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埃莱娜·罗萨斯是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女人。她大约四十岁，深棕色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利落的马尾，脸上没有任何化妆，穿一件剪裁简洁的炭灰色西装外套，肩上挎着一个磨旧了的黑色公文包。她坐在河滨图书馆二楼阅读室的窗边，逆着光，整个人像一尊被精确雕刻出来的青铜像——每一根线条都有它的用途，没有一处是多余的。
马库斯走进阅读室的时候，她已经把桌子上的东西摆好了。不是文件，不是表格，而是一张放大的圣米格尔河流域卫星地图，铺满了半张桌面。地图上被人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画满了标记——红色圆圈标出回注井的位置，蓝色箭头标出地下裂隙的推测走向，黄色高亮覆盖了下游自来水厂取水口周边的棚户区。这些标记不是来自绿洲守护的调查，不是来自彼得森博士的示踪测试，而是来自某个更早、更系统、更长期的监控行动。
“请坐，格雷巡警。”罗萨斯用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既不过分热情也不冷淡，像一个已经在这个案子上花了很多时间、终于见到了最后一枚拼图的人，“或者说——我应该叫你‘匿名举报人’？还是‘社区合作伙伴津贴的领取人’？你有很多身份，我不知道该用哪一个。”
马库斯坐下，把装着所有证据的帆布袋放在膝盖上。“你知道多少？”
“差不多全部。”罗萨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薄薄的文件夹，翻开。里面夹着一页打印的时间线表格，从去年六月一直到本周，每一行都标着日期、事件和证据来源。“去年七月，拉莫斯巡警在格林化工废水车间拍摄了旁通管道的照片。八月，下游棚户区首次出现儿童肾损伤病例的集中爆发。十一月，你提交了关于回注井的异常报告，三天后报告被环境署快速结案。同月，你开始通过文森特·劳伦斯收取格林化工的‘社区合作伙伴津贴’，同时秘密配合绿洲守护收集非法排污证据。三周前，彼得森博士在回注井进行了示踪测试，证实地下水与河流之间存在快速水力连通。上周，环境署技术评估委员会副主任科尔特斯在听证会上被当面对质1998年原始水文报告被篡改的事实。昨天凌晨，格林化工试图用水泥封堵旁通管道，被你通过社交媒体直播阻止。”
她把文件夹合上，抬起头看着马库斯。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没有审判，没有同情，只有一种职业性的评估，像是医生在看一份复杂的病历，在决定从哪里下刀。
“你漏了一件事，”马库斯说，“我还放了至少四批走私货物通过7号检查站。灰色罐车，没有标志，装的是毒品和枪支。”
“这个我们也知道。”罗萨斯说，语气平淡得像在确认天气，“去年以来，联邦调查局和阿尔斯特联邦缉毒署一直在联合监控一条从瓦伦西亚通往阿尔斯特联邦的走私通道。我们掌握了运输路线、部分涉案人员的身份、以及货物的大致类型。但我们一直没有足够证据启动正式调查，因为走私活动被一层又一层的合法外衣包裹着——化工品运输许可、废水回注许可、边境巡逻条例中的自由裁量权。每一个环节单独看都合法。我们需要一个能从内部撕开这层外衣的人。”
她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推到马库斯面前。封面上印着瓦伦西亚联邦地区检察署和联邦调查局的联合标志，标题是“合作协议——污点证人及重大立功减责条款”。
“这不是逮捕令，也不是传票，”罗萨斯说，“这是邀请。联邦调查局环境犯罪科和缉毒署联合工作组正在组建一个针对格林化工及其关联方的专案组。我们需要一个在边境巡逻队工作过、熟悉走私路线、了解化工品运输流程、并且已经掌握了核心证据的线人。你是唯一的候选人。”
马库斯盯着那份文件。他这辈子见过很多法律文件——起诉书、调查报告、巡逻条例——但从来没有一份文件让他觉得如此沉重。不是因为上面密密麻麻的法律术语，而是因为它所意味的东西。签下这份协议，意味着他将正式从一个在灰色地带挣扎的双面人，变成一个被联邦政府承认的合作者。但这也意味着他将公开背叛他曾经服务了十四年的系统——那个系统里不仅有克鲁格和文森特，还有拉莫斯、桑切斯、以及几十个在检查站日复一日调整巡逻路线的普通巡警。他们中的很多人和他一样，不是因为贪婪，不是因为恶意，只是因为某种被制度消磨到无形的、理直气壮的平庸。
“如果我不签呢？”马库斯问。
“那你会被起诉。”罗萨斯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但语气里没有敌意，“文森特·劳伦斯昨天已经通过他的律师向联邦地区检察署提交了一份正式举报材料，指控你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窃取格林化工的商业机密。这份举报材料里附带了你在泵站拍摄的照片、你的巡逻日志修改记录、以及银行转账记录——就是文森特付给你的那些‘社区合作伙伴津贴’。如果专案组不介入，你会在两周内被提起公诉。文森特正在把你变成替罪羊——他要把你说成是一个贪腐巡警，利用职务之便敲诈合法企业，借此推翻你收集的所有证据的可信度。”
马库斯并不意外。那天晚上在泵站，文森特说得很清楚——“法律不是关于真相的，法律是关于谁能把证据包装成法庭采信的形式。”文森特正在做的就是把马库斯包装成一个贪腐的、不可信的、在妻子生病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的巡警。这个包装几乎已经完成了——因为马库斯确实收了钱，确实调整了巡逻路线，确实在日志上写了“无异常”。文森特只需要把这些事实从复杂的情境中剥离出来，放在法庭的白光下面，它们就会自动变成犯罪证据。
“所以这是一场交易，”马库斯说，“我帮你们打掉格林化工的网络，你们撤销对我的指控。”
“不只是撤销指控，”罗萨斯往前倾了倾身体，双手交叉放在地图上，“如果你提供的证据和证词能够帮助专案组定论文森特·劳伦斯、卡尔·雷曼、以及奥斯瓦尔多·科尔特斯的核心罪行，你将获得重大立功减责待遇——包括免除刑事追诉、保留养老金资格、以及对你妻子的医疗费用提供联邦证人保护基金的补贴。”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让马库斯措手不及的话。
“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一旦你签署这份协议，你就不能留在圣米格尔镇了。你和你的家人将被转移到联邦证人保护计划下的安全住所。你需要出庭作证，在公开法庭上面对文森特和他的律师团的交叉质询。你的同事、朋友、邻居——那些在镇上一块生活了十四年的人——会认为你是一个叛徒。而文森特的律师会把你在证人席上撕成碎片，他们会拿你收过的钱、改过的日志、放过的走私车辆来攻击你。如果你准备好了接受这一切——那就签。”
阅读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圣米格尔河低沉的流水声。马库斯看着那份文件，想起了十四年前他从缉毒部调来边境巡逻队的第一天。那天克鲁格警长对他说——马库斯，边境地区有它的规则。你不需要改变世界，你只需要管好自己分内的事。那时候他以为分内的事就是巡逻、检查、写报告。现在他才知道，在克鲁格的定义里，“分内的事”就是不越界、不多管、不给自己找麻烦。
他拿起笔。笔尖在签名栏上方停了一秒——这一秒里，他想起了艾琳在病床上说的那句话：“如果你还没走得太远，现在就回头。如果已经走得太远了——那就做对的事。不管代价多大。”他想起了米格尔在教堂后院递给他的那张划破的水系图。他想起了拉莫斯在更衣室里把偷拍的照片塞进他手里时说的那句话：“有些事情，光靠一个人是不够的。”
然后他在签名栏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罗萨斯点了点头，没有说恭喜，没有说谢谢，只是用一种完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事情的表情把文件收回了公文包。然后她从公文包底部取出一部崭新的加密手机，放在桌上。
“从现在起，你的所有通讯都通过这部手机。原来的手机和号码可能会被监听。专案组的代号是‘浊流’。我会是你的直接联系人。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拨打通讯录里唯一的那个号码——它会直接连通我的私人线路，不管什么时候。”
“第一步做什么？”马库斯问。
“第一步，”罗萨斯站起来，把卫星地图卷起来夹在腋下，“你要去见一个人。一个你不认识但你必须说服的人。他手里有专案组需要的最后一个关键证据，但他在三年前被格林化工吓坏了，此后拒绝和任何执法机构合作。你和他之间有一个共同点——你们都在那口回注井旁边站过，都亲眼看到了那些不该出现在河里却最终流进了河里的东西。”
她把地图展开，用指尖点了一下圣米格尔河上游的一个位置——在格林化工厂区和阿尔斯特联邦边境之间，一个被标记为“维埃拉书店”的小房子。
“伊格纳西奥·维埃拉教授。科尔特斯的硕士导师，1998年水文评估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他是一个七十六岁的老地质学家，在阿尔斯特联邦南部的小镇上开了一家二手书店。他手里保存着整套1998年原始数据的副本——不仅是水文连通性那一章的数据，还包括一段被从所有公开版本里删除的、关于回注井对下游水质影响的附加报告。据我们所知，那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份没有被篡改过的原始水样检测记录。如果他能把那份报告交给专案组，科尔特斯和格林化工伪造水文数据的指控就铁证如山。”
“为什么他不交给你们？”
“因为他怕。”罗萨斯收起地图，语气里多了一层复杂的东西，“三年前，格林化工的安保部门发现了他在整理旧档案，派人来‘拜访’过他的书店。他们没有打他，没有威胁他，只是礼貌地告诉他，如果他继续‘散布未经证实的关于格林化工的谣言’，他的书店可能会因为消防违规被关闭。第二天，他的书店门口就多了一张消防安全检查不合格的通知。从那以后，他把所有数据锁进了地下室，拒绝和任何人讨论1998年的事。他不是怕死，他是怕失去那间书店——那是他退休后唯一的家，也是他一生收藏的地质学文献最后的归宿。”
“那你为什么认为他会见我？”
“因为你是一个巡警。”罗萨斯说，看着马库斯的眼神里忽然闪过一丝复杂的意味，“维埃拉教授这一辈子都在和数据打交道。他相信数据不会撒谎，但人会说谎。他见过太多人——企业家、律师、政府官员——来找他，用漂亮的言辞要求他交出数据，然后转身就把他出卖给格林化工的公关团队。但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边境巡警，在妻子需要救命钱的时候收了企业的贿赂，然后又亲手把那些证据交还给了法庭。你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马库斯·格雷。对于维埃拉教授来说，你可能是一个他愿意相信的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使者’，而是一个做过错事、正在试图弥补的普通人。”
那天下午，马库斯开车去了阿尔斯特联邦南部的那个小镇。
维埃拉书店坐落在一条铺着鹅卵石的老街上，夹在一家面包店和一家钟表铺之间，门面窄小，橱窗里摆着几本褪色的精装地质学著作和一台老式的岩石显微镜。门框上挂着一块手写的木牌——伊格纳西奥·维埃拉，地质学博士，二手书与学术文献，营业时间：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或直到我找到一本我想先自己读完的书为止。
马库斯推开门。门铃发出了一声清脆的、老式的叮咚声。
书店内部比从外面看起来大得多——不是物理上大，而是那种被书籍塞满了每一寸墙面和地面的充实感，让人觉得空间被延伸了。书架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上面挤满了地质学、水文学、矿物学和环境科学方面的旧书，很多书的书脊已经褪色到看不清标题。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和时间的味道，还有一种极淡的、若有若无的矿石粉末气息，像一个老地质学家毕生收集的回忆都在这个空间里慢慢风化。
一个老人坐在柜台后面，低头看着一本摊开的书。他大约七十多岁，银白色的头发柔软而稀疏，鼻梁上架着一副用胶带修过的老花镜，手指修长干瘦，上面布满了年代久远的墨渍和化学试剂留下的细微疤痕。他听见门铃响了，但没有抬头，只是用一种温和但带着拒绝的语气说：“如果是来买书的——请随意翻阅。如果是格林化工派来的——请直接离开。我的书店不欢迎你们。”
马库斯没有离开。他走到柜台前面，从帆布袋里取出米格尔那管标本袋——那管从圣米格尔河湾里取上来的、分了三层颜色的浑浊河水——放在柜台上，紧挨着老教授正在读的那本书的封面。
“我不是格林化工的人，”马库斯说，“我叫马库斯·格雷，是圣米格尔地区边境巡逻队的一名巡警。我来找您，是因为您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还能证明1998年那口井的数据被人篡改过的人。”
维埃拉教授缓缓抬起头。那双被老花镜放大了的眼睛先看了看那管标本袋，又看了看马库斯。他的目光在标本袋上停留了很久——不是看一件陌生东西的好奇，而是一种认出了一位久别重逢的故人的沉静。他伸出手，用指尖轻轻碰了一下标本袋的外壁，试管里浑浊的河水晃了晃，底层的灰褐色沉淀物在水中散开又落下。
“这是圣米格尔河的水？”他的声音沙哑而缓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一本尘封多年的旧书里被重新取出来的。
“是。从自来水厂取水口上游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取的。化学需氧量超标四倍，含有苯基丙酮衍生物。水质检测仪还能读出来的指标大概有十几项，但最让我不安的不是这些数字——最让我不安的是这管水闻起来的味道。一种甜的、让人恶心的化学甜味，和格林化工回注井旁边空气里飘着的味道一模一样。”
维埃拉教授摘下老花镜，用袖口轻轻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争取思考的时间。然后他站起来，走到书店门口，把门上那块“营业中”的牌子翻成“休息中”，拉下了窗帘。
“你跟我来。”他说。
他带着马库斯穿过书店后面的走廊，走下一条狭窄的木楼梯，来到地下室。地下室里没有书，只有几个锈迹斑斑的金属文件柜和一张旧木桌，桌上铺着一层防潮用的塑料布，上面整齐地排列着几十个装有微缩胶片和泛黄纸张的文件夹。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的圣米格尔河流域地质图，图上用红线和蓝线标注着密密麻麻的钻孔位置和水样采集点。地图的右下角有一行手写的日期——1998年3月。
“这就是当年的原始数据，”维埃拉教授指着那些文件夹说，声音在地下室里回荡出一种沉沉的嗡鸣，“野外调查记录、地下水样品检测表、示踪试验原始读数、裂隙测绘草图。我从头到尾参与了那次评估。我们花了三个月时间，在圣米格尔河流域打了四十七个钻孔，做了两百多次水样分析。最终我们得出的结论很明确——3号回注井所在的岩层存在一组东西向的主裂隙，直接连通到圣米格尔河的主河道。任何注入这口井的液体，最快可以在十五天内到达下游河流。如果注入量足够大，时间甚至可以缩短到一周以内。”
“但公开版本的结论是‘迁移时间尺度远超千年’。”马库斯说。
“因为他们删掉了最关键的一张图。”维埃拉教授从文件柜最上层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文件夹，翻开。里面夹着一张已经泛黄的、用铅笔和墨水手工绘制的裂隙连通性示意图。图上清晰地标注了3号回注井的位置，一条粗粗的红色箭头从井底穿过岩层，直接连接到圣米格尔河的主河道。箭头旁边手写着四个字——“高度连通”。
“这张图从来没有出现在公开版本的报告里。科尔特斯——我当时最器重的学生——在报告最终定稿之前把它抽掉了。他告诉我，环境署的水质标准委员会认为这张图的结论‘过于确定’，建议在正式提交前‘调整一下措辞’。我当时信了他。直到多年以后我才发现，他在调整措辞的同时，把整个章节从报告里删掉了。”
“你为什么不揭发他？”
维埃拉教授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轻轻抚过那张泛黄的裂隙图，手指在老化的纸面上留下一道极淡的痕迹，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因为我害怕失去这间书店，”他说，声音忽然变得很轻，“三年前，格林化工的两个人来‘拜访’我。他们穿着很得体的西装，说话很有礼貌。他们告诉我，如果我把这些旧文件公之于众，我的书店就会因为消防违规被关闭。我当时想——一个老头子，守着几千本旧书，能做什么呢？得罪一家年产值数十亿雷亚尔的化工企业？我选择了沉默。”
他把那张裂隙图从文件夹里取出来，小心地放在桌上，用手指抚平边角的褶皱。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马库斯。那双被老花镜放大了的眼睛里，不再是沉默了三年的恐惧，而是一种突然下定了某种决心的平静。
“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来了一个巡警——一个收了他们的钱、放了他们的车、在巡逻日志上写了‘无异常’的巡警——然后他拿着这管河水，站在我的书店里，告诉我他想把这一切都翻过来。如果你——一个已经脏了手的人——都敢站出来，那我这把老骨头，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他把那张裂隙图连同整个文件夹推到了马库斯面前。
“全部拿走。不只是一张图——是所有数据，所有笔记，所有被他们删掉的内容。我花了三年时间整理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等一个值得托付的人。你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信使，马库斯·格雷——但这条河从来不需要完美的信使。它只需要一个能带着真相走到终点的人。”
马库斯接过了那个文件夹。牛皮纸封面带着地下室潮湿的气味和旧纸张特有的干燥温度。他把它拿在手里，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重量——不是纸张的重量，而是时间。从1998年维埃拉和科尔特斯在圣米格尔河畔钻孔取样，到今天凌晨马库斯在厂区外面举着手机直播，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条裂隙一直在那里，穿过岩层，连通的不仅是回注井和河流，也是一代人的沉默和另一代人的选择。
“教授，”马库斯在离开之前问了一句，“您恨科尔特斯吗？他曾经是您最器重的学生。”
维埃拉教授站在书架之间的阴影里，银白色的头发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稀疏。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马库斯此后很多年都没有忘记的话。
“我不恨科尔特斯。我可怜他。因为我知道当年他修改数据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么想的——‘这个结论太尖锐了，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影响工人的就业，影响镇上的税收。我只需要让它温和一点，模糊一点，不那么确定。’他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合理的事。他用‘调整措辞’包装了一个谎言，然后花了一生的时间来说服自己那只是一个措辞问题。这种恶——不是咬牙切齿的恶，不是图穷匕见的恶——是那种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的恶。而最可怕的是，他可能真的相信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把老花镜从鼻梁上摘下来，折好，放进口袋里。然后他转过身去，开始整理书架上那些旧得褪了色的地质学著作。那个动作很平常，像每一个普通下午的例行整理，但马库斯看到了——老人的手指在书脊上停了一瞬，那一瞬间，他的肩膀微微颤了一下，像是放下了一件背了很久很久的东西。
马库斯抱着文件夹走出书店。鹅卵石街道上洒满了午后的阳光，面包店里飘出新鲜面包的香气，钟表铺的橱窗里陈列着老旧的怀表和航海计时器。这是一个安静的、平凡的、与任何阴谋无关的小镇。但此刻，全世界唯一一份完整的、未被篡改的1998年圣米格尔河流域水文数据，正被装在一个牛皮纸文件夹里，放在一个边境巡警的帆布袋中，即将被送往联邦地区法院。
他发动皮卡车，拨通了罗萨斯给的加密手机。
“拿到了，”他说，“全部原始数据，包括那张被科尔特斯从报告里抽掉的裂隙连通图。”
“好。”罗萨斯的声音里难得地出现了一丝波动——不是兴奋，而是一种紧绷了许久之后终于可以短暂放松的释然，“把文件扫描一份发给我，原件交给艾莉西亚。她会在明天的禁制令听证会上把它作为补充证据提交。另外——有一件事我需要提前告诉你。明天的听证会，文森特会亲自出庭。他的律师团队今天下午提交了一份长达七十页的反诉状，要求法院不仅驳回绿洲守护的禁制令申请，还要追究你和彼得森博士的刑事责任。他们的核心论点是——你的所有证据都是通过违法行为获取的，因此全部不具备证据资格。”
“这是意料之中的。”
“还有一件事不在意料中。”罗萨斯停顿了一下，“文森特提交的辩护证人名单里，有拉莫斯的名字。”
马库斯的脚踩在了刹车上。皮卡车在鹅卵石街道上猛地停住，轮胎碾过石子发出一声沉闷的嘎吱响。
“拉莫斯？他不可能替文森特作证。”
“不是作证，”罗萨斯说，语气变得很谨慎，“文森特把拉莫斯列为‘事实证人’——他说拉莫斯可以证明你在巡逻期间存在‘异常行为’，包括擅自改变巡逻路线、未经授权进入工业区域、以及与环保组织私下接触。这些事实本身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文森特把它们编排进了另一套叙事框架里。拉莫斯即使站在你这边，只要他说出这些事实，文森特的律师就能把它们重新组装成对你的指控。”
马库斯握着手机，手指发凉。拉莫斯——那个在更衣室里把偷拍照片塞给他的搭档，那个和他并肩站在厂区围栏外面对抗施工队的巡警，那个在凌晨的寒风中问他“你刚才把自己发的那些话放在了公众平台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的人——现在被文森特列为攻击马库斯的武器。而拉莫斯无法拒绝，因为他是被列为“事实证人”的。事实证人有义务出庭，有义务如实回答所有问题。他越诚实，就越容易被文森特的律师利用。
“如果拉莫斯出庭作证，”马库斯说，“不管他说什么，文森特的团队都会把他的证词变成对付我的工具。”
“是的，”罗萨斯说，“但同样的——如果你明天在听证会上坐在证人席上，面对文森特的交叉质询，你需要一个比你更清楚你自己做过什么的人，在法庭上说清楚那些事情为什么发生了。你需要的不是辩护律师，而是一个见证者。拉莫斯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同时证明你的堕落和你的挣扎的人。”
夜幕降临时，马库斯回到了圣米格尔镇。他把皮卡车停在河岸咖啡馆外面的老位置，但没有下车。他把维埃拉教授的文件夹放在副驾驶座上，翻开，借着车顶阅读灯的昏黄光线，一页一页地看完了全部数据。
裂隙连通性示意图、地下水样品检测表、示踪试验原始读数——这些发黄的纸张上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98年那个夏天发生在地下的事。每一组数据都像一块沉默的砖石，垒成了一道跨越二十多年的证据墙。而现在，这堵墙的最后一个缺口被堵上了——那道连接回注井与圣米格尔河主河道的红色箭头，从被删除的一页变成了一张被装在牛皮纸文件夹里的原件。
他合上文件夹，拨通了拉莫斯的电话。
“你知道文森特把你列为证人了？”马库斯问。
“知道，”拉莫斯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很平静，“今天下午收到了传票。克鲁格在办公室里跟我谈了二十分钟，说这不是针对我个人，是正常的司法程序。他还说如果我在法庭上如实陈述对你的观察，对巡逻队没有坏处。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把旁通管道的照片交给了联邦调查局。”
“明天你会出庭吗？”
“会。”拉莫斯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马库斯，在法庭上——当律师问我你那些天做了什么的时候——我不会撒谎。我不能撒谎。如果你需要我在证人席上替你隐瞒那些事情，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做不到。但我可以做到另一件事：我可以把那些事情的全部背景都讲出来。不只是你收了钱、改了日志、放了车。还有为什么你会做这些事——你在医院走廊里凑不够预付金的那个晚上，你妻子的透析指标，你女儿趴在折叠床上的样子。法庭需要看到完整的画面。”
马库斯握着手机，感觉到喉咙里有东西堵着，但他没有让它溢出来。他只是看着圣米格尔河在夜色中流淌，河面上那层油膜在月光下泛着微弱的虹彩。河对岸，第六盏灯——厂区围墙顶端那盏探照灯——仍然亮着，但今晚它的光柱没有扫射，只是安静地照着废水车间外墙那个被凿开后又被消防局封条封住的墙洞。
封条还在。
“明天见。”马库斯说。
“明天见。”拉莫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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