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海生记得很清楚，那是九月末的一个深夜，闽州的雨季还没过去，空气里黏着一股海腥和铁锈混合的气味。他开着自己那辆快散架的桑塔纳，沿着龙跃湾的堤坝路往队里赶。车灯扫过的地方，能看见远处工地上密密麻麻的打桩机，像一群钢铁巨兽蹲在黑暗中。
对讲机响了，是值班的小周。
“方队，有人举报龙跃湾工地有人走货。”
“走什么货？”
“还不清楚，线人说是一个集装箱，刚从台湾那边过来的渔船卸下来的，今晚就要从工地拉走。”
方海生看了眼表，差一刻十一点。他打了一把方向盘，车子拐进了一条烂泥路。这条路他熟，龙跃湾说是填海造港，其实外围的滩涂地早就被各路神仙瓜分干净了。走私的、倒废料的、挖沙的，谁都想在这块肥肉上啃一口。
工地的探照灯远远地亮着，方海生把车灯关了，摸着黑往前开。他干缉私这行十二年，从部队转业回来就进了海关，见过的走私花样能写本书。但今晚这种走法，他还是头一回碰上——直接往填海工地上送，胆子也太大了。
他把车停在一堆碎石后面，拿了手电筒下车。海风很大，裹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远处能听见推土机的轰鸣声，那是隆丰集团的施工队，二十四小时三班倒，赶在年底前要把这片滩涂填平。
走了大约二百米，方海生看见了一辆厢式货车，停在工地边缘的一个临时码头上。几个人影正在往车上搬东西，动作很急。他蹲下来，从腰后摸出对讲机，压低声音呼叫支援。
就在这时，一声闷响从货车那边传来。像是什么重物砸进了泥里。紧接着是几个人慌乱的叫骂声，方言很杂，有闽南话，也有他听不太懂的口音。
方海生来不及等了，他掏出手枪，贴着工地围栏的阴影往前摸。走了不到五十米，那辆货车突然发动，大灯亮起，照得他眼前一白。等他把枪举起来的时候，车已经冲出了工地大门，沿着堤坝路往南跑了。
他没有追。因为那几个人跑得太急了，连码头上的一堆东西都没来得及带走。
手电筒的光扫过去，方海生先看到了几只散落的蛇皮袋，袋口敞着，露出一角青花瓷片。走私文物。他心里有了数。再往前照，码头的木桩上拴着一条缆绳，绳子垂进水里，另一头不知道牵着什么。
方海生蹲下来，伸手拉了拉缆绳。很沉。他使劲拽了几下，水面开始翻涌，一个黑乎乎的、长满了藤壶的东西慢慢浮了出来。
那是一块铜制的船铭牌，巴掌大小，上面锈迹斑斑，但几个英文字母还依稀可辨：SS. YUNG FENG。
永丰号。
方海生盯着那几个字，觉得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但没等他细想，工地那边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哨声。几个人打着手电筒往这边跑，领头的一个戴着安全帽，胸口别着隆丰集团的徽章。
“干什么的？这里是施工重地，闲人免进！”
方海生站起来，亮出证件：“海关缉私。你们工地有人走私文物，我是跟着线索过来的。”
安全帽扫了一眼他手里的枪，态度软了几分，但语气还是硬的：“方队长是吧？我们这儿天天有偷沙的、偷铁的，您说的什么文物，我没看见。您要有事，走正规程序，先跟集团办公室联系。”
方海生没理他，回头看了一眼水里那块铜牌。安全帽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脸色变了一下，虽然很快恢复了正常，但那个瞬间的异样，方海生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你们工地挖出来的？”
“不清楚，可能是以前渔民丢的废铁。”安全帽挥了挥手，“明天我让人捞上来看看。”
方海生把缆绳在木桩上多绕了一圈，打了个死结。“别动。这东西我要带回去鉴定。”
回到队里已经是凌晨两点。小周把那个落网的文物贩子审了一遍，吐出来不少东西——他们这帮人专收海捞货，这两年龙跃湾填海，从淤泥里翻出来不少老物件，有瓷器，有铜钱，甚至还有几把锈死的步枪。
“枪？”方海生正在擦手上的泥，听到这句停了一下。
“对，三八大盖，日本人用的。”小周把审讯笔录递过来，“那小子说，龙跃湾底下埋着一艘战时沉船，他们圈里人管那儿叫‘铁坟头’。前些年水深的时侯，有胆子大的下去摸过，说船体还在，里头东西不少。”
方海生想起那块铜牌，立刻让人去查。档案科的回复来得很快：永丰号，原属新加坡华侨航运公司，1944年12月在闽州外海失踪，船上载有南洋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一批，船员十二人，全部遇难。
“全部遇难？”方海生皱眉，“那船怎么会在龙跃湾的滩涂里？”
档案科的人答不上来。他又连夜去找了港务局的老工程师老郑。老郑退休前管了三十年闽州港的水文资料，听完方海生的话，摘下老花镜想了好久。
“龙跃湾那片，四五十年代还是海，淤泥层很厚。如果真有沉船，可能是台风天被浪推进来的，也可能是——”老郑顿了顿，“也可能是有人故意把船开进去，搁浅之后再凿沉。”
“为什么？”
“灭迹。”老郑重新戴上眼镜，语气平淡，“海里沉一条船，比埋一百具尸体都干净。”
方海生从老郑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他站在路边抽了一根烟，脑子里反复转着那几个字：十二人，全部遇难，1944年。
回到办公室，他正准备写报告，电话就响了。是主管副关长赵明堂。
“小方，昨晚龙跃湾那个案子，暂时搁一搁。”
“赵关，我正想汇报，那个案子牵扯到——”
“我知道牵扯到什么。”赵明堂的语气很沉，“隆丰集团是市里请来的重点投资商，填海工程是省里的一号项目。你这个时候去查人家的工地，挖什么沉船，不合适。”
“可是现场发现了文物，还有一块沉船铭牌，那上面——”
“什么铭牌？我没看见任何报告。”赵明堂打断了他，“方海生，你先把手头的走私文物案结了，其他的别管。”
电话挂断了。方海生握着话筒，听着里面嘟嘟嘟的忙音，忽然觉得那块铜牌上长满的不是藤壶，是一双一双的眼睛，从1944年的海底看着他。
同一天，闽州华侨新村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旧屋里，一个老人正在听收音机。他叫周沧海，今年九十一岁，归国华侨，独居。邻居们只知道这个老头脾气古怪，不爱说话，房间里常年拉着一层厚厚的土布窗帘。
收音机里在播早间新闻：龙跃湾填海工程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完成围堰合龙。老人听着，眼皮跳了一下。他慢慢站起来，走到墙角那个老式樟木柜子前，从贴身的汗衫里摸出一把钥匙，开了锁。
柜子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生锈的铁皮箱子，箱子上挂着一把更小的铜锁。老人把箱子抱出来放在桌上，又摸出另一把钥匙，插进锁孔。铜锁啪地弹开了。
箱盖掀起的瞬间，一股樟脑和陈年纸张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里面的东西码得整整齐齐：一沓发黄的侨批，一卷系着红线绳的船票存根，一张褪了色的黑白照片，还有一块卷成筒状的、手绘的航海图。
老人伸出干枯的手指，在航海图的一处位置上点了点。
那里用红笔画了一个圈，圈住的水域，正是今天的龙跃湾。
圈旁边写了一行蝇头小字，墨水已经晕开了，但字迹仍然力透纸背：民国三十三年腊月，永丰号沉于此。十二亡魂，吾独活。天理昭昭，当有报时。
老人把箱子合上，重新锁好，双手按住箱盖，沉默了许久。他清瘦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按在箱子上的手指，指节发白。
窗外，城市开始苏醒了。车声、人声、远处工地上隐隐的汽锤声，汇成一锅沸腾的粥。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坐在暗处的老人，更没有人知道，他箱子里的那些纸，即将掀起一场风暴。
而这场风暴的中心，正坐在大洋彼岸一栋玻璃幕墙大厦的顶楼办公室里，俯瞰着这座欣欣向荣的城市。
他叫林鹤年，隆丰集团董事局主席，东南亚排名前三的华商巨贾。此刻他刚挂掉越洋电话，脸上的神情晦暗不明。
电话是闽州工地打来的，汇报了昨晚的事：海关的人在码头上发现了一块沉船铭牌。
林鹤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打开抽屉，取出一本老旧的皮质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上贴着一张发黄的剪报，日期是1945年2月。新闻标题的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人的眼睛里：
“永丰号全体船员英勇殉难，侨界哀悼。幸存者林浩坤先生将全权处理善后事宜。”
林鹤年伸手摸了摸剪报上“林浩坤”三个字，忽然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落在玻璃幕墙的倒影里，像一尾从深水浮上来的鱼，张开的嘴里，满是利齿。
他把笔记本合上，重新锁进抽屉，按下了桌上的呼叫键：“帮我订一张回国的机票，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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