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岛县警本部拘留所坐落在长崎市北郊一座矮山的山脚下。从东京搭乘新干线再换乘地方支线，抵达时已是深夜。林濬赫在车站前的便利店买了两罐热咖啡和一包海苔饭团，把其中一罐咖啡塞进外套口袋，另一罐拉开喝了一口。咖啡是烫的，烫得舌尖发麻，但夜风一吹就凉了。
接待他的是一名值夜班的狱警，姓木下，四十出头，脸上带着长期值夜班的人特有的那种灰败脸色。他核对了林濬赫的律师证件，又核对了东京地检署传真过来的会面许可书，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带着林濬赫穿过两道铁门和一条长长的走廊。
“他不怎么说话。”木下边走边说，“进来三天了，除了自首陈述的时候交代了基本事实，其他时间就坐在角落里，看着墙壁发呆。不哭不闹，不喊冤，也不要求见律师。昨天送晚饭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把饭菜几乎原封不动地放在托盘上，只喝了水。”
“他身体怎么样？”
“手上的伤口处理过了，缝了三针。没什么大碍。但精神状况不太好——不是发疯那种不好，是另一种。就好像他已经不在这个房间里了，只是身体还在这里。”
木下在一扇铁门前停下，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时发出沉闷的金属摩擦声。铁门打开，里面是一间约四叠大小的拘留室。墙壁是淡绿色的，地面铺着灰色的塑胶地板，天花板上嵌着一盏带铁丝护罩的日光灯。靠墙放着一张铁架床，床上没有被褥，只有一张薄薄的毛毯叠得四四方方放在床头。
潮见信雄坐在床沿上，背靠着墙壁，双腿伸直，赤着脚。他穿着拘留所统一配发的灰色运动服，袖口和裤脚都短了一截，露出瘦长的手腕和脚踝。左手掌心缠着白色纱布，纱布上渗出了一小片淡黄色的药膏痕迹。他的头发比在汐见岛时更乱了，花白的发丝垂在额前，遮住了半边脸。
听到门响，他没有抬头。
林濬赫走进去，在潮见信雄对面的塑料椅子上坐下。木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异常后关上了铁门。门上有一个带铁栅栏的小窗，走廊里的灯光从栅栏缝隙漏进来，在潮见信雄侧脸上投下几道平行的阴影。
两个人在沉默中对坐了大约三分钟。林濬赫从外套口袋里掏出那罐热咖啡，放在潮见信雄手边的床沿上。
“便利店买的。可能不如居酒屋的茶好喝。”
潮见信雄的目光动了一下，落在咖啡罐上。然后他伸出手，把罐子握在手里。那只手很瘦，指节突出，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泥土和干涸的血渍——不是他掌心的伤口的血，是更早的、更深层的污垢。他握着咖啡罐握了很久，像是在借那个温度暖手。
“你从东京来。”他说。这是三天以来他第一次主动开口说话。
“下午在医院见了松木康介。他明天做录供。”
“他怎么样？”
“肝癌晚期。医生说时间不多了。他把战时所有相关人员的名单列了出来，准备在录供时全部交代。”
潮见信雄把咖啡罐放在膝盖之间，双手捧着，低着头。走廊灯光照在他的后颈上，那里有几道深深的皱纹，和一个褪了色的旧刺青——那是年轻时候纹的，图案是遗族会的会徽，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
“他还能活多久？”他问。
“六个月。也许更短。”
潮见信雄点了一下头，很轻，像是这个答案和他预计的完全一致。他把咖啡罐拉开，喝了一口，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我以前觉得，”他说，声音沙哑，“我希望他死。从我知道自己的身世那天起——四十年前——我就希望他死。我觉得只要他死了，我的身份就安全了。没有人会知道我是慰安妇的儿子，没有人会知道松木康介是我的父亲。他可以继续当他的大臣，我可以继续当我的遗族会会长。我们两个各自活在各自的世界里，互不相干。”
他停了一下，把手里的咖啡罐转了半圈。
“后来我开始害怕他死。不是因为我关心他——是因为他是我唯一的挡箭牌。他活着，他的权力还在，就没人敢深入调查汐见岛的事情。他活着，忠魂碑就只是一块石碑，遗族会就只是一个联谊组织，自警团就只是几个老兵的业余活动。他死了，所有这些壳都会碎掉。所以我必须在他死之前，把所有可能泄露真相的人都清理掉。”
“桥本秀夫。崔永泰。金顺子。”
“是的。”潮见信雄闭上眼睛，“桥本是我亲手吊上去的。那天晚上他来找我，说他怕死，说他不想和金顺子一样被灭口。我告诉他不会的，我会保护他。然后我带他走到忠魂碑前面，趁他低头系鞋带的时候，用绳子套住了他的脖子。他挣扎了一会儿，鞋子掉了一只。我把他吊上树枝之后，捡起那只鞋，端端正正地摆在雪地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也许我想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仪式——一个被某种更高意志执行的仪式，而不是一场卑劣的谋杀。”
“崔永泰呢？”
“崔永泰不是我杀的。我说过了。”潮见信雄睁开眼睛，转头看着林濬赫，“我约他在旧宿舍见面，是想给他一笔钱让他离开汐见岛。他是名单上的槿裔翻译后代，知道太多事情，但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出卖我。我打算给他五百万日元现金，让他坐第二天的货船走。然后我到了旧宿舍，他已经死了。那把鱼銛钉在他胸口，还是温热的。凶手可能刚走，但我没看到人。”
“你觉得是谁？”
潮见信雄沉默了很久。走廊尽头传来了木下在值班室翻报纸的声音，纸张摩擦的声音在空荡的走廊里格外清晰。
“我以前觉得是柴田。”他说，“但柴田死了。他用自己的血证明了杀崔永泰的不是他。所以现在我不知道了。可能是岛上任何一个不想让名单曝光的人。可能是山口——山口茂的儿子，他在町公所工作，有所有住户的钥匙。可能是渔协里某个崔永泰得罪过的人。也可能是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人，趁着我制造的混乱，借机了结了一桩私人恩怨。”
他顿了顿，声音变轻了。
“这就是我做的事——我在岛上散播了那么多恐惧和仇恨，以至于任何人死在任何地方，都有十几个合理的嫌疑人。我不是在清理名单，我是在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崔永泰的死，归根结底，也是我造成的。”
“李正洙呢？”
潮见信雄的手抖了一下，咖啡罐里的液体晃了晃，但没有洒出来。
“李正洙是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他说，“他二十三岁。什么都不知道。金顺子来找他的时候，只是让他帮忙复印一些文件，带她去本岛拿药。他根本不知道名单的事，不知道我的身世，不知道桥本和崔永泰为什么会死。他只是个普通的渔工。然后我让自警团把他拖到神社廊下，用竹竿打断了他的肋骨。他死的时候我在场。我看着他吐出来的血把神社的木地板染黑了。我没有叫停。因为如果我叫停，自警团的人就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会长要保护一个槿国年轻人？我不能让他们问为什么。”
他把咖啡罐放在床边，双手捂住脸。这个动作让林濬赫想起了松木康介在茶室里双手捂住脸的样子。父子俩在完全不同的地方，面对完全不同的罪状，做出了完全相同的动作。血缘这东西，比任何法律文书都要顽固。
“还有一件事。”林濬赫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潮见信雄面前的床沿上，“这是本岛法医学中心今天下午发来的传真。原田法医从金顺子女士的指甲缝里提取到了凶手的DNA。她比对了你在忠魂碑玉牌上留下的参照样本。”
潮见信雄把手从脸上放下来，看着那份文件。他没有伸手去拿，只是看着第一页上那行黑色加粗的标题——“DNA型鑑定結果報告書”。
“结论是什么？”
“亲权確率99.99%。金顺子是你的生物学母亲。这是法医学上的定论。”
潮见信雄盯着那份报告，眼睛一眨不眨。他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了一些不成词句的声响，然后又把嘴唇抿紧了。他拿起报告翻开，一页一页地看——虽然他可能根本看不懂那些复杂的基因座编号和统计学公式。他只是想看看那些数字，那些图表，那些用打印机墨水印在A4纸上的科学证据。这些证据告诉他，被他杀害的那个老人，是他的母亲。
“我杀她的时候，”他说，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摩擦木头，“她抓住我的手腕。我以为她想推开我。我用了更大的力气把她的头压在窗台上。然后她的手就不动了。我松开手的时候，她的手指还搭在我的手腕上，就像这样——”
他用右手的手指轻轻搭在自己的左手腕上，掌心那道缝合过的伤口正对着脉搏跳动的位置。
“就像这样，很轻，一点点力气都没有。我把她的手拿开，让她侧躺着，伪造了摔倒的现场。然后我关了灯，站在窗帘后面等你走过来。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想。我只想尽快离开那个房间。现在我知道了，她不是在反抗我。她是想在最后一个瞬间，摸一摸她找了六十年的儿子的手腕。”
他放下报告，把脸埋进缠着纱布的左手掌心里。肩膀在剧烈地颤抖，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眼泪从指缝间渗出来，浸湿了白色的纱布。
过了很久，他重新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脸。
“葬礼是什么时候？”
“还没定。她妹妹在首尔住院了，暂时无法操办。遗体会先放在本岛法医学中心。”
“我想去。”潮见信雄说，“不是作为遗属——我没有资格。作为被告。我想在火化之前，站在她面前，跪下来，告诉她：你的儿子在这里。他来得太晚了，但他在这里。”
“你现在还不能离开拘留所。但你可以写一封信。我帮你带到葬礼上。”
潮见信雄点了点头。他拿起床边的咖啡罐，把最后一口咖啡喝完，然后把空罐子放在窗台上。月光从带铁栅栏的小窗里照进来，照在那个铝罐上，反射出一小片冷白色的光。
“还有一件事。”林濬赫说，“松木康介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潮见信雄没有动。
“他说——‘你是我唯一的儿子。’”
潮见信雄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小窗前，背对着林濬赫，把一只手按在墙壁上，支撑着身体的重量。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他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咀嚼这几个字的味道，“六十年。我等这句话等了六十年。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是被收养的。养母对我很好，但镇上的孩子总是叫我‘私生子’。我不知道私生子是什么意思，回家问养母，她哭了。后来我长大了，知道了真相，我去本岛找松木康介。他见了我十分钟，然后就让我回去。他说：‘你是潮见家的儿子，不是我的。不要再来找我了。’”
他转过身，月光照在他脸上，照出了眼角的泪痕。
“现在他快死了，他说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你恨他吗？”
“恨。”潮见信雄说，声音很平静，“但我已经不想再为这份恨意做任何事了。我用了四十年恨他，恨他让我变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然后我用了二十年替他干活——清理名单，封口证人，守护忠魂碑。我把所有恨他的人都杀了，包括我母亲。最后我发现，我杀的不是恨他的人，我杀的是我自己。我把自己的母亲杀了，把自己的良知杀了，把任何可能救赎我的东西都杀了。”
他走回床边坐下，把那份DNA报告仔细折好，放在枕头下面。
“在拘留所这几天，”他说，“我想起一件事。小时候养母带我去忠魂碑献花，我问她，这块碑是纪念谁的？她说，是纪念战死的士兵。我说，他们为什么死？她说，为了国家。我又问，国家是什么？她没有回答。现在我坐在这里，用六十年想通了那个问题的答案——国家，就是松木康介在契约书上签的那个字。它太大太远了，大到可以装下所有人的罪，远到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不行。我只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罪，需要一个人来承担。”
他在铁架床上重新坐直，看着林濬赫。他的眼睛里有某种林濬赫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悔恨，不是绝望，不是解脱，而是这一切的混合体。是一个人在失去了所有可以躲藏的壳之后，第一次直面自己裸露的灵魂。
“林律师。你有纸和笔吗？我想写点东西——不是遗书，我已经不需要遗书了。是一封信。给她。给金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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