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东京已经是第二天傍晚。
金田秀明没有回事务所,而是直接去了松井亚纪的公寓。他从神户带回来的那本账簿用报纸包了三层,塞在帆布袋的最底层。在长田区空等崔浩成的那几个小时里,他反复翻过这本账簿的每一页——那些工整的手写字,那些排列精确的数字,那些用红笔标注的K值,像某种沉默的证词,记录着一个横跨三年的非法网络如何有条不紊地运作。但他也知道,光有极东技研一方的记录是不够的。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他需要瑞邦商社那一边的对应文件。
而松井亚纪是唯一一个可能把这些文件保留下来的人。
她在瑞邦商社做了四年财务课长代理,经手过公司最核心的账目往来。如果她从一开始就计划曝光这件事,一定会在某个地方留下一份备份。
松井的公寓在目黑区柿木坂一丁目,一栋建于昭和末期的六层公寓楼。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但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侵蚀已经褪成了病恹恹的米灰色。她住在四楼四〇三室,朝南,阳台正对着一条安静的住宅街。
金田在大楼门口按了三次对讲机。没有人应答。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备用钥匙——这是松井在九月二十日第一次见面时留给他的。“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她当时说,语气半开玩笑半认真,“至少还有人能进得了我的房间。”那时候金田以为这只是委托人惯常的多虑,现在想来,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正在走向什么。
门锁转动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
公寓内部比金田预想的要朴素。一个独居女性的生活空间通常会有某种柔软的特质——暖色的窗帘、沙发上的靠垫、窗台上的小盆栽。但松井的房间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性的东西。白墙、灰色地板、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一张单人床。厨房的灶台上只放着一只水壶和两个杯子。冰箱是旧型号的双门式,白色的外壳上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两个字——“吃了吗”。
金田把便利贴揭下来翻到背面,是空白的。
他开始系统地检查这个房间。书架上大部分是会计和财务管理的专业书籍,中间夹杂着几本旅行指南——韩国、台湾、泰国,都是东北亚地区的目的地。书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但电源线不见了。他试着按下开机键,屏幕亮了一瞬间,然后因为电量耗尽而熄灭。
抽屉里装着普通的办公用品——笔、便签、回形针、计算器。衣橱里的衣服整整齐齐,按颜色深浅排列,鞋盒上贴着标签注明了款式和购买日期。松井亚纪是个极其有条理的人,条理到几乎像是在用秩序来对抗某种内在的混乱。
但金田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书架后面、床垫下面、抽水马桶的水箱、抽油烟机的滤网后面——都没有找到任何与瑞邦商社相关的文件。
他站在房间中央,重新审视这个空间。一个做事如此有条理的人,如果要藏一件最重要的东西,会放在哪里?
他的目光落在了冰箱上。
冰箱门上的便利贴写着“吃了吗”——这是松井房间里唯一带有人情味的东西,也是唯一一句看似和她的风格格格不入的留言。她不是那种会在冰箱上贴便签提醒自己吃饭的人。这张便利贴的存在本身就不合理。
金田打开冰箱。冷藏室里放着几盒酸奶、半颗卷心菜、一盒鸡蛋、一瓶没开封的酱油。冷冻室只有一层,结着一层薄薄的霜。他把冷冻室里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一包冷冻饺子、一盒冰淇淋、一个冰袋。
他的手碰到了冷冻室最深处的一个硬物。
那是一个用保鲜膜裹了三层的长方形包裹,冻得很硬,表面结了一层白霜。金田把它取出来,放在水槽里解冻。保鲜膜一层一层剥开,里面是一个密封的防水袋,防水袋里装着一本黑色封皮的日记本,A5大小,封面没有任何文字或图案。
他把日记本擦干,坐在松井的书桌前,翻开了第一页。
第一页上的日期是令和2年4月3日。字迹很工整,是松井一贯的风格。
“今天调到财务课。课长代理,听起来不错。但前任离职的原因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午饭时听到一个词——‘海东’。同事提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压低了声音,好像怕被谁听到。我不明白一家合作企业有什么好避讳的。”
金田往后翻了几页。日记不是每天都写,有时候隔一周,有时候隔一个月。前面的内容大部分是日常工作的琐事——报表、审计、会议、加班。但从令和2年秋天开始,日记的语气发生了变化。
“九月十五日。今天参加了一次很奇怪的项目会议。课长让我把一份标书的价格改掉,改低百分之十二。我问理由,他只说这是‘上面’的意思。‘上面’是谁?社长?还是更高的地方?”
“十月七日。改动标书已经是第三次了。每次都是同样的模式——投标前三天,课长会把一个信封放在我桌上,里面是‘建议修改’的报价数字。我按照数字改,然后撕掉信封。今天我留了一个信封的碎片。不知道为什么要留,但就是想留。”
金田想起松井手提箱里那些撕碎的会议纪要。她保留碎片的习惯,从三年前就开始了。
“令和3年2月14日。情人节。加班到晚上十点,整层楼只剩我一个人。财务课的档案室没有锁,我进去查了这三年来公司与‘海东物产’的全部往来账目。海东物产从来没有向我们交付过任何产品,也没有提供过任何服务,但公司每年向它支付大约八千万日元的‘咨询费’。这笔钱在账面上被拆分成了几十笔小额支出,分别归类在‘市场调研’、‘技术顾问’、‘样品采购’这些名目下面。如果不是刻意追溯,没有人会发现。”
“令和3年6月1日。今天我见到了海东物产的人。一个叫梁善美的女人,三十出头,穿着素色的套装,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准。她是来财务课对账的——或者说,来确保我们这边的账目和极东技研那边能吻合。她和我对了一下午的数字,走的时候在电梯口忽然回头对我说了一句:‘松井小姐,有些事知道得越少越安全。’她知道我在查。”
金田翻页的手停了一下。梁善美在松井的日记里出现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要早得多——令和3年,也就是两年前。那时候梁善美还是极东技研与海东物产之间的联络人,正是她本人把这个网络的运作方式教给了松井。而在两年后的和田岬町,也是她本人把极东技研的账簿交给了他。
一个人同时扮演了加害者和举报者的角色。
日记继续向后翻。令和4年的内容变得稀疏,有时候整整一个月没有写一个字。
“令和4年11月20日。极东技研那边出事了。一个叫崔浩成的刑警在调查他们,然后从楼梯上摔下来。新闻上说是一起意外,但梁善美告诉我不是。她说推崔浩成的人是安保部门的外聘人员,一个叫‘L’的人。我问她L是谁,她没有回答。”
金田的后背又感到了那股熟悉的凉意。那个署名——L——在崔浩成失踪的公寓玄关也出现过。梁善美在和田岬町没有告诉他的是,她早就知道L的存在。
然后他翻到了日记的倒数第二页。
“令和5年9月19日。明天去见私家侦探。梁善美说这个人可以信任,她在暗中观察他很久了。我不确定。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上个星期我在办公室加班的时候发现我的电脑被人远程登录过,有人查看了我最近三个月所有的文件浏览记录。他们知道我看了什么。他们也知道我知道他们知道。不能再等了。”
倒数第一页,日期是十月二十八日——松井亚纪失踪的前一天。
“明天把手提箱送到事务所。然后离开。梁善美说会接应我,在卢原市东港区。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她。但与其什么都不做等着他们来找我,不如自己先走。如果这本日记被人发现,说明我已经回不来了。看日记的人——请把它和手提箱里的东西放在一起。它们是一个故事的两半。”
日记在这里结束了。最后一页的角落有一行更小的字,几乎像事后追加上去的:
“妈妈,对不起。”
金田把日记合上,放在膝盖上。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目黑区的住宅街亮起点点灯火。他在这间朴素的、几乎没有任何私人痕迹的房间里坐了很久,脑海里反复回响着松井日记里那句话——“它们是一个故事的两半。”
他拿出手机,拨了那个在和田岬町从梁善美口中听到的名字:坂口正彦,东亚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官。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对面的声音很低,带着深夜被吵醒的沙哑。
“请问是哪位?”
“我叫金田秀明。崔浩成跟我说过你的名字。我需要和你见一面。”
对面沉默了大约十秒钟。“崔浩成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失踪了。”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坂口用清醒了很多的声音说:“明天下午三点,中央区日本桥,东亚公正交易委员会大楼。到前台报你的名字,我会下来接你。”
金田挂了电话,把日记和从和田岬町带回来的账簿一起放进了帆布袋。然后他站起身,最后环顾了一遍松井的房间。目光掠过大门口的时候,他注意到门框上方的墙壁有一道不太自然的阴影。
那是一道细细的裂缝,像是被极其锋利的刀片划开的。裂缝的长度大约十五厘米,藏在门框和天花板的连接处,如果不是从房间内部斜着往外看,几乎不可能发现。
金田搬了一把椅子到门口,站上去,用手电筒照进裂缝。墙缝里塞着一个东西。
是一个信封,很薄,和崔浩成公寓里发现的那个白色信封一模一样。
他小心地用瑞士军刀的尖端把信封挑出来。信封上没有署名,没有地址,封口是开着的。里面只有一张对折的信纸。
打开。
电脑打印的字体。
“松井小姐:你的日记我们已经看过了。它救不了你。也救不了任何人。——L”
金田低头看着这封信。
信的日期——松井收到它的日期——应该是她失踪之前。
也就是说,在她决定离开的那个晚上,在她写完日记最后一页之后,有人进入了她的房间,找到了日记本,翻看了全部内容,然后把日记本放回原处,留下了这封信。
他们没有拿走日记。
也没有当场对她下手。
他们只是让她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然后等着她自己走向深渊。
金田把信装回信封,塞进口袋里。他锁好松井公寓的门,走下楼梯,穿过目黑区安静的住宅街。手里的帆布袋很重,两本账簿的重量加起来不到两公斤,却像是承载着所有人——松井、崔浩成、梁善美、还有他自己——的命运。
他抬头看向天空,东京的夜空被城市的灯光染成了浑浊的橙色。在海东物产的空壳、极东技研的旧档案、光和不动产的离岸账户、以及所有那些被篡改的标书和消失的邮件之上,有一个人一直在注视着一切。
那个人留下了四个字的署名,却比所有真名都更令人不安。
“L”。
金田走进地铁站,把帆布袋抱在胸前,等待着前往日本桥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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