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是有重量的。
弗兰克·马洛在这间没有窗户的囚禁室里待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开始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黑暗不是空的——它会一点一点地压上来，先是压在眼球上，然后是太阳穴，然后是后脑勺，最后是整个胸腔。你开始听到一些不存在的声音：远处的脚步声、门缝里漏进来的低语、某个被关在更深处的人发出的闷闷的呻吟。你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你的大脑在缺氧和恐惧中编造出来的。
他强迫自己不去听那些声音。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指尖那几颗螺丝上。
通风口的金属栅格一共有四颗螺丝，三颗已经完全锈蚀，用手指就能拧动。最后一颗锈得没有那么厉害，螺纹还紧紧咬在螺母里。马洛试了几次，指尖在螺丝头上打滑，指甲缝里嵌满了铁锈碎屑。他停下来，在黑暗中摸到了自己腰带上那把一直随身携带的钥匙串——上面挂着一把折叠小刀，刀刃已经钝得切不开一个苹果，但刀尖还能用。他把刀尖插进螺丝头的一字槽里，用掌根顶住刀柄末端，一点一点地拧。金属摩擦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每一次转动都像是在用指甲刮黑板。他拧一下，停一下，侧耳听一听钢门外面有没有反应。然后继续拧。
螺丝终于松动了。他把它从螺孔里抽出来，和其他三颗一起放在地上，然后用手指勾住通风口的栅格边缘往外拉。栅格发出了一声短暂的、尖细的金属呻吟，然后从墙壁上脱开了。一股冷风从通风管道里灌进来，带着海水的咸味和铁锈的腥气。有风就意味着有出口——这条管道不是死路，它通向外面的某个地方。
马洛把手伸进管道口，探了一下尺寸。管道截面大约是四十厘米见方，刚好够一个成年男人的肩膀勉强通过。他深吸一口气，把大衣脱下来叠好从管道口塞进去，推在前面，然后双手撑住墙壁，先把头和肩膀挤进管道。铁皮管壁贴着他的后背和胸口，每一次呼吸肋骨都会碰到冰凉的金属。他像一条蛇一样在黑暗中蠕动，用手肘和膝盖一寸一寸地往前挪。
管道不长。大约爬了六七米，前方出现了一团微弱的光晕——不是灯光，是月光。管道的尽头是另一道栅格，但这一侧的栅格比囚禁室里那道更加破旧，螺丝已经完全锈烂，甚至不需要拧，用力一推，栅格就从框架上脱落了。马洛把大衣先从开口处塞出去，然后整个人跟在后面，双手抓住管道的边缘，把下半身拖出来，落在一片松软的沙土地上。
他仰面躺着，大口喘气。头顶是贝尔港的夜空，黑色的云层被海风吹得飞快移动，偶尔露出一小块惨白的月亮。他翻身站起来，拍掉身上的铁锈和灰尘，环顾四周。
他所在的位置是14号仓库的背面，夹在仓库外墙和一片野生灌木丛之间的狭窄空隙里。灌木丛过去是一道倾斜的碎石坡，坡下面就是黑色的海水，浪头拍在礁石上发出有节奏的轰鸣。仓库里没有人声，没有脚步声，没有任何灯光。斯特林和他的手下显然已经走了——带着录音带，也许还带着一份新的、更详尽的失踪报告模板，等着填上马洛的名字。
但他们没有锁上囚禁室的门，或者说他们没有料到通风口的螺丝会锈得那么厉害。他们把马洛当成一个记者——一个只会用笔、不会用撬棍、更不会在黑暗中拧螺丝的人。
马洛沿着仓库外墙的阴影走到灌木丛的边缘，蹲下来重新整理自己的东西。大衣还在，里面还有内衣口袋里那张画着符号的纸。但他现在失去了所有的证据：贝茨的信、派克的铜面板、克劳斯的日志和货舱分布图、科尔的事故报告副本，全部在背包里被斯特林抄走了。录音带也没了。他用三天的时间、三个人的遗物和他自己仅存的全部胆量堆起来的那座证据之墙，在一夜之间被人连根拔起。
但他还活着。活着就意味着还能重来。
黎明前最暗的那几个小时，马洛没有回码头区。他在海边灌木丛里蹲到了天蒙蒙亮，然后沿着海岸线朝北走，绕过了13号码头的铁丝网，在废弃的渔船停泊区里找到了一艘搁浅在岸上的旧拖船。拖船的船舱里有一股浓烈的鱼腥味和柴油味，但至少四面有墙，头顶有顶棚。他在一堆发霉的渔网里蜷缩着睡了两个小时。
天刚亮的时候，拖船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马洛警觉地从渔网里坐起来，后背紧贴着船舱壁，从船体木板的一道裂缝里往外看。一个矮胖的身影沿着海滩走过来，走得很慢，步伐一瘸一拐。走近了之后马洛认出那件褪色工装裤和那顶油腻的鸭舌帽——是拆卸厂的老头。他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这个老头一辈子在码头区打转，从来没有离开过拆卸厂方圆两英里的范围，现在却出现在这里。
马洛从船舱里爬出来，站在船头的甲板上，海风把他的大衣吹得猎猎作响。老头看到了他，停下了脚步。两个人隔着海滩对视了几秒钟。然后老头从工装裤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高高举过头顶，让马洛看清楚——是那把撬棍。昨天马洛把它放在地下室的货架上，走的时候没能带走。斯特林的人显然没有处理它，老头又把它捡回来了。
“你活着。”老头走到近前，把撬棍递给马洛。他的语气平淡得像是陈述一个天气预报，但那双被松垮眼皮遮住的眼睛里有某种湿润的光泽在闪。“今天凌晨三点，我在拆卸厂的值班室里听到三叉戟公司的消防频道在传消息——14号仓库地下室发现入侵者，正在搜查周边区域。我以为你已经沉在海里了。”
“差一点。”马洛接过撬棍，把撬棍斜靠在船舷边上，然后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那张折得皱皱巴巴的纸，展开给老头看——圆圈，三角形，张开的手掌。“你说的那个标志，就是这个吗？”
老头低头看了一眼。他的脸色变了。不是恐惧，不是惊讶，而是某种更加沉重的、像是在确认一个不愿意相信的事实之后的那种悲痛。他把纸从马洛手里拿过来，凑近自己的脸，用粗糙的拇指抚过铅笔线条，像是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在抚摸一个死人的脸。
“是的，”他说，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得几乎被海浪声盖住了，“就是这个。我在那个集装箱里看到的罐子上印的，就是这个。”
“你知道它代表什么吗？”
老头把纸还给马洛，坐在拖船旁边一块长满藤壶的礁石上，双手搭在膝盖上，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开始说话——不是回答马洛的问题，而是在讲一个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的故事。
“三十年前，我还在跑远洋船。那年我在一艘三叉戟公司的货船上做司炉工。那趟航班从南美洲西海岸出发，装了一船秘密货，所有的报关文件上写的都是‘工业化学品’。但我们在海上航行到第四天的时候，货舱里有一个罐子漏了。那个罐子外面印的也是这个标志。”他指了指马洛手里的那张纸，“当时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船长命令我和另外两个水手下舱去堵漏。我们下去的时候没有带任何防护装备——公司给船上配的防毒面具全被锁在船长室的柜子里，钥匙在船长脖子上挂着。我们三个人在货舱里待了不到十分钟。就十分钟。出来之后，我的皮肤发红发痒了整整一个月。另外两个人比我严重得多——一个在船靠岸之后就开始呕吐，吐到胃出血，半个月后死了。另一个在那之后的半年里头发掉光，牙齿松动，最后在某个夜里从码头上走进了海里，再也没有游上来。”
老头的目光越过海面，望向远处那些正在晨雾中慢慢显形的货轮轮廓，声音平静得可怕。“后来我查了很多年，才在一本旧的军用物资图鉴上找到这个符号。那是二战时期盟军的一个秘密化学项目的标志——代号‘灰烬’，A-S-H-E-S。项目在战争结束后被官方终止了，所有档案被销毁。但有人说，项目的内容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有人说，那些被制造出来的化学剂——一种高腐蚀性的工业废液——被从欧洲运到了南美洲，封存在地底，由私人公司保管。每年支付一笔保管费给当地的军阀，确保没有人去挖那些罐子。”
马洛感到一阵寒意从脊椎底端升起。工业废液。那不是普通的化学品。那是某种被刻意隐藏了几十年的东西，在大战结束后被从焦土中挖出来，漂洋过海，埋进了另一片土地的秘密洞穴里，然后又因为某种原因被挖了出来，装进了美杜莎号的12号货舱。
“如果那些罐子里装的确实是‘灰烬’项目的遗留物，”马洛缓缓地说，“那三叉戟公司不是在走私毒品，也不是在走私武器。他们是在走私一种能把整座城市变成无人区的废液。他们把它从南美洲运到贝尔港，是为了什么？”
老头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14号仓库不是唯一的存储点。那些罐子在贝尔港只停留了三天就被转运走了。我在拆卸厂的废纸篓里捡到过一张被揉烂的货运调度便签，上面写着从14号仓库发出的货运单——目的地不只是一个，而是好几个。它们经过贝尔港，被拆分成更小的批次，然后被分散运往内陆。就像有人在刻意地把一整个化学武器库化整为零，藏在每一个没有人注意到的角落里。”
马洛把那张画着符号的纸重新折好，放回内衣口袋。他现在知道了这个符号的含义，知道了12号货舱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他需要证据。他需要一份能让全国报纸头版颤抖的文件，需要一张照片，需要一个罐子本身，完好无损地放在法庭面前，让所有人都能看到那个圆圈三角形里的手掌。
“你能给我弄一台相机吗？”马洛问。
老头想了一会儿，站起来，一瘸一拐地朝拆卸厂的方向走去。马洛留在拖船旁边，把撬棍握在手里，看着海面上渐渐升起的朝阳把灰色的海水染成一层薄薄的金色。远处码头上，新一天的装卸作业已经开始了——吊臂在晨光中缓缓转动，货轮的汽笛发出低沉悠长的鸣叫。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正常，正常得像是一个没人知道地下室里藏着什么的世界该有的样子。
大约半小时后老头回来了。他带回了一台老旧的徕卡相机，机身上的黑色漆皮已经被磨得露出了黄铜底壳，镜头周围有一圈细小的划痕，但快门按下去的时候声音还很清脆。“这是我年轻时买的，”老头把相机递给马洛，“里面装了半卷胶卷。还剩十二张。够你用。”
马洛接过相机，把它挂在脖子上。相机沉甸甸的，贴着他的胸口，冰凉的金属外壳很快就被体温捂暖了。
“你打算怎么做？”老头问。
马洛望着远处14号仓库灰色的轮廓，在越来越亮的天光里，那座建筑显得更加丑陋而孤独——一栋没有窗户、没有标识、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水泥方块，里面塞满了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斯特林以为他拿走了录音带就没事了。但他不知道我已经听过那卷带子。他不知道我已经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我还活着。”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手从工装裤口袋里摸出一个小东西——一枚铜纽扣。和斯特林放在货架上的那枚完全一样，但这一枚更旧，边缘的锚链纹路已经被磨得几乎看不清了，三叉戟浮雕的表面覆盖着一层深绿色的铜锈。“这是我当年在那艘船上捡到的。出事之后，我在医务室的床底下发现了这枚扣子——是那个后来跳了海的同伴掉的。我把它收起来，发誓有一天我要让这枚扣子成为证据，证明三叉戟公司做过什么。但三十年过去了，我什么也没做。我老了，胆子小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确认自己还活着，然后就不敢再奢望别的了。”
他把扣子塞进马洛的手里。“现在我把它给你。一枚扣子没什么分量，但加上你那张纸上的符号，加上你的录音带，加上你在那间地下室里亲眼看到的两百个罐子——这些东西叠在一起，总该够撬开一道缝了吧？”
马洛握住那枚铜纽扣。它的边缘硌着他的掌纹，冰凉而坚硬。他把它放进口袋里，和那张画着符号的纸放在一起——这两样东西，一件来自三十年前一个死在海底的水手，一件来自他自己在黑暗的囚禁室里用手指和刀尖拧开四颗生锈螺丝换来的那几分钟自由。放在一起，它们还不够成为一篇完整的报道，但已经足够成为一颗子弹。
他告别了老头，沿着海岸线往回走。他需要找到一个新的藏身之处，一个斯特林的人想不到的地方。报社不能回，公寓不能回，拆卸厂不能回——斯特林的人迟早会把注意力转向那个干瘦的老头。14号仓库也不能再去了，至少短期内不能。但还有一个地方——那个在海边废弃的消防局旧楼。他在第二章的晚上曾经利用那栋楼甩掉了斯特林手下的尾巴，那栋楼的窗户都是碎的，地下室是空的，没有人会在里面找到他。
但他还需要联系一个人。一个能帮他验证那些密封罐里究竟是什么东西的人。一个懂化学的人，或者更直接地说——一个懂军事化学遗留物的人。他唯一能想到的途径是唐纳德。唐纳德在港务局值了三十年夜班，和各大港口的海关实验室都有联系，也许认识什么人。
中午时分，马洛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港务局值班室的号码。电话响了七声，然后唐纳德接了。他的声音比上一次更加紧张——昨天晚上的事情显然已经传遍了整个值班室。
“你还活着？”唐纳德的声音压得很低，“我的天，港务局今天早上一上班就收到了三叉戟公司发来的文件——说你涉嫌非法闯入私人仓库，正在被港口警察局通缉。整个大楼里到处都在传这件事。你不能待在贝尔港了，你必须马上走。”
“我不能走，”马洛说，“我需要你帮我联系一个人。海关实验室的化学分析师。你认不认识？”
唐纳德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话：“有一个人。她叫多萝西·程，港务局海关联合化验室的主任。上个月她来找过我，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她问我美杜莎号卸货那天，12号货舱的抽检样品有没有送到化验室。我说没有，当天晚上所有样品都被三叉戟公司的人收走了。她的表情很奇怪，像是早就知道会得到这个答案，但又希望我给出不同的回答。她临走前跟我说了一句话——‘如果有人来找你问同样的问题，把我的号码给他。’”
马洛在一张揉皱的烟盒纸上记下了电话号码。“唐纳德，还有一件事。你帮我用港务局的内部系统查一份文件——十四年前三叉戟公司从南美进口‘工业化学品’的报关单。找一个叫‘灰烬’或者‘ASHES’的代号。如果有任何线索，打这个号码找我。”他报出了消防局旧楼对面那家通宵洗衣店的公用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他沿着小巷回到消防局旧楼，在二楼一间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里铺开大衣，坐下来。他有十二张底片、一把撬棍、一枚锈透了的铜纽扣、一个画在纸上代表着某种被隐藏了数十年的可怕秘密的符号，还有一盒从便利店买来的备用干电池和一把折叠小刀。这是他全部的家当。而外面，整个贝尔港的警察局、港务局安保部门和三叉戟公司的私人武装都在找他。
他躺在大衣上，看着天花板上剥落的油漆裂缝，慢慢地整理着从昨晚到现在获取的所有信息。斯特林拿走了录音带，但他们没有从磁带本身获得任何信息——斯特林说“你已经听过它了”，证明他在乎的不是磁带，而是谁听过它。磁带只是载体，真正有价值的是磁带上记录的那个声音——派克的声音、克劳斯的声音、船长康纳利切断通讯的声音。这些声音已经被马洛的耳朵记住了，被他的大脑转录成了文字，被他的笔记本记录在已经被斯特林收走的那几页纸上。但笔记本上的字迹可以重写。只要他还活着，磁带上的每一个字都可以被重新还原。
而那两百个金属罐——那才是真正的铁证。拆卸厂老头说过，罐子在14号仓库只停留了三天就被分批转运走了。这意味着如果马洛运气好的话，14号仓库的地下室里现在还有一批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罐子。斯特林昨晚没有动它们——他来得太仓促，只是为了抓人，不是为了转移货物。但今天一定会动。在发现马洛从通风管道里逃脱之后，斯特林的第一反应不会是追捕，而是清空仓库。他会把那些罐子搬到另一个地方，搬到一个连马洛都找不到的地方。
马洛没有时间了。
他必须在那之前赶回去，拍下那些罐子的照片，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把胶卷洗出来，寄给每一个他能想到的新闻机构——贝尔港的、州府的、全国的。如果他自己在那之前被抓住了，至少胶卷还在路上。
黄昏时分，马洛从消防局旧楼里走出来，脖子上挂着那台老徕卡相机，背包里装着撬棍和一把手电。他步行穿过码头区边缘的废弃集装箱区，远远地绕开了13号码头，从东侧的乱石滩翻过那道铁丝网。海水已经开始涨潮，冰冷的浪花打在他的裤腿上，灌进了他的鞋子里。他没有停下来，一直走到14号仓库背面的灌木丛，蹲在他昨天爬出来的那个通风口旁边。
仓库外墙周围没有任何人影，没有车灯，没有脚步声。但马洛不能确定里面有没有人。他沿着外墙绕到侧面的小铁门——就是他昨晚用撬棍撬开的那扇。铁门虚掩着，门上的挂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粗重的铁链从里面穿过门把手缠绕了几圈，但没有上锁——只是松松地挂着，像是有人匆忙进出时随手缠上去的。
斯特林的人来过了，也许还在这里。也许正在地下室里面搬东西。无论如何，马洛不能走正门。
他从通风口重新钻了进去。这一次他更熟练了，不到五分钟就爬过了那段窄窄的管道，从囚禁室那头的开口处钻出来，落在了那间他待了好几个小时的小黑屋里。钢门虚掩着——昨晚斯特林的人离开时没有锁它，也许是因为他们以为马洛还关在里面，不需要锁；也许是因为他们打算很快就回来，回来的时候再锁上。不管怎样，那扇门现在是开着的。
马洛推开钢门，走进地下室的主储藏间。货梯还在，货架还在——但货架上空了。
那些金属罐被搬走了至少三分之二。剩下的几十个罐子堆积在房间最里面的角落里，旁边放着几卷塑料气泡膜和两个半空的木条箱。搬运工作显然正在进行中，只是临时被中断了。地面上的轮胎印还很新鲜，防静电橡胶垫上沾着深褐色的灰泥，和拆卸厂老头描述的一模一样。
马洛没有时间犹豫。他把相机举起来，对准角落里剩下的那些罐子，调整好焦距，按下了快门。第一张——罐子的全貌，不锈钢外壳在闪光灯下反射出刺眼的白光。第二张——罐顶的铅封，那个圆圈套三角形的符号被放大到占满了整个取景框。第三张——货架上被搬运后留下的空位，地板上散落着铅封碎片和溅出的几滴深色液体。第四张——墙角那个被撬开的木条箱，箱子外面印着“农用机械零件”的标记，里面却塞满了和货架上一模一样的金属罐。
他拍了十张照片，把整卷胶卷拍完。在换新胶卷的时候，他听到了一声响动。
头顶。仓库一楼。有人在上面。
脚步声——不止一个人的脚步，混杂着推车车轮碾过水泥地面的声音和低沉的对话声。他们还在搬东西。他们还在。他们现在就在他头顶上。如果有人走进主货梯井道，往地下室里看一眼——不，不需要看，只要打开货梯的电源，货梯井里的灯就会亮，灯光会穿过敞开的铁栅栏门照进地下室。
马洛把相机收进背包，把撬棍握在手里，朝楼梯方向快速移动。他刚走到假墙后面，就听到货梯井里传来了液压机启动的嗡鸣。货梯开始下降了。他翻过假墙，沿着水泥楼梯往上跑，跑出假墙裂口，穿过钢架和木箱之间的通道，冲到侧面小铁门的位置——然后他发现那条松垮的铁链已经被从外面拉紧了。有人在他钻进通风管道之后关上了这扇门。
货梯停在了地下室。栅栏门拉开的声音，手电光在货架之间扫射的光束，然后是斯特林的声音——不是昨晚那种彬彬有礼的冷漠，而是一种被逼到墙角之后爆发出的震怒。这个声音从货梯井里传上来，被混凝土墙壁和铁制管道反射扭曲，但仍然清晰地传进马洛的耳朵里：“每搬走一箱就给我清点一箱。把地下室里剩下的那几十个罐子全搬上去，现在就搬。那个记者还在外面——他昨晚没死成，今天一定会回来。我再给他一个小时，最多一个小时，等他再出现在这片海岸线上的时候，我要让他永远留在这里。”
马洛没有等着听更多。他把铁链从门缝里撬开一条缝，然后用撬棍的楔形尖端插进门缝和门框之间，利用杠杆原理一点一点地把铁链的扣环撬松。铁链松脱的一瞬间，铁门弹开了，海风灌进来，带着盐和腐烂海藻的气味。
他跑出仓库，跑过灌木丛，跑过乱石滩，跑过废弃渔船停泊区的沙地，一直跑进拆卸厂干船坞旁边那片由废弃集装箱堆成的迷宫，蹲在一个锈透了的集装箱角落里，抱着相机，大口喘气。他的肺在燃烧，腿在发抖，膝盖上那个旧伤口又重新裂开了，血沿着小腿流进鞋子里。但他抱着相机的手指稳稳当当，没有一丝颤抖——十二张底片，密封在胶卷暗盒里，贴着他的胸口，像是另一颗更加脆弱但也更加强大的心脏。
夕阳正在沉入海面。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把胶卷洗出来。贝尔港能洗照片的地方不多——最大的一家冲印店在报社对面的商业街上，但那里一定已经被斯特林的人监视了。第二家在港务局大楼地下一层的便利服务区，唐纳德也许可以帮他，但洗照片需要时间，而唐纳德今晚要值班，不方便离开。还有一家——他忽然想起来，在中央广场附近有一条窄巷，巷子里有一家破旧的照相馆，招牌上写着“莫里斯摄影——冲印立等可取”。那个地方他从没进去过，但他记得店门口贴着一张手写的价目表，上面有一行字：“夜晚服务，请按门铃。”
天完全黑下来之后，马洛从集装箱区出发，沿着小街窄巷穿过了半个贝尔港，绕开了每一处可能有人监视的路口，在深夜十一点敲响了莫里斯摄影的门。开门的是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白发老人，穿着一件满是定影液污渍的围裙，看到马洛风衣上沾着的铁锈、泥土和血迹之后，不紧不慢地把他让了进来，一句话都没有多问。有些人活到这把年纪，见过了够多的夜晚访客，已经学会了不向他们提问。
半小时后，十二张还带着定影液气味的黑白照片铺满了照相馆的暗房台面。每一张都清晰无比——那两百个金属罐的轮廓、铅封上那只张开的手掌、散落在地上的深色液体痕迹、印着假标签的木条箱。马洛把照片分成三份，装进三个牛皮纸信封里。三个信封上分别写着三个地址：《贝尔港观察报》的报社信箱、联邦海岸警卫队贝尔港分局的举报信箱、以及一份全国性大报的新闻编辑部——那个编辑部的地址是他从报社合订本上抄下来的，他记在脑子里，因为迟早会用上。
他把三个信封交给照相馆老人，付了三倍的邮资，请他明早第一班邮车出发前投进邮筒。老人接过信封，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枚旧邮票，贴在第一个信封上，然后用同样稳定的手势贴了第二个、第三个。他没有看地址，也没有说话。他只是在做自己干了一辈子的事情——把照片装进信封，把信封送进邮箱，让它们离开暗房，去往阳光底下。
马洛走出照相馆的时候，凌晨的风刮得街道空空荡荡。他站在中央广场的角落里，看着那三个信封在邮筒的投信口里消失，听着它们在金属邮筒内壁上撞击出的沉闷回响。然后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沿着广场边缘的阴影走进了贝尔港最深沉的夜色里。
他的口袋里还剩下两样东西——一张画着圆圈三角形符号的纸，一枚被铜锈覆盖的纽扣。胶卷已经寄出去了，证据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现在他在法律上和物理上都不再是唯一承载着这个秘密的容器。秘密已经被复制，被分散，被装进三个信封投进了三个不同的邮筒。明天早上，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其中至少会有一封信被送到目的地。
但今晚，他必须活到天亮。而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一个人在等他——一个住在哈洛伦庄园里、在深夜为他打开过自己书房的女人。他不知道伊芙琳现在是否安全，不知道哈洛伦和斯特林有没有发现她在暗中帮他。但他知道一件事：他能从14号仓库那间囚禁室里活着出来，一部分是因为她在地图上面画下的那个十字标记。他欠她一个人情，而现在，这个人情也许需要他用比撬棍更重的东西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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