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拉普尔的六月像一口盖着盖子的蒸锅。海风从科罗曼德尔湾爬上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市中心那些挤挤挨挨的混凝土楼房挡了回去，变成一股黏稠的、带着柴油味的湿气，贴在每个人的后脖颈上。拉维站在萨达尔街的十字路口，手里攥着一份被汗浸软了的《维拉普尔时报》，第三版右下角那块比邮票大不了多少的方框广告，已经让他反复看了七遍。
“社交重塑志愿者招募——您是否感到被生活遗忘？您是否渴望重新定义自己的位置？请于本月十四日上午九时，携此剪报至大学路十七号地下室。酬劳优厚。无需学历。”
没有署名，没有机构名称，没有电话号码。拉维把报纸折好塞进裤兜，抬头看了一眼街对面那座正在施工的廉价公寓楼。脚手架上的工人们像蚂蚁一样缓慢移动，钢钎与混凝土碰撞的声音被城市噪音吞没了大半。他也是其中一员，只不过今天是他被解雇的第十七天——工头说他“态度有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工头没说，他也没问。在这座南印度半岛东岸的滨海城邦里，一个二十九岁的移民后裔，祖父那辈从斯里兰卡北部划船过来，至今拿不到完整户籍文件的人，没有资格追问雇主的理由。
他沿着萨达尔街往南走，经过一排卖炸香蕉和奶茶的铁皮摊位，摊主们用泰米尔语夹杂着英语吆喝。空气里弥漫着热油、咖喱叶和垃圾混合的气味。一辆老旧的蓝色电车从他身边嘎吱嘎吱驶过，车厢里挤满了人，车窗透出的昏黄灯光让傍晚提前降临。拉维跳上车，投了一枚硬币，站在后门旁边，看着窗外的街景像一卷褪色的胶片缓缓展开——婚纱店、轮胎修理铺、关门的电影院、一座外墙爬满野藤的印度教小庙，然后是大片大片灰扑扑的住宅区，每一栋楼都长得一模一样，仿佛是用同一个模具压出来的。
他在玛拉巴路站下车，步行穿过三条窄巷，钻进一栋六层公寓楼的底楼。房间里只有一个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厨房排烟口，常年飘着洋葱烧焦的味道。他打开落地扇，扇叶转起来的时候发出类似哮喘病人的喘息声。桌子上的手机有一通未接来电，是他妹妹——住在城邦北郊工厂区的那位——他没有回拨。妹妹每次打电话来，总是同一句话：哥，你什么时候去户籍办把那个表格填了？
表格。他总是被各种表格拒绝。出生证明上的医院名字拼写有误，父母的名字在三十年前的难民登记簿上找不到对应的编号，社区委员会要求他提供“三代以内亲属关系公证”，而公证处又要求他出示社区委员会的推荐信。他感觉自己像一只被扔进迷宫的老鼠，每个出口后面都站着一个面无表情的官员，微笑着告诉他：往前走吧，下一个窗口可能就行。
但下一个窗口从来不行。
他坐在床沿上，重新展开那份报纸。广告里的那句“被生活遗忘”像一根细针，准确地扎进了他胸口某个他已经很久不去触碰的地方。十七天前，当工头当着一群人的面说“你明天不用来了”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意外。他干活比谁都卖力，但他永远最后一个领工钱，永远被分配最重的搬运活，永远在排班表上被写成“临时工”。这就是被遗忘的代价——你可以站在人群中间，但人群的视线会从你身上穿过去，像光穿过玻璃一样自然。
第二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他准时到了大学路十七号。那是一栋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红砖建筑，门廊上的石雕已经风化得面目模糊，但铸铁大门上的校徽还能辨认——一盏油灯和一本翻开的书，底下刻着一行拉丁文。拉维看不懂。他推开大门，里面是一条铺着黑白方格瓷砖的长走廊，头顶的日光灯有一根在频闪，光线把墙面上的裂缝照得像一张地图。
走廊尽头是一扇厚重的木门，门旁边挂着一个不起眼的铜牌：“行为科学实验室”。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里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天花板很高，四壁刷成浅灰色，没有窗户。房间中央摆了一圈折叠椅，已经坐了六个人：一个戴着穆斯林小帽的瘦削中年男人，正低头翻一本账册；一个手臂上有陈旧纹身的短发女人，翘着二郎腿，眼神警惕；一个穿着褪色纱丽的年轻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布包——拉维一开始以为是婴儿，后来发现那只是一件叠好的外套；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皮肤像核桃一样皱，坐在椅子上几乎不动，只有眼珠偶尔转动；还有两个年轻男人，一个戴着眼镜，校服口袋上别着学生会徽章，另一个穿着油腻的工装裤，膝盖处有补丁。
拉维挑了个靠角落的位置坐下。没有人抬头看他。他注意到房间角落里竖着一个小型监控摄像头，红灯一闪一闪。天花板的角落还有另一只。他数了数，一共五个。
九点过三分，侧面的门开了。一个穿着灰色亚麻衬衫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块写字板和一支笔。他大约五十岁出头，头发灰白但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走路的时候上身微微前倾，像是在用目光测量每个人与他的距离。他没有自我介绍，只是扫视了一圈，然后说：“感谢各位准时到来。请把剪报放在椅子旁边的地上，以便我们核对。”
拉维照做了。其他人也照做了。纸张落地的声音像一片枯叶被风吹落。
“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男人说，他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刻意训练过的平静，“你们可以叫我卡尔博士。项目的全称是‘社会适应力与行为阈值研究’，目标是为那些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感到边缘化的人提供一套可操作的自我调整方案。简单的说，我们会教你们如何被看见。”
他把写字板放在桌上，拿起一支马克笔，在一块白板上画了一条横线。“这是服从，”他在线左端写了个0，右端写了个100。“你们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但终点是你们自己选的。我们的工作只是帮助你们看到终点在哪里。”
拉维注意到短发女人在冷笑。他旁边的老男人依旧一动不动，但眼皮微微睁开了一些。
卡尔博士接下来的四十分钟里讲了各种术语——基线测试、刺激强度梯度、群体一致性系数、变量控制群。拉维听不大懂，但他捕捉到了几个关键信息：项目持续十二周，每周三次，每次三小时；参与者将获得相当于他过去两个月工资的津贴，分四期支付；所有操作均在安全范围内，且随时可以退出——但退出后不能再申请加入。
“还有问题吗？”卡尔问。
戴眼镜的男学生举手：“博士，这个研究涉及伦理审查吗？我是说，有没有校方或者外部机构的监督文件？”
卡尔看了他两秒钟，然后露出一丝极淡的笑容。“文件在你们进来的时候已经贴在走廊墙壁上了。独立伦理委员会编号EC-SRP-2024-007。当然，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单独给你一份副本。”他说得很流畅，流畅到拉维觉得他早就预判了这个问题。
短发的女人开口了，声音沙哑：“我做过牢，六年。你们会要我的犯罪记录吗？”
卡尔摇了摇头。“你的过去是你自己的原始数据。我们只关心你现在愿意做什么。下一个问题。”
没有人再提问。
卡尔让每个人单独去隔壁的小房间填一套问卷，拉维是第七个被叫进去的。房间很小，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台老式电脑，屏幕亮着，显示一个灰色的界面。卡尔站在他身后，离得有些近，拉维能闻到他身上剃须水和旧书页混合的气味。
“按顺序回答就好，”卡尔说，“不要想太久。”
问题一共一百二十道，大多是选择题。拉维读到第六题的时候手指停住了——“当你被公开否定时，你内心最先出现的情绪是：A愤怒，B羞耻，C平静，D其他（请填写）”。他选了B。第二十三题：“你是否曾经为了让某个人接纳你，而做了一件你根本不想做的事？”他想了几秒钟，选了“经常”。第四十四题：“你认为权威是否天然拥有支配你的权利？”他犹豫了很久，最后点了“不确定”。那台电脑的鼠标很滞涩，像在泥浆里拖动。
第七十八题：“如果一项指令来自比你更高等级的权威，即使你认为它可能伤害到别人，你是否仍然倾向于执行？”拉维盯着屏幕，忽然想起工头让他去堵住一个工人宿舍的通风口——说那里有老鼠，其实是因为那个工人抱怨工钱太少。他照做了。那个工人后来发烧三天。拉维移开鼠标，选了“是”。
第八十九题：“你是否曾觉得自己是某个系统的多余零件？”他毫不犹豫地选了“总是”。
最后一道题：“你希望被记住的是什么？”空格。他可以随便填。
拉维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又打，又删。最后他敲了一句：“有人叫我的名字，不是在骂我的时候。”
做完问卷已经接近中午。卡尔把所有问卷封进牛皮纸袋，对所有人说：“首次评估结束。下周一同一时间，开始正式实验。如果有人改变主意，那个铜牌下面有一个信箱，放一封署名信就可以。”他顿了一下，推了推眼镜，“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在等待一个被允许改变的机会。我现在把这个机会放在你们面前，至于要不要握住，是你们自己的事。”
拉维跟着其他人走出地下室，重新站在大学路的阳光下。那六个同伴分别朝不同方向散开，没有人交谈。他注意到那个老男人走得很慢，像负重而行，而短发的女人在转角处回头看了一眼大门，表情里有一种拉维读不太懂的东西——不是恐惧，也不是怀疑，更像是一种久违的、即将面对审判前的紧张。
他回到家里，把那份剪报压在桌子的玻璃板底下。窗外传来隔壁厨房炒洋葱的声音，一如既往。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回放卡尔博士的那句话——“我们会教你们如何被看见。”
但他翻了个身，一个念头忽然浮现：如果一个人被看见了，但看见的内容并不是他自己，那还算是被看见吗？这个念头让他胸口发闷，像有块石头卡在肋骨中间。
他坐起来，想把这些念头甩掉，却看到玻璃板下面那张剪报的背面，似乎印着什么东西——他把剪报翻过来，在广告的背面，有一行极小的手写字，像是用圆珠笔写的，墨水已经有些洇开：
“第三期受试者，编号007，备注：基线数据异常，建议延后入组。签署人——C.D.”
拉维盯着那行字。007。他是第七个填问卷的人。C.D.——卡尔博士。
他忽然记起来，今天去地下室的时候，走廊墙上的确贴着一张伦理委员会的文件，但那张文件只有一个标题和公章，正文部分被一块更大的通知遮盖了大半。他当时没有多想。现在回想起来，那块通知的边角隐约露出一行字：“……本审查仅针对第一、二阶段预实验。第三阶段实验内容不在本次批准范围内。”
他攥着剪报，背脊慢慢渗出一层冷汗。
窗外的炒洋葱声停了。隔壁楼有人关上了窗户。维拉普尔的黄昏正在降临，将一切丑陋与可疑都包裹进渐深的暗蓝色之中。而拉维手里的那张纸上，那行细小的手写字仿佛在呼吸，一下，一下，发出无声的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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