己是不是杀了他。”
狱警宣布会见时间结束。伊万被搀扶着站起来，手铐在金属桌上发出最后一声刮擦。在他被押回那扇沉重铁门的最后一刻，他回头看了埃利亚斯一眼。
“那份庭审记录，”他说，“你看过完整的记录吗？”
“看了一部分，”埃利亚斯说，“但很多内容被涂黑了。”
伊万点了点头，表情平静得令人不安。“被涂黑的部分，是关于那个第三个人的证词。一个证人提到过他的存在。但法官命令将那段话从记录中删除。理由是——不被采纳的证言不具备存档价值。”
“哪个证人？”
“一个法医鉴定员，”伊万的声音被铁门夹住，越来越模糊，“他提出了一个疑问。关于子弹的轨迹。”
铁门轰然关闭，将最后的音节切成了两半。
埃利亚斯站在原地，手握那份沾满咖啡渍的庭审记录，感觉脚下的地面正在缓缓倾斜。他穿过三道电动门，走出那座灰色堡垒，铅灰色的天穹下，他突然意识到伊万并没有问过他一个问题——没有问他相不相信自己。仿佛伊万已经放弃了被相信的权利。
他在出租车上翻开庭审记录，用笔在所有被涂黑的段落旁做了标记。那些黑色的方块排成一行又一行，像一堵堵被刻意砌起的墙。
阳光透过厚重的云层裂开一道缝隙，短暂地洒在威洛布鲁克灰暗的建筑上，随即又被合拢。出租车驶过锈钉酒吧的旧址，那块锈迹斑斑的招牌仍在风中摇晃，像一个失忆的老人固执地守着最后一片领土。埃利亚斯拍了拍司机的肩膀，示意他在下一个路口左转。那里是通往退休警探维克多·德拉尼住所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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