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矿区从来不在地图上。
诺瓦市的官方地图将这片区域标注为“东郊工业预留地”，用浅灰色的色块一笔带过，没有街道名称，没有公交线路标记，没有任何公共服务设施的图标。市政府在19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北矿区改造计划，拨了三百万诺瓦币的预算，成立了专门的规划委员会，召开过几次面向居民的听证会。然后那笔钱被挪去修补市中心的高架桥，规划委员会悄无声息地解散，听证会的记录在某次档案搬迁中遗失。
维克多记得这些，因为他在法学院第一年写过一篇关于北矿区土地权属问题的论文。那篇论文得了A，指导教授在页边写了一条批注：“你对这个地区的了解似乎不仅限于文献。”维克多从未回复那条批注。他当时已经用了维克多·海因斯这个名字，不想让任何人将他和那片灰色色块联系起来。
此刻，他站在北矿区唯一一条铺了沥青的主干道上，看着二十年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街景，感到胃里翻涌起一股混合着熟悉与排斥的复杂情绪。主街两侧的红砖楼房仍然破旧，墙体上的涂鸦换了几代人的签名，但风格从未变过。街角的杂货店还是那家——铁栅门，霓虹招牌缺了“店”字的右半边，橱窗里陈列着和二十年前同样品牌的罐头食品。他偷过那家店。十六岁的维托·亨德里克斯在凌晨撬开了店门，用一把从工地上捡来的螺丝刀拧松了收银机的后盖。他偷了八十七诺瓦币和三包口香糖。逃跑途中摔了一跤，膝盖磕在铁轨的枕木上，留下一道月牙形的疤痕。那道疤痕仍然在他左膝上。
他继续往前走。街对面是原来矿工工会的旧址，现在被改成了社区服务中心。门口贴着一张褪色的告示，通知居民市政府将再次启动北矿区改造评估。告示的发布日期是三年前。服务中心旁边是一栋六层高的灰色居民楼，外墙上有一道从三楼延伸到五楼的裂缝，裂缝里塞着水泥补丁，补丁上又裂了新的裂缝。维克多站在这栋楼前，抬头看着三楼那扇挂着褪色蓝窗帘的窗户。他在这扇窗户后面住了十六年。
楼道里的灯早已不亮。他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光爬上三楼，在第三扇门前停下来。门上的油漆剥落了三分之二，露出底下深褐色的木质纤维。门铃早就坏了。他用指节敲门。
门开了。
开门的女人五十多岁，身形瘦小，穿着一件褪色的花布围裙。她的头发从黑色褪成了灰白，脸上的皱纹比同龄人深得多，但眼睛——那双深棕色的眼睛——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她看着维克多，表情没有变化，没有惊喜，没有愤怒，没有流泪。她只是把门往内拉了一些，说：“你回来了。”
这是他的母亲。艾琳·亨德里克斯。她从未离开过北矿区。维克多在过去二十年里给她寄过支票，每一张都被她存在了一个银行账户里，从未取用。她的解释是：“我不需要你的钱，我只需要知道我如果需要，可以取得到。”她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不回来，没有问过他换了什么名字，没有问过他在外面过着怎样的生活。她只是偶尔在电话里说一两句话——矿井停产那一年，她说过一次；他父亲的肺病恶化那年，她说过一次；他父亲的葬礼那年，她说：“你可以不用回来。你爸爸不知道你还活着。”
此刻，维克多坐在那张他小时候做过功课的旧餐桌旁，面前摆着一杯速溶咖啡，热水显然是匆忙烧的，杯口还在冒气。艾琳坐在他对面，双手交叠在桌面上，姿势像是一个等待公证员宣读文件的老人。
“妈，”他开口，声音比自己预期的更加沙哑，“我需要你告诉我一些事。”
“关于海因斯。”艾琳说。
维克多震惊地睁大眼睛。他来之前没有告诉她自己要问什么。但艾琳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仿佛她等了二十年就是在等他问出这个词。
“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是你爸爸唯一一次打你。”艾琳的眼睛望向窗外那条锈迹斑斑的铁轨，“你十六岁那年，偷了杂货店被抓进少管所。你爸爸去接你回家那天晚上，你坐在你现在坐的这张椅子上，用少管所图书室借的那本法律入门书里的语气说——‘我要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你爸爸问你要叫什么名字。你说，海因斯。然后他扇了你一巴掌。那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打你。”
维克多不记得这件事。他怎么努力都想不起来。
“你当时在少管所遇到过一个姓海因斯的人。”艾琳的声音平淡如铁轨上滚过的风，“那个男孩比你先出来。他给你写过信。信里夹了一份旧报纸的复印件。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叫劳伦斯·海因斯的人在1970年代被判洗钱罪的故事。你拿到那篇文章后，对着你爸爸说，这个姓海因斯的人和克劳航运公司的老板合伙走私，而克劳航运公司在东港的码头仓库，就是你爷爷做装卸工时每天工作的地方。你说你要用海因斯这个姓，因为这是一个被克劳家族毁掉的姓氏。你要用这个姓去接近克劳家的后代，让他们付出代价。”
维克多感到一阵眩晕。这不是他记忆中的自己。他记忆中的自己是随机选择了一个去世同学的名字，只是想要一张干净的身份，只是想要逃离北矿区的泥沼，只是想要不再成为那个在收银机里偷八十七诺瓦币的小偷。但母亲口中描述的那个少年——那个在少管所里酝酿着复仇计划的少年——才是真正的维托·亨德里克斯。
“你爸爸打你，”艾琳继续说，“不是因为你要换名字。是因为你告诉他你要去找克劳家的人。他知道克劳家族是什么。你爷爷在那个仓库里被砸断过两根肋骨，克劳航运公司的人连工伤补贴都没给他。他知道那个家族有多危险。他求你放弃。但你第二天早晨还是走了。”
维克多的手指在桌面上攥紧，指节泛白。他努力回忆少管所里的那个姓海因斯的人，但他的记忆一片空白。不是被压抑了——而是被有意地挖掉了。他将那段记忆连同维托·亨德里克斯的名字一起埋进了伪造的死亡证明里。所以他从法学院图书馆里第一眼看到丹尼尔·克劳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他是谁。
他不是随机选择了一个朋友。他是定向选择了一个目标。
艾琳站起身，走进卧室。几分钟后她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生锈的铁盒——那种旧式饼干盒，盖子上印着已经模糊不清的花卉图案。她将盒子放在餐桌上推到维克多面前。维克多用指尖撬开生锈的盒盖。
里面是一叠发黄的信件，按日期排列得整整齐齐。最上面一封的邮戳日期是二十四年前——那时他还在少管所。寄件人一栏写着：艾伦·海因斯，北矿区少管所2号监室。这是那个在少管所里给了他报纸的人。海因斯家族的后代。劳伦斯·海因斯的孙子——或者侄孙。信件的内容大多是与维托日常对话的简短问候，但在第中间某一封信的末尾，艾伦写了一句话：“你说你想改变人生，我不想。我只想搞清楚我爷爷到底做了什么。这张报纸给你。”
那是促使他用了海因斯这个姓氏的最终推手。
维克多将这封信放在桌上，拿起铁盒底部最后一份文件。那不是信。那是一份旧报纸的复印件，纸张已经脆得几乎一碰就碎。头条标题是：“联邦调查局破获海因斯洗钱网络，东海岸走私案再添新证”，日期是1971年11月。文章中提到劳伦斯·海因斯的货运代理公司被指控为奥古斯都·克劳的走私活动洗钱，而劳伦斯·海因斯在被捕时否认所有指控，声称真正的洗钱主谋另有其人——他的名字叫奥古斯都·克劳。但克劳航运公司的老板没有被起诉，因为劳伦斯的证词在法庭上被认定为“缺乏独立证据支持”。报道还提到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在这起案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名字是——理查德·莫罗。现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
维克多将报纸轻轻放下。铁盒底部还有一个更小的东西——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两个男孩蹲在少管所铁丝网下的背影。一个穿着灰色囚服，另一个也穿着灰色囚服，两人并肩蹲着，肩膀靠得很近。照片背面写着——“维托和艾伦，少管所图书馆外。”以及一句话：“我们从铁丝网里往外看，看到的是同一片天空。”
他盯着这张照片，手指不可控地颤抖。他记忆中的艾伦已经没有任何具体的面孔，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和一个名字——海因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了忘记这个人。也许是因为他的整个计划——接近克劳家族，让他们付出代价——始于艾伦，而他自己从未承认过自己真正在执行这个计划。
“艾伦后来怎么样了。”他问。
艾琳站在窗边，背对着他。“他比你晚出少管所两年。出来后找不到工作。后来去了东海岸的港口做装卸工。就在克劳航运公司以前的那个仓库。六年前，”她停顿了一下，“码头上的集装箱倒塌。他当场死亡。报纸上提了一行字，连名字都没有，只写‘一名前科人员’。那个男孩这辈子只有过两个名字：一个是海因斯，一个是前科人员。”
维克多闭上眼睛。海因斯家族的最后一个人也死了。
在北矿区以北的公墓里，他在母亲指给他的那片简陋墓地找到了艾伦的墓碑。碑上刻着名字：“艾伦·海因斯”，生卒年份，以及一行短铭：“他从这里来，没有离开。”他在墓前站了很久。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那张他在老码头上写下的字迹，关于奥古斯都的合伙人姓海因斯——掏出打火机点燃，看着火焰把“海因斯”三个字烧成灰烬撒进初冬的风里。
但他没有离开公墓。他沿着碎石子路走回母亲的公寓，发现楼下的邮筒里塞着两封信。其中一封是水电费账单。另一封是乳白色信封，没有邮票，没有人名，是人工投递的，寄信人没写任何地址。信封里只有一张信纸，纸上只有一行打印字：“海因斯先生，我知道艾伦·海因斯是谁。我知道你在少管所里接过他的信。我知道你父亲为什么打你。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杀了丹尼尔·克劳。署名：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维克多将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他的手很稳，呼吸平稳，但他的瞳孔收得极细，像一只嗅到了猎人气味的猎物。
有人在他之前来过北矿区。这个人知道他十六岁时的所有秘密。而丹尼尔在废弃剧院里说的那句话忽然在他脑中炸开——“我花了二十年想要找出你和我之间究竟有没有一条隐藏的血脉连着。”丹尼尔也在追查同一件事。但他查错了方向。他以为维克多是劳伦斯的后代——而真正的劳伦斯后代已经死了，被埋在集装箱底下，墓碑上的名字正在风化。
那么现在坐在诺瓦市某个阴暗房间里写下这张纸条的人是谁？这个人既不是丹尼尔，也不是他——但这个人知道一切。
维克多将信封翻过来。信舌上残留着一丝极淡的男士古龙水气味。檀木和皮革。丹尼尔·克劳惯用的那款。
他抬起头，北矿区铅灰色的天空正开始飘下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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