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具尸体在界碑旁躺了四个小时，才被县里来的法医装进裹尸袋拉走。
林正站在哨所门口，看着白色金杯面包车沿着泥路颠簸远去。车尾灯在暮色里一闪一闪，像是某种警告信号，又像是某种习以为常的敷衍。法医老吴走之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递了根烟，说了句“意外坠落，颈部骨折致死，没什么疑点”，然后就钻进副驾驶，连手套都没摘。
没什么疑点。
这四个字像是一把钝刀，在林正的脑子里来回锯了一整个下午。他在现场守到法医来，守到刑侦大队拍了照，守到那个纹着衔尾蛇的男人被装进黑色塑料袋。整个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基层民警应有的冷静和专业——维护现场，保护物证，配合上级，安抚队员。
小周被提前送回了所里，坐在值班室最角落的那把椅子上，脸色白得像复印纸。林正路过值班室门口的时候隔着玻璃看了他一眼，那孩子正盯着自己的右手发呆，仿佛那只手上沾了什么永远洗不掉的东西。
林正没有进去安慰他。他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
天色彻底暗下来的时候，林正骑上那辆所里配发的钱江摩托，沿着国道往镇上开。七月的晚风裹着稻谷灌浆的甜腥味扑面而来，路边是连片的甘蔗地，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像是有无数人在远处窃窃私语。他骑了大约二十分钟，远远看见万年镇入口那棵大榕树，树冠像一把巨大的黑伞罩在村道上方，树底下照例坐着几个纳凉的老人，摇着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他没往镇中心拐，而是把车停在镇东头一条窄巷子口。巷子尽头是一栋两层的红砖小楼，外墙上贴着白色瓷砖，年头久了，瓷砖缝里渗出铁锈色的水渍。一楼是门面，卷帘门半开着，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
那是他父亲林德厚的小卖部。
林正弯腰钻进卷帘门。铺面不大，二十来个平方，货架上稀稀拉拉摆着几排东西——袋装盐、酱油瓶、廉江米酒、几包旺旺雪饼，还有半箱已经落灰的康师傅方便面。冰柜嗡嗡响着，里面冻着一些不知放了多久的猪肉。
林德厚坐在柜台后面一张藤椅上，戴着一副缠着胶布的老花镜，正在看一本过期的《南方农村报》。听到动静，他抬起头，眼镜滑到鼻尖上，眯着眼认了两秒才看清来的是儿子。
“正儿？”老人放下报纸，脸上浮起一层笑，“怎么这时候回来了？吃了没？你妈炖了冬瓜排骨，在厨房温着呢。”
“吃过了。”林正撒了个谎。他其实一整天没吃东西，但胃里像是塞了团铁，什么都咽不下去。
林德厚“哦”了一声，也没多问，重新拿起报纸翻了两页，忽然又放下，像是想起了什么事。他从藤椅扶手上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林正，信封上印着“万年镇人民政府”几个红字，已经拆过口了。
“下午有人送来的。”林德厚说，“你看看，说的啥。”
林正接过信封，抽出里面的文件。一张A4纸，抬头是《万年镇旧村改造项目土地征收告知书》，底下盖着一个圆圆的红章，章的边沿有点模糊，像是盖章的人手抖了一下。正文里写了一大段官样文章，核心意思只有一句话——林德厚名下位于万年镇东街117号的宅基地及附属房屋，已被列入旧村改造征收范围，限三十日内签订补偿协议。
补偿金额写在附件里。林正翻到第二页，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嘴角不自觉地抽了一下。
每平米四百二十块。他父亲这栋两层小楼，连铺面带住宅加起来两百多平米，折下来不到十万块钱。而万年镇的商品房均价，去年就已经过了三千。
“这不是补偿。”林正把文件拍在柜台上，“这是打发叫花子。”
林德厚没接话。他从藤椅上站起来，走到冰柜旁边，从里面摸出两瓶珠江啤酒，用柜台边沿磕开一瓶，递给林正，自己开了另一瓶。啤酒是常温的，泡沫涌出来，顺着瓶身流到他的手指上，他也不擦，就这么仰头喝了一口。
“下午送文件来的是两个人。”林德厚放下酒瓶，语气很淡，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一个穿着镇政府的蓝布衫，脸生，不认识。另一个是刘三。”
“刘三？”
“刘贵的三儿子。以前在镇上开麻将馆那个，后来跟着乡长跑腿。”
林正的记忆被这个名字勾起来。刘贵是万年镇的副乡长，管城建和土管，在镇上干了快二十年，根基深得像那棵大榕树。他三个儿子，老大在县里开了一家建材公司，老二在镇上搞农家乐，老三就是刘三，初中没毕业就混社会，现在给乡政府当临时工，名义上是“城建协管员”。
“他们怎么说？”林正问。
“倒也没说什么难听的。”林德厚又喝了一口啤酒，目光越过瓶口，落在卷帘门外那片漆黑的巷子里，“就是说旧村改造是镇上的统一规划，要建开发区，引进企业，对大家都有好处。早签协议的，可以优先选安置房楼层。”
“您签了？”
“没签。”
林德厚放下酒瓶，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铁盒子，打开盖子，里面装的不是烟，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地契和房产证。最旧的一张纸已经泛黄，边角有些破损，上面用工整的毛笔字写着“万年公社东街大队社员林德厚宅基地使用证”，落款是公元一九七九年。
那是他父亲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
“这房子是你爷爷八几年盖的，九二年扩建了一次，零五年我又翻修了。”林德厚用手指摩挲着那张发黄的纸，指腹上的老茧刮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音，“你说值多少钱，我不懂。但这是我跟你妈的窝，我不搬。”
林正沉默了很久。
柜台上的啤酒瓶外壁凝了一层水珠，顺着瓶身滑下来，在柜台上洇出一个小小的圆圈。他看着那个水渍，脑子里却全是另外的画面——界碑旁那个断裂的脖子，小周颤抖的右手，还有法医老吴那句轻描淡写的“没什么疑点”。
他穿上这身警服九年了。九年里他调解过无数次纠纷，送过无数个走失的老人回家，在暴雨夜里背过被困在洪水里的孩子。他自认为是个好警察，至少不算坏的。
但今天，他眼睁睁看着一条人命在他面前断送，然后亲口替肇事者编了一套说辞。
他凭什么？
凭小周是他带出来的兵？凭那个电话曾经让他学会了低头？凭他知道在这个位置上，有些事追到底只会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
“爸。”林正忽然开口，声音有点哑，“如果有人要抢你的东西，你有什么办法？”
林德厚看了他一眼，目光透过那副缠着胶布的老花镜，像是一眼看穿了他话里的意思。
“那要看是什么人。”老人把铁盒子盖上，推回柜台底下，“如果是小偷强盗，我打110，找你。如果是别的……你爹这把老骨头，就只剩一条命了。”
林正的心像是被人用力攥了一下。
“不说这个了。”他站起来，把剩下的半瓶啤酒搁在柜台上，“我出去转转。”
“大晚上的转什么转？你妈给你留的排骨还没吃呢——”
林正已经走出了卷帘门。
他在巷子里站了一会儿，点了根烟。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像是在跟他眨眼睛。他沿着镇上的主街往南走，穿过已经关门的农贸市场，穿过那棵大榕树浓黑的树影，走到了镇西头。
这里的房子比东街那边更老旧，很多还是青砖瓦房，墙上刷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语，红漆已经褪成粉色。有几户人家门口堆着碎砖和瓦砾，窗框被拆了一半，露出黑洞洞的内部，像是一张张被拔掉牙齿的嘴。
这些都是已经签了协议搬走的人家。补偿款到手以后，推土机三天就开过来，把住了几代人的老房子推成平地。
林正走到其中一栋还没拆的老宅门前停下脚步。这栋房子比周围的大一些，三开间的格局，门前还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一棵枇杷树，树枝伸出围墙，挂满了青色的果子。
院墙上，就在门牌号旁边，有一个暗红色的印记。
林正走近了才看清。
那是一个手印。不是用油漆画的，而是用什么液体印上去的，颜色已经氧化成铁锈般的暗红。手印的主人显然用力很大，五个指头的轮廓清晰可见，甚至连掌纹的纹路都隐约可辨。
血。
林正的目光从手印上移开，落在门牌上。蓝底白字的搪瓷门牌，写着“万年镇西街23号”，旁边贴着一张白纸，上面是打印的几行字：“陈兴，限你三日内到镇拆迁办签订补偿协议，逾期后果自负。”落款处盖着和刘三送去的那份告知书上一模一样的红章。
门牌下方，有人用粉笔歪歪扭扭写了三个字，笔迹被雨水冲刷过，已经有些模糊，但还是看得清。
“我不搬。”
林正认得这个名字。
陈兴，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两家人从八十年代就是邻居，他上警校那年，陈兴去广东打工，临走前两人在大榕树下喝了一夜的酒。后来陈兴在佛山一家五金厂干了十几年，攒了点钱，回镇上开了个修车铺，日子过得不好不坏。
去年陈兴的父亲去世以后，这栋老宅就归了陈兴。镇上的拆迁公告贴出来以后，陈兴是头一批站出来反对的。他到镇政府找过说法，到县里上过访，还在大榕树下当着赶集的人群讲过道理——“这房子是我爷爷传给我爹，我爹传给我的，你们凭一张纸就要收走？”
没有人理他。
林正站在那面涂着血手印的院墙下，忽然想起今天下午界碑旁那具尸体，想起那枚滑进泥土的钥匙，想起法医那句“没什么疑点”。
原来这个世界上的“抑买”，从来就不是什么高明的手段。
刘三这样的角色，甚至不需要动脑筋。他只需要仗着身后那块看不见的盾牌，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走到你家门口，把你的家定价，把你的命称量，然后笑着说——我是按规矩办事。
林正把烟头掐灭在脚底。他转过身，朝派出所的方向走去。
走了十几步，裤兜里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他掏出来看了一眼屏幕，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本地。他犹豫了两秒，按下了接听键。
“林警官吧？”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声音低沉，带着一种不紧不慢的从容，“今天辛苦了。”
林正停下脚步，脊背一阵发凉。
“你是谁？”
“一个朋友。想请你喝杯茶。”
电话挂断了。林正握着手机，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四周只有稻田里的蛙声和远处土狗偶尔一两声吠叫。他抬起头，看见派出所那栋三层小楼的灯光在夜色里亮着，像是一盏遥远而模糊的航标，又像是一只半睁半闭的眼睛。
他裤兜里还揣着那张拆迁告知书，纸被汗水洇湿了一角，那个红章的颜色渗开来，染在他手指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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