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车祸与血

黑川雅之的葬礼在东京近郊的一座小型火葬场举行。

那天东京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雨。秀一撑着一把黑伞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后面，雨水顺着伞骨流下来，在他脚边汇成细细的水流。他穿着黑色西装，系黑色领带，和在场所有前来吊唁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来的人不多，大约二三十个，大部分是黑川在环评中心的同事和学术界的朋友。没有人注意到站在角落里的秀一——他们不认识他，也不知道黑川生前最后一份签署的报告，正是经由这个人的手递交给法院的。

秀一远远看着黑川的遗像。照片上的黑川比他记忆中年轻一些，也许是在某个学术会议上拍的，背景模糊，只有那张瘦削的脸清晰地突出在相框里。他的嘴唇微微抿着，眼睛里有一种学者特有的审慎和疏离。秀一试图在这张照片里找到那个在濑户内公寓里颤抖着声音说“我需要这笔钱”的人，但照片和记忆之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怎么也叠合不到一起。

葬礼开始之前，秀一注意到一个女人站在遗像旁边，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穿着一件素色丧服，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被悲伤压垮了。秀一推测那是黑川的遗孀。在她旁边，一个年轻女孩搀扶着她的胳膊，女孩大概二十出头，脸上没有化妆，眼睛红肿着。那是黑川的女儿——黑川在濑户内公寓里提到过的那个在美国读书的女儿。

秀一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想起黑川当时说的话：“我女儿在美国读书。我需要这笔钱。”那是黑川为自己参与伪造数据找的最后一个理由。现在这个理由正站在她父亲的遗像前，用一双红肿的眼睛茫然地看着前来吊唁的人群。秀一不知道这个女孩是否清楚，她父亲的死，和那笔“学费”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他没有上前。

他觉得自己不配。

葬礼结束后，秀一没有和其他人一起离开。他坐进车里，在停车场里坐了很久。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摆动着，把雨水划开又聚拢，聚拢又划开。他打开手机，翻到那条匿名短信：“黑川死了。车祸。——一个知道太多的人。”他盯着这行字，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发这条短信的人，既不是濑户内的人，也不是渥美的人。那两方都没有必要在除掉黑川之后，再特意发短信通知他。这个神秘的发件人，是第三方。

而这个第三方知道他的地址，知道他和黑川之间的联系，知道黑川的死不是意外。

有人在监视他。

这个念头像一道冷风，从他的脊椎底部一直窜到后脑勺。

同一天下午，潮来县警署刑侦课。

佐伯信介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面前摊着黑川雅之车祸案的卷宗复印件。这份卷宗是老搭档通过内部渠道传给他的，附了一份简短的字条：“潮来县警署没有权限查这个案子，这是你在警视厅时留下的老关系最后一次帮你。看完销毁。”

佐伯花了两个小时逐页研读这份卷宗。车祸发生在黑川从东京返回横浜家中的深夜，他的车在首都高速湾岸线上以超过法定速度三十公里的速度撞上了隔离护栏。事故现场没有发现刹车痕迹，司法解剖的结果显示，黑川的血液酒精浓度是零点一二——刚好超过了法定酒驾标准。初步判定是酒后驾驶导致的事故。

但佐伯注意到几个细节。

第一，黑川的同事告诉调查人员，黑川平时几乎不喝酒。在环评中心工作了十五年的人说，黑川在聚餐时最多只喝一杯啤酒，因为他有慢性胃炎。第二，事故发生的时间和黑川离开办公室的时间之间存在大约两个小时的空白。黑川的秘书说，他在当天下午六点就离开了办公室，说要去赴一个私人约会。但事故发生在凌晨一点左右。这中间将近七个小时，黑川去了哪里、见了谁，没有人知道。第三，也是佐伯觉得最不对劲的一点——在黑川的遗物清单里，列着一件不属于车祸现场的物品：一枚银色的领带夹，上面刻着某种图案。佐伯在卷宗里翻到了那张领带夹的照片，放大之后仔细辨认。图案是一朵菊花和一片银杏叶的交错纹样，做工精致，不像是市面上随便能买到的东西。佐伯把这张照片存进了自己的手机。

他抬起头，看了看窗外。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海望町的冬夜来得特别快。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在濑户内公寓里，那个坐在沙发阴影里的男人，手上戴着一枚很大的银戒指，戒指上刻着某种图案。那枚戒指的图案，和这个领带夹上的图案，会不会是同一个？

当天傍晚，海望町码头。

良太独自蹲在码头边缘，往海里扔着小石子。自从仓田死后，他每天傍晚都会来这里坐一会儿。不是因为想念——虽然他也确实想念那个倔脾气的老头——而是因为他总觉得仓田的死哪里不对。仓田是在养殖筏下被发现的，那个位置他去过无数次，闭着眼睛都知道哪里该踩哪里不该踩。这样一个老渔民，怎么会失足落水？

他正想着，身后传来脚步声。良太回头，看见一个穿着深色风衣的男人正朝他走来。男人的头发有些花白，脸上刻着几十年刑警生涯留下的纹路，但眼神很亮，像一把没生锈的刀。

“你是良太？”佐伯在他旁边蹲了下来。

良太警惕地看着他，“你是谁？”

佐伯掏出警察证件，亮了一下。良太看了一眼证件，又看了一眼佐伯的脸，眼神里的警惕没有减少，但多了一丝好奇。

“我在查仓田的死，”佐伯说，语气很直接，“你是最后一个见过他的人之一。他出事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良太沉默了一会儿。他把手里最后一颗石子扔进海里，看着涟漪慢慢扩散然后消失。“他说他很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当初那么信任林秀一。”良太的声音变得很低，像是不想让海风把他要说的话吹散，“仓田爷爷说，林秀一刚回来那会儿，大家真的觉得他是来救我们的。那时候仓田爷爷在公民馆拍桌子，说林家终于出了一个有良心的。但是后来法院驳回了，林秀一就再也不接电话了。仓田爷爷说，他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林秀一的父亲当年出过类似的事情。”

佐伯的眉头动了一下，“林勇作？”

“你认识他？”

“我在查。”

良太转过头，第一次认真地打量佐伯。这个少年有着被海风磨砺出来的粗糙皮肤和一双被早熟压沉了的眼睛。他似乎在判断这个老刑警值不值得信任。

“仓田爷爷说，”良太慢慢开口，像是在小心地越过一片暗礁，“十年前林勇作去东都请愿的时候，有人找过他。不是谈条件，是威胁。对方说如果他不放弃反对基地建设，他的儿子就永远别想在法律界出人头地。”

佐伯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了一下。他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那张潮汐表背面潦草的字迹——“让他不要再查。”那张潮汐表夹在仓田的旧文件里，而仓田是在翻阅林勇作遗物时发现那些文件的。

“仓田告诉过别人这些事吗？除了你之外？”佐伯问。

良太摇了摇头，“爷爷说他不敢。他说林勇作的死如果是真的和那些人有关，那整个海望町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他只能在暗处查，一点一点查。”良太的声音忽然哽了一下，“他查了十年。最后查到的人是谁，他不肯告诉我。他只是说，那个人现在站的位置很高，高到我们这些人踮起脚都看不见。”

佐伯没有说话。他知道仓田最后查到了谁。那个名字他现在几乎可以确定了。

但他还需要证据。

天黑之后，佐伯回到自己的临时住所。那是一间町营的旧职员宿舍，房间很小，只有六叠榻榻米大。他把黑川车祸案的卷宗复印件重新摊开，一页一页地重新检查。这一次，他注意到之前忽略的一个细节——在黑川的遗物清单上，除了那个银色领带夹之外，还列着一部手机。但手机被标注为“已损坏”，事故中的撞击力把屏幕撞碎了，数据无法提取。

佐伯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在刑警这行干了二十五年，他知道一件事：当一部手机的主人在一个极其巧合的时间点死于一场极其巧合的车祸，而这部手机又恰好坏到无法提取任何数据时，这就不是巧合。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从灯塔里找到的那部旧翻盖手机。这是他手中唯一可以关联黑川和仓田的东西——仓田在黑川“修正”环评数据之前，曾经通过某个号码和黑川联系过。如果他能从这部旧手机里提取出通话记录，就能证明仓田、黑川和濑户内三方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但旧手机早已没电，他需要专门的设备来恢复数据。

佐伯拿起电话，拨通了老搭档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他又拨了一次，这回响了六声之后，对方接通了。

但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老搭档的声音。

“佐伯刑警，”那个声音很陌生，很平稳，像是在宣读一份公文，“我是警视厅内部调查课的。你的前搭档因涉嫌泄露机密信息，目前正在接受内部调查。如果你需要和他取得联系，请通过正式渠道申请。”

电话挂断了。

佐伯握着手机的手垂了下来。他站在六叠榻榻米的房间里，窗外是海望町漆黑的夜。远处基地工地的灯火透过薄薄的窗帘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条纹。

他点了一根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像一颗正在缓慢减速的心跳。老搭档出事的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在他头上，但他注意到一个不对劲的地方——对方用的是“接受调查”，而不是“停职”或“拘留”。这意味着他们还不敢动一个在警视厅服役了三十年、知道太多内幕的老刑警。他们只能先把他按住，让他不能帮佐伯查任何东西。

有人已经感觉到了危险。

而这恰恰说明，他找对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