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如实质般压下来。莉娜站在原地，直到眼睛逐渐适应夜色，才借着远处港口灯塔的微光看清了周围。街道依旧空荡，只有她的车孤零零停在路灯下，像个沉默的证人。
她打开手机屏幕，重新读了一遍那句简短的信息——“我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比你想象的久。”
这句话可以有很多含义。可能是指K在电视节目播出前就关注过她的真实身份，也可能是指他曾经在某个已被遗忘的时空与她有过交集。但无论如何理解，一个事实浮出水面：她的身份可能早已暴露。如果不是，K不会跳过“初次接触”的试探阶段，直接进行这种近乎挑衅的暗示。
莉娜本该立刻向延斯汇报这条信息。但她没有。她回到车里，发动引擎，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绕行，直到油表指针降到最后一格。
为什么K说认识她？她知道答案藏在圣玛格丽特福利院的过去里。但那是她花了二十年试图忘记的地方。
她最终在凌晨四点回到公寓。客厅里的监控设备发出安静的嗡鸣声，延斯蜷在沙发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对讲机。莉娜轻轻给他盖了条毯子，走进卧室，锁上了门。
她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搜索。
鲁本·奥斯特伦德，第五起案件受害者，死前担任奥斯特伦德航运公司的总裁。十六年前是圣玛格丽特福利院的赞助人。档案照片上，他穿着合身的灰色西装，站在一群福利院儿童中间微笑，左胸别着一枚慈善徽章。莉娜放大照片，在角落看到一个瘦小的黑发女孩，双臂抱在胸前，眼神空洞地盯着镜头。
那是她自己。十一岁的莉娜·瓦格。
她继续翻阅。受害者档案像尸骨般一具具浮出水面。第一起案件的死者安德烈亚斯·林德，六十三岁，前寄养家庭管理者，曾受雇于圣玛格丽特福利院。第二起，埃里克·索德斯特罗姆，五十五岁，前福利院心理顾问，他负责评估儿童的“可信度”，并在至少七起性侵指控中给出“经评估该儿童存在夸大陈述倾向”的结论。第三起，米凯尔·伯格斯特罗姆，五十八岁，埃斯特拉达郡前教育委员会委员，负责审批圣玛格丽特福利院的外包合同，任期内四次驳回福利院虐待事件的独立调查请求。
三条人命，三条被法律赦免的罪。
而第四起案件的受害者，那位社工罗尔夫·安德森，莉娜刚才已经见过了。二十六年前，他向系统呈报“未发现任何异常”。
莉娜关掉屏幕，黑暗重新涌入房间。她不必再查下去了。K的谋杀名单不是随机的。它沿着一条清晰的轨迹延伸，而这条轨迹的起点，正是她曾经被困过的地狱。
他们曾经在同一座炼狱里被灼烧。
问题在于，她那时才三岁到十二岁，对一起寄养的其他孩子印象模糊。圣玛格丽特福利院同时容纳六十多名儿童，进进出出，面孔不断变换。她只记得几个最要好的朋友，以及那几个最坏的成年人。
K会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吗？
第三天早上，她向延斯完整汇报了自己的发现——除了那封新邮件。
“所以受害者全部与圣玛格丽特福利院有关？”延斯在地图墙上标注了五个红点，绕着维斯特港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半圆，“这意味着凶手要么曾在福利院生活，要么曾在其中工作。”
“前者可能性更大。”莉娜尽量保持声音平稳，“工作过的人不会用‘净化’这种词来形容杀戮。这更像是……被害者角度的视角。”
“同意。我立刻派人去调圣玛格丽特福利院过去二十五年的全部收容记录。”延斯顿了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我认识他。”莉娜说出了那个一直卡在喉咙里的句子，“或者说，他认识我。”
延斯转身面对她，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那你就是目前唯一能真正理解这个杀手心理模式的人。我们需要你更深地进入艾拉的角色。这不再是单纯的诱饵行动了，莉娜。你现在是这个案子的桥梁。”
“桥梁。”
“连接警方与连环杀手的桥梁。也只有你，能在K最放松警惕时，挖出他的核心——他的动机，他的过去，他的真面目。”
莉娜没有告诉他，她并不确定自己愿意站在这座桥梁的另一端。
当天下午，她收到了一张照片。
邮件来自一个临时生成的加密地址，附件没有文字说明，只有一张扫描图片。像素粗糙，颜色发黄，显然是从老旧纸质档案中翻拍的。
照片上，两个小女孩并肩坐在福利院的台阶上，手臂挽着手臂。左边那个一头黑发，表情倔强，正对着镜头示威般地扬着下巴。右边那个金发女孩把头靠在黑发女孩肩上，眼神怯生生的，像是被周围世界压榨了所有力气。
莉娜认出了黑发女孩。那是她自己，那年大约七岁。
但金发女孩是谁？她放大图像，在女孩脸颊上辨认出一小块胎记，形状像雏菊。记忆像一道闪电劈开她大脑的迷雾。
艾丽莎。
艾丽莎·伯格，比莉娜大三岁，十二岁时被一对无法生育的夫妇收养，从此离开福利院。莉娜记得她在离开的前夜哭了整整一宿，握着莉娜的手说“我会写信”。她确实写了，写了几封。但后来信就停了。
她不知道的是，艾丽莎在收养家庭待了不到两年，就指控养父侵犯她。调查进行时，养父找来家族朋友作证说艾丽莎“一贯爱撒谎”，而马格努斯·霍尔特——那位赫赫有名的人权律师——自愿为收养家庭提供辩护。最终艾丽莎败诉。案件结束后，她被转入另一家机构。三年后，她死了，官方结论是自杀。
莉娜坐在椅子上，许久无法动弹。她想起来当年调查艾丽莎指控的警官，正是她的父亲——那个在莉娜十四岁时因公殉职、被她视作唯一英雄的人。
K在邮件末尾写了一句：
“艾丽莎让我转告你，她原谅你父亲了。你原谅他吗？”
莉娜将电脑屏幕合上，掩面而坐。泪水从指缝间滑落，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愤怒和某种不可名状的羞耻。
那晚，她回到公寓后，把自己锁在卧室里，用私人手机拨通了延斯的加密线路。
“你父亲，”她的声音沙哑，“我在档案里查到，他当年也在圣玛格丽特案件调查组。你知不知道他在艾丽莎·伯格的事情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线路那头沉默了太久。
“我知道。”延斯最终说，“莉娜，我知道。我父亲和你父亲当时是搭档。他们同时被命令停止调查。我父亲服从了。你父亲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你父亲会死于‘意外’。”
莉娜握紧手机，指节泛白。窗外，冬天的维斯特港被灰白的天幕压得透不过气来。
“那你现在告诉我，延斯——”她一字一顿，“我们是站在正义的一边，还是站在‘他们’的一边？”
回答她的，只有风中电线发出的呜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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